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辱母血案说说我对法治的失望

2017-03-26 | 来源: 以常识消弭偏见微信号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作为一个时事评论作者和编者，我和我的同道们一样，在既往的经历中，见识过太多的阴暗现实与各种不公，对于这个社会的心态，越来越“阳光”不起来，以至于我的家人们常常抱怨我“心里充满着负能量”。

　　我知道我嘴上不服，心中却非常认可她们的说法。为此我相当地无奈而且苦恼，为我这样的“职业病”。我其实不想把自己弄得那么面目可憎，那么狰狞，成天活在愤世嫉俗的氛围中，把自己的朋友圈弄得张牙舞爪，一片暗黑。

　　也因此，我对山东于欢案这两天的刷屏，深感无力而又悲哀不已。我自认为还是个有良知的人，看到那么多为于欢和他的母亲怒不可遏的朋友，他们写出了那么多的文章，发出了那么多怒吼，讲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道理。好像一夜之间大家都成了法律方面的行家。

　　而他们大多讲得不错。实际上他们笔下的那些道理，并非来自多高深的法律与法理知识，而大多属于文明社会的一些基本常识，源于人类社会千百年历程所积淀下来的最基本的人伦与人道精神。

　　这令我想起英美法庭上那些大陪审团的成员们，他们都不是专业的法律人，甚至连业余法律人都称不上，基本上是靠抽签而偶然成为了一桩案子的“判官”。但是，他们对案件的有罪或者无罪的认定，却可能是最接近事实因而最为公正的，因为他们是靠良知去对被告的行为，做出合乎自己良心的判断。

　　十多年前，我刚开始写作时事评论时，涉及最多的恰是法治评论（或者说法制评论）。记得泰州市检察院的邹云翔兄曾经在中青论坛之青年话题BBS上说，达志兄虽然不是法律科班出生，但却能自觉地以法律思维考虑问题。

　　我确实没上过法科，只是跟其他人一样学过一门课叫法学概论（可能学得比其他人认真一点），并且读过几本有关法律与法治方面的书籍。年轻时也做过两年的代理预审员。而正是这一段经历对我来说并不算好事。它让我过早见识了太多的黑暗，并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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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很年轻的时候就对法律颇感兴趣。大概是缘于受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刚刚解禁的一些西方人道主义文艺作品和电影的影响吧，其中一些异域律师和法官们的艺术形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令我肃然起敬。

　　但那段预审工作经历让我彻底断了报考律师的念头。我确信自己在有生之年，断然看不到中国有实施法治的那一天。

　　而依我的秉性和行为习惯，也显然不可能从事法律工作，至少是不能善始善终。所以我只能做一名法律和法制方面的批评志工。

　　但我深知自己远不是一个勇者。我写的法治评论也大多是隔靴搔痒（尤其是以前那种在报纸上发表的时评）。就算偶然冲动一下在网上说点“过激”的话，也多半会心惊胆战半天，最后自宫了事。

　　2003年5月、6月的孙志刚事件，及其由此所掀起的一股可谓轰轰烈烈的时评风潮，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几个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了。而正是当时的全国媒体对此事件连续两月持续不断的报道和评论，促成那年6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并且决定废止1982年5月国务院颁发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说实话，当我读到这条消息时，眼睛湿润了，一股无以言状的激动涌上心头。于是给南方都市报写了一篇特约评论——“收容”成为历史，让我激动的三个理由：

　　其一，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最起码的目的，应是尽可能自由、幸福、有尊严地活着；其二，一个现代、法治、公民的社会，理应具备一种运行良好的纠错、修补与自我完善机制，孙志刚事件正是一个试金石；其三，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在民众和政府之间，需要一个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作为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一个舆论传递空间和缓冲地带，并且将民间的声音传递至中枢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