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宜宾历史上的那些文化名人代表

2017-11-16 | 来源: 加西网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四川历史上的文化名人

　　文/桑宜川

　　前不久，途径纽约，拜会文友亚平兄，并应兄之邀请，假曼哈顿洛克菲勒大厦下面的五粮液酒家品尝四川家乡的佳肴，触景思情，次日专程去了一趟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查阅史料，因为那里收藏着许多至今保存完好的民国时期杂志，其中的30年代《玲珑》杂志可算是佼佼者。这份新女性时尚杂志创刊于1931年的上海，1937年因抗战爆发而停刊，共出版了298期。记得张爱玲曾说过：“一九三零年间女学生们几乎人手一册《玲珑》杂志。”由此可见当年沪上《玲珑》的受青睐程度，有着众多“粉丝”级的拥趸者。果不其然，我想要查阅赵慧深的旧影及佚事就在其中。

　　一代名伶赵慧深

　　回望历史，赵慧深（1914---1967年）乃是现代中国的着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在当下物欲喧嚣的世态里，她早已被淡忘。上世纪“文革”初期，她遭受狂热的红卫兵造反派无端迫害，不堪羞辱，含冤自杀，从此香消玉殒。往事悠悠，她的靓影与故事早已尘封经年，但在家乡人的记忆里依然鲜活。赵慧深是宜宾人，与笔者算是同乡。早年她出身官吏家庭。父亲赵锡名曾任河北永年县知事、江苏东台县长等职，虽然官做得并不大，但却颇得书香传承，祖上是蜀南的大户人家，与我母亲的赵家祖上乃是本家族人，在宜宾与自贡之间的乡下罗湾，二家大院相隔不远，且都曾受过朝廷薪俸。如今那些川南大院已年久失修，破败坍塌，散落四处的青砖被附近乡民悉数搬回家去垒猪圈，只剩下原址屋基的硕大条石及旁侧的百年桂树，尚可依稀辨认出当年主人家生活的富庶与鼎盛。

　　

　　其实，赵慧深从小就随父离川，先后在天津女子师范小学、南京教会中学读书，20年代末，进上海南方大学攻读文科。期间随着名艺术家，胞兄赵景深演出欧阳予倩的《泼妇》等话剧。她离开教会学校后，赴上海，在梅花少女歌舞团当秘书，后进入南方大学攻读文学，受进步影戏影响，30年代初即投身于戏剧运动，个人经历丰富多彩。

　　上世纪的30年代初，赵慧深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任戏剧干事，参加《父归》、《湖上的悲剧》等进步话剧的演出。1934年到北平，入中国旅行剧团，任剧团宣传主任。在期刊《青年界》上发表过《乡下姑娘的春天》、《臭虫与跳蚤》等文章及独幕剧《生命的喜剧》。在这一时期，赵慧深还随团到天津，首次在新新剧院演出了曹禺刚刚写成的话剧《雷雨》。她在其中饰演繁漪，以深沉含蓄，充满内心激情的表演，淋漓尽致地揭示了繁漪的复杂心理活动。这次演出轰动了剧坛，获得高度评价，从此享有“活蘩漪”之誉。还记得80年代初的大学时代，我辈在狮子山上看早期话剧《雷雨》的坝坝电影，每逢蘩漪出镜，那悠深的离肠韵味，直让少年学子的我砰然心碎。

　　1937年，她又在袁牧之编导的影片《马路天使》中扮演妓女小芸。她对角色寄以极大的同情，并把这种同情深深地融化在对角色凄凉身世的准确细腻的理解和体验之中，以自己精湛的演技，成功地塑造了善良而又不幸的妓女小芸的艺术形象。从而因一出话剧、一部电影，一个繁漪、一个小芸，享誉艺苑影坛。

　　

　　抗战时期，长江下游诸城相继沦陷，赵慧深返回四川避难，在距离宜宾不远的长江岸边江安城学艺，因为那里曾是如今的中央戏剧学院前身，现代中国戏剧的发祥地，民国“国立剧专”的大本营，曾培养出了不少杰出艺术人才。谢晋就在那里出道，走上了电影艺术之路，并与当年江安中学的校花结下了秦晋之好，执手一生。今年九月份，我回国为母亲执绋迁坟，回到宜宾，家乡的弟兄姊妹们特地陪我去了一趟江安，寻访“国立剧专”的旧址，看到只剩下一个不起眼的天井院落，裹夹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一角。往事悠悠，那些史诗般的历史场景早已如烟云消散，唯有对斯人的记忆依然鲜活，不曾消遁。

　　

　　

