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泰谈考古材料中所见的周代社会

2017-08-12 | 来源: 澎湃新闻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罗泰：

　　差别不大，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认识情况。原则上，我的研究跟传统的历史观没有直接的矛盾。刚才说的“礼制”，显然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是有一些矛盾，但其实考古资料仅仅带来一种更确切的理解。说起社会的扩展，我应该说明的是，我在英文版尽量避免考古学的“文化”这个词，而用“社会制度”代替。换一句话来说，“周代的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相当于某一些考古学家所谓的“周文化”。我认为，通过墓葬材料（即埋葬习俗的考古遗迹）这个标志，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的东亚大陆有什么人服从了周人的礼制，知道谁属于当时的社会主流，这个社会主流我觉得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称之为中国社会。从墓葬资料可以看到周人在西周和东周时期最典型的氏族组织。这种组织在时空里的分布一直在扩散。它原先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即西周直接控制的范围。在西周晚期以后，逐渐扩张到其他地方，尤其是到西北的秦国和南部的楚国等地。它到长江下游（即我们正在谈话的上海地区）又要稍微晚一些。这些跟周人的氏族组织相关的墓地、墓葬构造，以及相关的埋葬习俗代表一种文化认同，也就是说，代表周人的社会制度被原来处在周王国范围之外的人群接受了。当然也有一部分周人迁移到边远地区，但在这个扩散过程中，主要的因素恐怕还是周人的社会制度吸收了周围的各种“他者”。其实，这基本符合我们从历史文献所获知的情况，只不过从考古的材料可以把这个过程看得更加具体一些。

　　还有一个值得指出的现象，就是说，周代社会称之为“氏族”的单位里，既存在地位高的成员——各种级别的有贵族身份的人，又有没有身份的人，即文献所谓的庶人。中国的读者也许会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但其实一点都不自然，而是周代中国社会制度的特点。我称之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原因是，它是后来延续下去的一个特点。在欧洲（尤其是欧洲大陆）的传统封建社会里，想都想不到这种情况：如果你有贵族身份的话，那你不可能是没有身份的人的亲戚，那种人也不可能属于跟你相同的社会单位，因为贵族和非贵族阶级分得清清楚楚。偶尔会有例外，但是贵族原则上不可能跟非贵族结婚，而且高级贵族不可能跟低级贵族结婚。伯爵和男爵的家庭通婚，那在某些情况还做得到，但王家、侯家与男爵、伯爵通婚是根本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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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代氏族社会与此不同。在每个氏族的大宗里面有比较高的地位一直传下来，但是大宗每几代就要分裂，分出来的支族的地位要变低了，最后一个氏族里面，尽管大宗也许是王家或侯家等等，但是同一个氏族里也有很多支族是庶人。一个氏族的成员和氏族大宗的亲属关系越远，他是庶人的可能性就越大。还有一个特点我上面已经说到，一个氏族内不能通婚，甚至属于同一个姓族的氏族都不可以，必须嫁给属于别的姓族的氏族。大家都知道，这是异姓通婚的一个规则,好像是周人弄出来，商人还没有，它进一步给周代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凝聚性。

　　上述的周制好像不但地理分布越来越宽，而且它的特征被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所分享了。所谓的庶人，原来不可能有礼器的，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地位比较低的人的墓葬也开始含有礼器，只不过不是铜器，而是陶制的皿器，一开始数量不是很多，但逐渐多起来了。一方面庶人变得越来越接近原来的高层，另一方面原来属于高层的特权失去了其社会意义。刚好在这个时间，许多原来有贵族地位的族群地位又下降了，变得和庶人越来越像，这种倾向在墓葬中可以明确看到。到了战国时期，除了最高级的统治者之外，一般的贵族已经没有什么青铜礼器，也是使用这些陶制皿器，非统治者的墓葬所显现的地位差别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原来的礼制显然已经不重要，反而墓葬等级几乎完全是根据财富，而不是贵族地位而定的，这是战国时期的特点。历史文献也提到“礼崩乐坏”，墓葬的上述情况就是这件现象在考古上的反映。还有一个可以看到的现象是，社会最上层和非上层之间好像还真的形成了一个阶级的差异。统治者的墓葬，变得和一般的墓葬完全不同，内容极为丰富。原来还属于中层以上的贵族，慢慢下降，而最下面的可能还在上升，形成了一个比较统一的被统治者阶层，和统治者对立。《周礼》也提到“公墓”与“邦墓”之间的区别，应该是指这个时期的现象，并非西周初期的周公所制。在战国时期的这个新社会里面还能够看到原来周人氏族组织的一些痕迹，但它沿着时代越来越淡化。这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在历史文献也有所反映，但在很多方面不是太清楚，因此考古又给我们补充了很重要的新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