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做对了什么？

2017-02-19 | 来源: 经济观察报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背书。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周其仁教授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2008年，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周其仁教授从产权界定、企业家职能、市场经济框架、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四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对于推进改革做对了什么。

　　目前，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深入改革可能触及更多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此时重读这篇发言，应会对我们有一些新的启示。

　　1978年10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我们为重新获得读书机会而奋发学习。站在那个中国开放时代的端口，为了消化大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我们在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不过，最打动我们的，还是在一个聚会上听到的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农民只在底下秘密推进。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无可更改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我们的困惑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了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机缘巧合，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润生先生等前辈中国农民问题顶级专家的欣赏、指点和支持，把我们带入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仿佛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中国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活剧的第一幕。

　　

网络泼粪运动是要各个击破，彻底否定改革开放(图)

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洋厂长”是如何引进的(图)

“中国改革开放早已结束”(图)

　　一、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调查表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刚被卷入高级社的农民发现“大锅饭”带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倾向，就把集体土地划分到农户，以此约束集体成员努力劳动。问题来了：既然包产到户不是邓小平主政中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邓小平自上而下“发明”或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为什么要把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看成邓小平伟大戏剧的第一幕？

　　答案要从包产到户本身寻找。“包产到户”的学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HouseholdContractedResponsi-bilitySystem）。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在开始的时候，农户的责任通常联系着“产量”——以相应土地面积的常年平均产量为基线，农户承诺将交多少给国家、多少给集体，以此交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很明白，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们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是，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并不能决定包产到户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认。这是苏式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派生物：任何经济组织、生产方式的变动，都被看成事关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大事，因而都必须由最高权力当局决定。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承认和保护，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

　　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这位伟大政治家一时心血来潮的杰作。据杜润生回忆，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见杜润生回忆录，第332页）。这说明，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产权与合约）的意义。当历史把他推上了执政地位之后，邓小平就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农民和基层创造的家庭承包责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