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与张闻天的特别交往(图)

2017-05-28 | 来源: 微信公众号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一

　　胡乔木认识张闻天是1937年7月到延安以后。在这以前，胡乔木只是从20年代的文学出版物，主要是沈雁冰接办的《小说月报》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中看过张闻天的创作和译作，知道他是一位作家。30年代参加革命以后，胡乔木才知道张闻天就是常在党中央的刊物《红旗》上发表文章的“洛甫”，但不知道他的其他笔名，不知道以“刘梦云”之名公开发表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批驳托派文章的作者也是张闻天。到延安以后，除经常读张闻天在当时党中央的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的许多论文以外，胡乔木还读了张闻天编着而未署名的《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史》。这部书在很长时间内是延安各学校和机关工作人员所使用的重要教材。

　　胡乔木同张闻天第一次发生工作上的接触，是1938年上半年胡乔木担任陕西安吴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简称青训班)副主任时发生的一件事。

　　当时青训班主任冯文彬不在安吴。班里有一个名叫陈珍雄的广东青年，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在青训班学员中宣传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被同志告发。除陈珍雄外，还有一两个和他观点相同的人在共同活动。那时正是康生回国后在《解放》周刊上发表《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派匪帮》一文不久。胡乔木和当时也在青训班担任负责工作的张琴秋等商量，决定先对陈珍雄进行批斗，然后把他和其他宣传托派的人逮捕起来，送延安处理。正在这时，冯文彬回来了，不久他就接到张闻天发来的一份电报。大意说，由于“西安事变”时形成的特殊的历史条件，青训班得以办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正想用种种办法取缔青训班，现在并非政权机关的青训班竟然逮捕人，这正好给国民党一个借口，因此必须坚决纠正这个错误，立即把人释放。陈珍雄等经过统一战线关系转送到长安县，那里的县长是一位党的同情分子，于是人交由长安县政府释放。这件事给年轻的胡乔木以很大的教育，使他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幼稚。

　　1938年8月，胡乔木离开安吴回到延安，参加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实际是党所领导的全国青年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这次会后成立了中央青委，胡乔木担任青委的宣传部部长。那时张闻天主持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每星期主持召集一次宣传工作会议，胡乔木也参加。这样，1939～1940年，胡乔木跟张闻天的接触就多了起来。这期间，张闻天给了中央青委的宣传工作许多帮助。胡乔木那时办了个32开本的小刊物，叫《中国青年》。对这个刊物应该办成青年群众性的刊物还是党的青年工作的刊物，胡乔木曾经写信向张闻天请示。不久，张闻天就复信，指出《中国青年》既是党的青年工作的刊物，又是青年群众的刊物，不应该把这两者对立起来；青年群众的立场，也就是党的青年工作的立场，不必回避这个刊物是党的刊物，把它尽量办得适合青年的、群众的口味就行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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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胡乔木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其秘书。他仍然经常去找张闻天商量事情，请教问题。

　　就在这年秋季，张闻天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召集人和中央宣传部部长。紧接着，整风运动开始。张闻天作为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的“左”倾错误时期中央的负责人之一，做了非常诚恳而彻底的自我批评。尽管这样，他还是受到了一些过头的批判，以至于他在遵义会议前后所做的重要贡献也被抹杀。

　　1944年张闻天离开中央主要领导岗位，负责政治研究工作，住到枣园，胡乔木得以和他朝夕相处。两个人知识涉猎都很广，英文也好，坐到一块可以上下古今、海阔天空地纵意而谈。胡乔木虚心好学，得知张闻天曾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在担任党中央领导工作期间的耳闻目睹写了一本大事年表式的中国革命纪事，就借去认真阅看，并认为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多少年后还说党内有些事自己首先是从这里了解到的。“四人帮”倒台后，胡乔木曾向张闻天夫人刘英探询，还想找来查看。得知这件极其珍贵的文献已经下落不明，很可能在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的紧急情况下被管材料的同志不得已烧掉时，胡乔木感到十分惋惜，认为这实在是一个极其痛惜而无法弥补的损失。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共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在这次历时11个月的中央全会期间，最耗精力的要算是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