　　赵慧深的夫君陈鲤庭，是当年上海滩上的着名电影制片人和表演艺术家。他们二人都热爱戏剧事业。30年代中期，赵慧深加入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后，即到陈鲤庭工作室任职，做了不少幕后工作。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曹禺的《原野》，都是由她亲自组织、第一次搬上舞台的佳作。抗战爆发后，她参加陈鲤庭带领的抗敌演剧四队。辗转到西北时，俩人结为夫妻。在此期间，赵慧深演出过《秦良玉》等剧，并担任众多剧目的群众角色。她改编的《自由魂》、与人合作的《穷汉岭》以及后来自己编写的《三年来的中国旅行剧团》，均获得佳评。1941年，她入中华剧艺社任干事，主要组织剧目工作。曾在赵丹导演的《清明前后》中任副导演，参演《面子问题》中的小姐角色等。她还替演过《屈原》、《天国春秋》等剧里主要角色，人称“百代公司”，意指代人演戏，演什么便像什么的天才演员。（上图：左为赵慧深）

　　

　　抗战年代后期，她与陈鲤庭聚少离多，感情慢慢淡出。1946年回到上海不久，就奔赴苏北解放区，实际上与陈鲤庭分手了。后来她历任旅大教育厅社教团戏剧指导、旅大文协艺委会副主任、东北戏改处编审科长、东北戏曲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东北戏曲学校校长等职。

　　1949年以后，赵慧深作为进步艺人进京，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编剧、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编辑、及“北影”编辑部副主任等职。发表的主要作品有京剧《三不愿意》、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等。1960年，她作为文艺界代表参加全国第3次文代会。“文革”初期，她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三反分子”，并因在《马路天使》中扮演过妓女，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百般侮辱，腿骨骨折，疼痛难熬，最后她只有以死抗争，1967年12月4日，在极度悲愤中自尽，终年53岁，正值艺术家出成果的黄金时代，真是可惜了。尽管“文革”后，为她平了反，恢复了名誉，但斯人已去不复回，留下说不完的凄美故事。那年那月，因不堪人身迫害而以死明志的现代中国文学艺术界名人大家何止她一人？目前坊间统计出的数据已近200人，实在是太过于悲情的人生故事。

　　

　　一代大师唐君毅

　　

　　唐君毅（1909—1978）出生于四川宜宾柏树溪，一个静谧安闲的川南小镇，曾是宜宾县二中所在地，我念高一的学堂，在那里曾与蜀中闻人樊建川同班同桌，右边课桌坐的是易粟，没想到如今已在省城衙门里做了大官。当年学校坐落在金沙江岸，翻过学生食堂的墙头就是江边，江对岸就是云南地界。还记得我们的班主任薛岱，是一位从上海来支援内地三线建设的老师，常穿一件洗得几乎发白的蓝色上装，腋下是一排布绳纽扣，裤腿膝盖处还有一对大补丁。如今40多年过去了，然岁月流金，师长教诲依然如昨。那个年代小镇上的生活十分困顿，物质供应匮乏，景况与全国各地差不多，连自行车都很少经过，街头有一家三层楼的新华书店，就算是高大建筑，里面摆满了《欧阳海》、《金光大道》之类的文学作品，仿佛只有从那里才可以呼吸到外面世界的空气。（右图：唐君毅和夫人谢廷光1941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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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君毅就出生在这里，不过在他的幼年时代，那里的物质生活或许更为拮据。他的祖上原为广东五华客家人，后来随“湖广填四川”而入蜀，以糖工起家，广置田产，站稳了脚跟。到了他祖父一代才开始读书，成为耕读之家。他的父亲为前清秀才，后曾赴南京从欧阳竟无先生学佛，并着有《孟子大义》一书。他的母亲也有相当的学养，留世有纯朴情真的《思复堂遗诗》。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传统礼教气氛之家庭的涵育下，唐君毅从小就培养了对古人深深的尊敬和“厚道的心情”。下川南岷江流域的敦厚朴实民风和“东去江声流洞泊，南来山色莽苍苍”的金沙江景，大凉山色，更陶冶了他宽厚笃实的性格，可从其所撰写的《怀乡记》里体悟他的当年心境。

　　

　　唐君毅的少年时代受家庭影响，饱读诗书，在蜀地长大成人。17岁那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学，不久即转入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受业于方东美、汤用彤诸先生，并曾听熊十力先生讲“新唯识论”，而得忝列门墙。 1932年唐君毅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先返回四川，在成都教了几年中学。抗战爆发后，他转任华西大学讲师，不久赴重庆，任中央大学讲师，至1944年升为教授，并兼哲学系主任，一直到1949年，这期间，他还曾短期兼任过华西大学、金陵大学教授和无锡江南大学教务长。

