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毛泽东进大会堂全体起立邓小平却

2017-03-20 | 来源: 惠风博客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个人崇拜问题在文革时期呈愈演愈烈之势，尤其是对毛泽东的吹捧。文革结束后，中共高层准备肃清封建余毒。李维汉认为“神”是大家造出来的。1962年，有一次在大会堂开会，毛泽东一来，从刘少奇、周恩来起统统都站起来了，只有邓小平坐在那里没有动。

　　1974年底，毛泽东和邓小平握手（图源：Getty/VCG）

　　在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怀念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李维汉。他不仅在八十年前作为青年革命者参加了那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向封建堡垒进行了猛烈的冲击，而且在晚年，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又十分注意、特别强调肃清封建遗毒的问题。他根据自己所经历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提出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彻底肃清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并郑重建议邓小平同志亲自补上这一课。这一建议受到了重视和采纳，被作为党和国家改革开放事业中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它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有一个重大问题，压在我心头放不下来，这就是封建遗毒。”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李维汉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被批斗四十余次，关押八年之久，1975年又“流放”到湖北咸宁劳动改造，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于1977年回到北京，重新获得自由。此时，他已是83岁高龄了。凭着对党和人民的耿耿丹心，他要竭尽余力，为党和人民多做一点工作。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李维汉根据自己长期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多次向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一些重要建议，受到中央的重视和采纳。

　　1979年夏天，李维汉在北京医院住院。一次他对前去看望他的孙起孟说：有一个大问题，一直压在我心头放不下来，这就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怎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空前的浩劫？“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对它的成因非搞清楚不可，中国共产党有这个历史责任，对此作出科学的分析，提出科学的答案。只要病源真正搞清楚了，多么厉害的病也不难防治，否则不能确保“文化大革命”不再发生。这一点如果我们党不搞得一清二楚，我的心无论如何放不下，对党的事业和后代子孙都交代不过去。当孙起孟问及他的看法时，他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封建遗毒，为了从根本上挖掉“文化大革命”这一祸根，必须把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遗毒作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提出来。以后，他又多次对去看望他的领导同志以及报社记者谈起这个问题，但他又不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文章。他考虑得很多，说得也很多，概括起来，主要的内容有：

　　（1）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上彻底粉碎了封建统治，在经济上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由于我们老是打仗，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来不及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传统习惯进行清算。这样，封建主义思想遗毒就成为一种传统力量被带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2）毛泽东对我国封建主义传统的严重性是认识不足的。在毛泽东着作中，个别地方虽然提到过反封建主义思想的问题，但他没有意识到要同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然而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宰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长达几千年，封建遗毒的危害和影响比起教条主义来，其深度和广度不知道要大多少倍。毛泽东对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却没有像对于教条主义那样重视过，也没有用那样大的力气去清算过，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应趁此强劲东风，补上反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要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从理论上、思想上进行清算。同时，还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实现制度方面的应兴应革。李维汉认为，对这样一件大事，应该经党中央郑重考虑决定，作出部署，有领导、有步骤地来进行，不应只由个人发表文章。他说要把这些想法正式向党中央反映。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1980年5月24日上午10时，李维汉应约拜访邓小平，向邓小平详细陈述了他的想法。现存的谈话稿，是这次谈话后不久由李维汉追述，由秘书记录整理的。主要是李维汉谈，邓小平偶尔插话，全文近八千字。现将主要内容摘录如下，除个别顺序稍有调整外，基本上保留了李维汉的原话原意。

　　两位老人见面后，互相问候了几句，接着李维汉说：我多日来就很想与您谈一个问题，时间可以长一点，就是封建主义传统的问题。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暴露得很厉害，因为林彪、“四人帮”是用封建主义去反对所谓资本主义、所谓走资派、所谓党内资产阶级，采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专政。现在“文革”虽然已经过去，但封建遗毒还很深，需要彻底清算，否则，很难保证“文革”不再发生。我没有把问题排列起来，随便谈，谈到什么地方就是什么地方。

　　“我正式向您建议，请您补上肃清封建遗毒这一课。”

