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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这些年实现的比当初设想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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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赵鼎新教授以及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最近成为焦点。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致命弱点》一文中,他将自己的工作重点总结为三点:“一、在国内介绍和推广历史社会学研究,在西方与各国顶尖学者展开对话,同时朝着重新树立中国的历史观和时间本体论的方向努力。二、通过支持和推动宗教社会学、族群社会学以及帝国研究等领域,帮助国内社会学在研究视野和研究问题意识上从内地拓展到边疆,从边疆拓展到海外,做大国的学问,为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做理论准备。三、开展对于社会科学方法的系统研究,总结西方特别是美国主流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得失,在认识论层面试图寻找和建立一个能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对话,但同时体现中国智慧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此。3月24日下午,澎湃新闻·思想市场专访了赵鼎新教授,在他看来,在浙江大学的十余年,“实现的要比当初设想的多”。以下为访谈正文。




赵鼎新教授 澎湃新闻记者钟源 拍摄


澎湃新闻:对于社会学学科建设,您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赵鼎新:我的学科建设思路分几个层面。

第一是招顶尖学校的、学术训练比较好的青年学者。

第二是帮助这些青年学者尽快适应中国情况,适应中国社会,然后继续能在顶尖的国内、国外杂志和出版社发文章,特别是发能在世界上产生持续性影响的西方主流大学出版社的专着。


第三是这些文章、专着在本体认识论基础上要有一定的中国视角、中国问题意识,但是同时又能让国内外学者广泛接受。我所说中国视角和意识不是很便宜地描述一些西方世界似乎“没有”的东西,并且标记为是中国的特殊,而是在本体伦、认识论和问题意识层面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目标,我做了很大努力。

澎湃新闻:您在浙大的一些尝试,比如鼓励青年学者投外国顶刊、长聘机制等等,按照国内高校的评价体系,会不会对他们有影响?

赵鼎新:短期内看,我们的学者是没有优势的,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浙大社会学系是个新系,人员主要是通过新的长聘体系召进来的,长聘体系有它的一套规则,青年学者成长会比较“慢”。


第二,在长聘标准上,我们不是以课题多少、文章多少和帽子多少为准则,而是鼓励青年学者去做“十年磨一剑”的学问,同时请了一批北大(专题)、人大、清华等大学的着名学者进行学术把关。这样在产出文章数量上肯定会低于那些做短平快研究的学者。

第三,我们招了不少研究不太容易申报国内课题的、具有一定“敏感”性议题的学者。他们不但没有课题可以申请,并且很难发表。同时,在社会学系把中国的声音打出去的长聘“压力”下,他们的文章和书籍主要是依靠外文发表。必须说明,“养”一批这样子的人非常重要。我举多年前一直反对一胎政策的学者为例,当时他们做的也是“敏感课题”,现在来看,幸亏有这些人顶着压力一直在发声。

澎湃新闻:您指的“中国意识”是怎样的一种视角?您认为社会学学科发展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赵鼎新:中国问题意识这一议题可以从多方面来阐述。与我自己最近的思考相关的是,类似于西方科学的分析方法,在古代中国比比皆是。比如清朝有一位官员去黑河地区考察,他在报告里面写道:当地发生旱涝灾害最主要的原因是森林砍伐。原来山上有很高的黑松林,二三月份天气转暖的时候,松林上端的雪融化成水流入当地50多条渠;到五六月份的时候,松林下的积雪消融又可以再一次灌溉田园。然而,当黑松林都被砍光后,洪水只发一次就没有了——一次大洪水下来会太多太涝,后续再没有雪水灌溉了就会发生旱灾。这是多么好的因果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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