　　对唐君毅来说，1949年是他一生学术的结点。是年初春，他应广州华侨大学之聘南下，但因时局动荡，没有多久便离穗赴港。唐君毅到香港后，与钱穆、张丕介等共同创办新亚书院，受聘为新亚书院教授。除担任书院主要课程外，还兼任教务长一职。1950年，倡设并亲自主持了新亚学术文化讲座，邀请着名学者主讲，历时五年，共一百三十九次，使新亚名声鹤起，为海外学人所推重。（上图：左为钱穆，右为唐君毅，1953年在香港新亚书院合影）

　　1957年后，唐君毅曾多次应邀前往美国、日本、南朝鲜及欧洲各国参加学术会议或作专门学术演讲。1958年元旦，由他负责起草，并与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等联合署名，发表了被称为海外当代新儒家思想纲领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因而载入史册。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新亚书院成为其成员之一，唐君毅受聘为哲学系讲座教授，兼任系务委员会主席，并被选为中文大学第一任文学院院长。后因中文大学与新亚书院的办学方针及教育理想大异其趣，新亚研究所遂脱离中大而独立，唐君毅受聘为所长。1974年，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专任新亚研究所所长一职。那时候的新亚书院是在港台文化人的聚会沙龙，常有金庸，林语堂等名流到访，引领一代新风。

　　

　　上世纪60-70年代，是唐君毅学术生涯的高峰，他致力人文精神的重建与发展，对西方和东方哲学进行了综合和发展，其学问体大思精，长于辨析又善于综摄，驰骋于东西方哲学之中，而归于中国圣贤义理之学。唐先生的《中国哲学原论》系列着作七卷，对中国传统哲学做出系统疏解并不时提出新诠释。此外，还着有《道德自我之建立》（1944）、《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53）、《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1958）、《人文精神之重建》（1955）等重要着述，对人生有精纯深微的体验，发展了中国儒家传统的人文主义世界观。

　　1977年，他出版两卷本巨着《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乃其平生学思之综化，其思想体系之完成。他将宇宙万事万物看作都是求超越的过程，生命存在不仅是为存在而存在，乃是为超越自己而存在；心灵的活动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从现实的生活逐渐向上求更高的价值，最后止于天德与人德一致的最高价值世界。他的这部着作发表后，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可和柏拉图、康德的着作比美，并誉为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以来的杰出哲学家。1978年2月2日，唐先生病逝于香港，享年七十岁。1991年，后代学者整理出版了《唐君毅全集》出版，全三十册。（上图：香港中文大学校园里的唐君毅铜像）

　　

　　如今，唐君毅以他的学术成就，被海内外广泛誉为当代新儒家第二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当代新儒家指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谋求发展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学界将他们分为三代，第一代是1921年至1949年，代表哲学家为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1950年至1979年为第二代，代表哲学家为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第三代是1980年至今，代表哲学家有余英时、成中英、刘述先、杜维明、霍韬晦、姚新中、王康等人。其中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曾联署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强调“心性之学”为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他们与方东美、冯友兰、熊十力、梁漱溟遂又有新儒学八大家之美称。（左图左起：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牟宗三）

　　其实，1949年前后，唐君毅及钱穆等学者均因时势动荡而居于香港，并在香港设立新亚书院，对香港中文大学的成立做出不少贡献，并被视为宋代书院文化的延续。当代新儒家的共通点是一方面致力对儒、道、释三家做出新的诠释及应用，另一方面把西方哲学思想融会在中国传统智慧之内，从而肯定中国传统哲学也可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等现代思想，尝试完成中西哲学会通的工作，同时，他们都认同各个文化体系也可彼此之间吸取有益的成分。由此引起我的极大兴趣，这些身处东西交融的香港半岛，接受过扎实的西方哲学训练的新一代儒家学者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独特的视角？

　　

　　行笔于此，我不禁扣问，以上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作为当代哲学家和思想家，为何近大半个世纪以来多产生于港台及海外？当我细读了台湾学者蔡仁厚撰写的“当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一文，述及新儒家们几十年来致力于探讨人类社会的心性义理，解读中国文化中政道与事功的关联，疏导中国哲学演进的脉向，会通中西哲学的结点等要义，而这些主要研究课题却在当下国内人文学术语境中严重失语和缺席，我感到似乎已找到了答案。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位蜀中哲学家贺麟先生，四川省金堂人，现代中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贺麟就建立了“新心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声名卓着的重镇。贺麟学贯中西，在中国哲学方面也有极高造诣，是“新心学”的创建者，已被尊为现代新儒学大家之一。笔者将在随后的四川人文系列里择要介绍。

　　2017年11月11日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