　　李维汉说：头一个问题谈一谈纪念堂问题。在五中全会开会以前，有一个老干部座谈会，我有一个书面发言，里头讲到：帝王时代神道设教，庙宇遍天下，我们不要搞得将来纪念堂遍天下。邓小平插话：就是有一个纪念堂的问题。李维汉说：毛主席纪念堂（馆）现在不少，江西听说就有几十个，在湖南也有好多个，韶山是建了很大的纪念馆，还可以招待到里头食宿。长沙毛住过的地方都是纪念地，清水塘当时也作过湘区委员会开会的地方，现在修理得很好，听说花了二百万。恩来在世的时候，反对在他的故居进行重新修理。但现在差不多凡是他活动过的地方都有纪念馆，重庆有、南京有……。要说造神，这就是造神运动。我曾经担心少奇的事情一出来（指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可能又是大批纪念馆。现在我看到中宣部有一个文件，我还觉得比较好，就是把少奇的故居开放，不修纪念馆，这个处理很好。南京梅园新村要扩大，但是雨花台没有大修。我说雨花台倒是应该大修的，修了把成千成万烈士的文物放在那个地方，前来参观的不只是走一走，还可以坐下来，看点、读点，受到革命传统教育。

　　关于写人物传记问题。李维汉说：现在许多人在那里写中上层人物传或烈士传，党组织在那里动员，这都是好事，应该写。但是，写的里头有些东西就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千方百计把传主跟领袖人物牵根线，现在的戏剧、电影不少这样的例子。真正有那个关系倒是没有问题，但有一些线是莫须有的。我主张写人物传记有几个关系要反映：一是我们有个党，要注意同党的领导的关系；二是个人都有个集体，这个集体怎么样；三是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

　　李维汉在谈话中列举了许多人物传记，总要牵条线和一个领袖人物联系起来的事例，他把这个作法叫做“沾光”，实际上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写法并不光彩。李维汉讲到有一篇纪念向警予的文章，说她紧跟毛主席，时间是二十年代初期，怎么二十年代就有了紧跟毛主席的问题呢？！邓小平听了哈哈笑起来，说二十年代初毛主席还不是领袖。李维汉说，许多宣传毛主席的文章、电影，无限拔高，上无中央，下无地方党委，这是歪曲毛主席，是不符合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教导的，不是正确地反映毛主席在群众、阶级、政党、领袖这个关系中间的正确地位。毛主席那时是很遵守组织原则、很守纪律的。还有一些写其他领袖人物的传记、影视剧，过分夸张、突出个人的情况也不少，仿佛这些人从小就是神童，长大了就是先知先觉。写一段就加一段好评语，然后又写一段又加一段好评语，就是这样一步步拔高。这不怎么好，这好像在造神。

　　关于等级制度、特殊化问题。李维汉说：现在的什么等级制度啦、特殊化啦、官僚主义啦，这个性质不是资本主义的，是封建主义的。现在农村里头的社长、社主任、支部书记、队长等，很多人都搞一言堂、家长制，有的还可以随便整社员、打社员。这不是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不是这样，这是封建性的，是封建的家长制、等级制度的遗毒。农民都是小生产者，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自发的革命，最后打胜了的都做了皇帝。斯大林说过，农民反对地主，但是拥护皇帝。洪秀全、李自成，还有最早的陈胜、吴广，他们或者是自己做了皇帝，或者是胜利果实被别人夺去做了皇帝，总的结果都是一样，农民革命归根结底都要引向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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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春桥搞了个三十三条，毛主席批准的，引了列宁的话，说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个引证对那时的中国是不适合的，中国七十年代的情况与列宁说的俄国二十年代的情况很不相同。俄国那时生产资料还是私有制，还没有搞合作社和集体农庄，而且富农经济比较发展，投机活动也很猖狂，所以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中国不是这种情况，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已经是集体化了，中国又是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过来的，资本主义很不发展，所以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那个三十三条一出来，到处都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的自留地也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于是就有整所谓走资派，整所谓党内资产阶级这一套。整得很厉害，采取的方法也很残酷，就是封建法西斯专政。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李维汉说，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以至于走向了反面。但这是怎么发展来的？过去毛主席不是这样的，我说这个“神”是大家造出来的。1962年，有一次在大会堂开会，毛主席没有来，其他人都来了，政治局的、政府的、人大的，还有政协的都来了。后来毛主席一来，从少奇、恩来起统统都站起来了，只有你坐在那里没有动。我当时觉得你不好，这样没有礼貌。看来造神运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有我在里头；我问过许多人，都说有他们在里头。邓小平插话说：“也有我在里头。”李维汉说，现在看来，不是一两个人在里头，而是有一个社会基础，包括党内党外的基础。我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渐逐渐就到了这个程度，认为毛主席说的都是正确的，什么问题都希望他说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对我的批判、撤职、迫害，那个残酷啊。主要问题就是说我要把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派“改变”为社会主义政党，并且订出了计划。其实我讲的是“改造”嘛，从来没说过“改变”嘛。后来我下台了，作了检讨，说那个“改造”是做不到的，所以实际上就是“改变”，用这个方式去应付毛主席的批评。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造神运动有我一份。这个个人崇拜不简单。“文化大革命”虽然过去了，新的个人崇拜也还有，而毛主席是几十年的奋斗，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他的像才挂到墙上去的。

