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中国土地背后的残酷真相(图)

2017-07-26 | 来源: 荏苒博客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在中国大陆的传统历史教育中，中国历朝历代似乎都将抑制土地兼并作为国策，人们归纳王朝灭亡原因，必然少不了“王朝末期土地兼并严重”，只是这是真实现象吗？农民被皇权附着在土地上就能过上太平日子？

　　宋朝改革家王安石（图源：VCG）

　　司王之争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拜相，出任参知政事、同平章事开始熙宁变法。围绕着变法，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与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激烈争斗，引发党争。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看来，隐藏在党争、政争之下，更深层次的矛盾是中国古代长期持续的法儒与道儒，抑制兼并与不抑制兼并之争。

　　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农民、地主与皇权的三角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的走向，王朝的兴衰。按照现代经济学“经济人”的概念，人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在农民、地主、皇权三角关系中，农民当然希望“最好不丧失人身权力，不受任何剥削”，地主希望“最好把佃农都压抑为贱，成为自己的私属”，皇权则希望“最好一切农民的劳动所获全归公府，不入地主私家”。但是，一定时期社会总的产出是固定的，有人多就有人少，相比剥削皇权更为重要的需求是维持政权的稳定与延续，抑制皇权本身的贪欲、地主的贪欲成为必要，历代抑制兼并措施不断，抑制与不抑制的争端始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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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时，推行算缗告缗、均输平准，禁止商人占有土地、奴婢，限制商人囤积居奇、高利贷剥削农民。甚至推行盐铁官营政策，以国家主义统制经济。王莽的“王田”、曹魏的“屯田”、西晋的“占田”，北魏以至隋唐的均田制，都是国家强力干预经济，抑制兼并的举措。以国家权力，将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使农民成为国家的佃户，国家直接掌控农民，而免于地主的盘剥。但观诸历史，似乎从汉至唐，国家的强力分配土地都会逐渐被瓦解，重回“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最终王朝更替，推倒重来。

　　北宋结束唐末藩镇割据以来的乱局，皇权重建秩序，但却不再是简单的轮回，有了新的变化。唐末德宗朝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变传统的按人头征税为按财产征税。按人口征税，需要国家直接掌握人口，因而有了编户齐民，有了抑制兼并，有了东汉光武帝刘秀“诏下州郡检核垦田倾亩及户口年纪”、隋文帝“大索貌阅”检查隐漏人口。而按财产征税，国家仅需掌握的田亩数量，无需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由此北宋一改延续千年的土地国有占主导的土地政策，国家建立鱼鳞册制度做好地籍登记，放任土地私有，不抑兼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赋予农民人身自由，使农民自由与土地结合，在市场调节下实现利益最大化。

　　然而，北宋王朝刚刚度过它的100岁生日不久，神宗就起用王安石变法，重拾抑制兼并。司马光之所以起而与王安石辩论与党争，南宋陆游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后的一篇读后感《书后》，从一个侧面暴露了真相。“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释老。”

　　在陆游看来，贵族地主、官僚地主、平民地主及寺院，不但剥削农民，还侵占了皇权的税收，指示国穷民贫地主富的局面，所谓不抑兼并藏富于民，唯富地主一家。司马光之所以反对抑制兼并，并不是担心平民地主被抑制，而是包括自己在内的贵族地主、官僚地主被抑制。实际上，所谓抑制兼并与不抑制兼并，关键在于农民耕作土地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分配，是在官归皇权所有，还是在权臣、贵戚、藩镇大将与兼并归各种地主所有，而民并不在列。

　　逃不脱“黄宗羲定律”

　　国家抑制兼并，则国家在土地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分配中占大头，在梁启超看来，实际是“国家自为兼并”代替民间兼并，明为“右贫抑富”实为国家与民争利，于是乎国富民穷。新莽末年，仅王莽皇宫中的黄金就达70万斤，与当时整个西罗马的黄金拥有量相当。国家抑制了地主的贪欲却没能抑制自己的贪欲，横征暴敛利益最大化之下，百姓变得一贫如洗无隔夜之粮，一遇水旱灾害，就会被迫沦为流民，甚而揭竿而起，王朝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