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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泰谈考古材料中所见的周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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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所积累的考古材料,已经足以能够独立于文献之外,然后做这样一个研究?


  罗泰:

  对,我当时有强烈的这个感觉。其实我估计,几十年前应该已经可以试图这样写,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人想这样做,是因为考古学界的同行仍自以为是属于史学界的,把自己的主要任务定为先把这些关系用表列出来。这背后当然有客观原因,牵涉到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的大环境,现在不用细谈。无论如何,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的关系,目前能列出来的显然都已经列出来了,而且列得很好,我并不否认,但用不着我再强调。只不过除此之外,考虑考古材料还含有的其他内容和意义,那是值得多多考虑的问题。


  

  您对考古材料的使用,运用了美国学界流行的社会科学方法。您能否具体地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您当时运用了哪些方法?而且运用这些方法的时候,您又是如何处理它与考古材料及传统文献之间的关系的?


  罗泰:


  其实中国的学者也用社会科学方法,尤其是从新中国建立以后,用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很严密的社会科学。五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用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去了解考古材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很符合当时国际上的水平。石兴邦先生发掘西安半坡遗址,把它保存下来,让人们通过它来了解所谓的母系社会,复原新石器时代的生活、社会结构,都符合当时最发达的理论,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兴趣。在那个时候,西方很少有学者这么系统地研究史前的考古遗迹,他们往往还是以地层和陶器分类为主,把发掘出来的东西的年代弄清楚就觉得可以了。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当然要根据物质文化去了解跟历史和社会有关的问题,但这样的观点在西方也要到在五十年代以后才变得比较普遍。在那个时候,中国也已经做这一套研究。石兴邦老先生现在九十多岁了,仍然对此很骄傲,那是完全有道理的。他五十年代在半坡遗址做的工作当时在国际上受到重视,尤其在前苏联、东欧的学术界。那个时候毕竟是冷战,西方的学者来不了,但是只要知道了也就会重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上断了关系,很多西方在考古上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这些突破,中国的考古学家没有机会一下子吸收,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以后它们才逐渐被介绍过来。诚然,中西考古界到现在仍有一定的空隙,但年轻一代的中国同行现在对西方社会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也相当熟悉了。

  我也希望通过这本书帮助人们明白,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并不是与传统学术的做法完全割裂的另外一种东西,只不过给它创造一个框架。我这本书的社会科学的框架极为简单,并不是很新、很特殊或者很复杂的观点,只不过是为了帮助梳理材料,先把它放进三个篮子里。然后先打开第一个篮子,再打开第二个、第三个。其实,我从最普通的社会结构理论借用了三个最核心的概念。其中第一个是“氏族”,基本上相当于古代文献里面的“氏”,或者“氏”下面的“宗”或“族”这么一个概念,基本上指一个家庭,一个父系的家庭。但它比一般的核心家庭大一点,因为包含了好几代人,包括已经死去的祖先。它在周代不只是一个社会组织的单位,也是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生活中最基础的单元。这是我们从文献材料上已经知道的,由很多考古材料充分印证的事实。书的第一部分就针对寻找这些氏族在物质文化的具体反映。

  第二层的概念是“姓族”。在古代文献也出现,就是规模比氏族更大的一个社会组织的单元。周代社会里面,女人命名往往用姓,而男人用氏。属于同一个姓族的氏族不能通婚,要找对象就要到异姓的氏族去找。但除此之外,这些姓族并不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的组织单位,是比较虚的,虽然背后有宗教观念,一个姓族的成员都自以为是一个辽远的祖先(往往是神话人物)的后代,可是周人的祖先崇拜好像并不是以姓族为中心,而一直是以氏族为中心的。这个姓族刚好夹在一般的家庭(氏族)和更大的社会组织单位——那就是民族——之间。我们现代社会里好像已经没有这种东西(现在的“百姓”是它的后裔,但意义已不同),但是在古代很重要。在古代反而还不是特别重视“民族”这种层次的单位,到东周时期这类的概念才逐渐进入普遍的语境。在西周时期,姓族和民族还是分不太清楚的。后来被列入戎狄的那些人群,其实也有跟周人一样的姓族,而且他们原先能够跟周人通婚。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他们反而认为自己属于不同的民族,是原则上不能通婚的单位。这些所谓的民族是我的书的社会组织分析框架里的第三层单位。我们应该很清楚,民族不是永远存在的,也是在一些历史环境里面形成的,这种形成过程也间接地反映在考古材料上。我在梳理考古材料的时候,首先考虑某一种考古现象大概能够反映出哪一种层次的社会单位;就是说,它和别的类似现象之间的区别是否相当于不同的氏族之间的区别,还是不同姓族、民族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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