　　李维汉说，还有就是世袭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在章程上规定了连选只有两次嘛。李维汉说：这是一个组织的措施，这都是高明的，集体接班。但在思想上、理论上没有澄清的话，这东西人家还是可以改变的。毛主席不是自己都改变了自己嘛。毛主席后来也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个是要承认的。但我现在还没有完全能够解释这个问题。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时候，荀卿、韩非他们写文章，有一个势，有一个术。毛主席他老人家到后来有猜忌，有时候也有权术。我看这是封建性的，差不多。我是完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旗帜不能丢的。我1975年写过信给他，里头有这么句话：没有您，中国革命的道路可能现在还在探索中。我对五中全会那个《准则》（指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很拥护，写得很高明，解决问题了。它回答了一个问题，我们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令人痛心的严重错误，这个党犯了，这个党就改，而且能改好。

　　李维汉接着说：这个封建主义的问题，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流毒还这样深远，影响还这样严重，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我们总是打仗，第一次国内战争、第二次国内战争，第三次又是抗日战争，第四次还有解放战争，第五次还有个抗美援朝战争，一直就是不断的战争，革命就是忙这个事情。而这些战争基本上都是带农民性的，所以毛主席很熟悉农民，熟悉战争。从客观上讲，来不及做清算封建遗毒这个事。从主观上讲，毛主席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个事情；他要用心到这个方面，是完全可以清算这个问题的。毛主席清算本本主义，从1930年算起，清算了十五年，从遵义会议算起，清算了十年。他把这个本本主义，就是洋教条，清算得很彻底，所以这个洋教条主义在我们党内不多。但是封建主义还很多，毛主席没有来得及做这个事，就是打仗。我们所谓反封建就是做了两件事，一是改变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二是把它的上层建筑打掉了。但是这个根本的东西——理论上、思想上的封建遗毒还没有来得及清算。少奇也没有认识这个问题。恩来也没有做这件事。毛、刘、周都没有注意这个事情。这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一个不足，缺少了从理论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清算封建遗毒这一面。这是一个遗憾。

　　李维汉说：我有个建议。我今天来讲了这些，就是希望您出来补上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间的这个不足，这个缺陷，从理论上、政治上、思想上对封建遗毒进行彻底清算。我正式向您建议，我认为由您出来补这一课比较适当。

　　邓小平说：怎么样补呀？

　　李维汉说：那您利用十二大也行啦。

　　邓说：还有个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也可以。

　　李说：要采取个办法。如果不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问题，不彻底清算，组织上的东西和制度上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最重要的是解决这个问题。至于怎么样补嘛，您会有办法的。

　　邓说：好！我赞成你的意见。

　　李说：您说好，我就很高兴了。然后李维汉站起来，向邓小平告辞。

　　邓小平站起来又说了句：只能慢慢来，不能性急。不能急，我就是一个急性的人。两位老人就握别了。

　　“邓小平同志的报告，补了很好的第一课，我感到非常高兴。”

　　同邓小平谈话之后，李维汉感到精神轻松了许多。但他仍然很关心这件事的进一步落实。6月22日，李维汉就此事专门给胡耀邦（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乔木（中央书记处书记）写信。信中说：关于封建主义问题，我曾建议由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补上这一课，并认为可利用十二大召开的机会去进行。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传开，我想，可否在8月份人大、政协开会期间，请小平同志在政协开幕时作个演讲，谈一谈。经过两个会议的讨论和作为文件发下去，可以掀起舆论，并为十二大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作好思想准备。

　　邓小平接受李维汉建议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和部署。6月27日，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时指示：“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要讲一讲。”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报告，其中第三、四两个部分对封建主义思想影响问题作了全面的分析和充分的论述，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遗毒的历史性任务。邓小平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这个报告于8月31日由政治局讨论通过。

　　8月19日，李维汉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发言说：“我曾向小平同志建议，要补上反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并且由他来补。今天我还是坚持这个建议。昨天小平同志的报告，补了很好的第一课。我感到非常高兴。”以后，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肃清封建遗毒问题作了表述，在研究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等重大决策上，中央也都考虑了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影响这一重要因素，并从组织上、制度上作了相应的规定。这是李维汉晚年的一个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