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了三次钱，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2017-01-22 | 来源: 有故事的人微信公众号 | 转到微信 | 有1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时隔数月，再次打开与她讲微信的窗口，我曾经对她说的大段大段难听的语音还尴尬地停留在那里。我装作若无其事地给她发了一条微信：“胖雨，最近好吗？一起吃个饭？”，外加了一个的龇牙表情。

　　（一）

　　2010年，我刚刚17岁，独身一人从安徽到上海来上大学。因为父母做生意，耽误一天就少赚不少钱，他们左右盘算还是决定让我一个人去学校报道，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踏出安徽省。

　　一出上海火车站，我就两眼一摸黑，不知道到哪里坐公交，也不太会说普通话，只好上了辆黑车，一路车子东摇西晃，晃得我胃里直涨酸水，坐了一夜火车头也疼。离家的那天我还信誓旦旦地跟父母说一定要在上海闯出个天地来，坐在车上还没到学校就后悔没有填个家里的大学。到了校门口，司机师傅要了我两百块钱，罢了还补了句：“上海现在到处是你们安徽人，在家里建设安徽不挺好的？”我尴尬地干笑了一声把钱递给了他。

　　忍着头疼胃酸下了车，被歧视后我居然连难过的心情都没有，麻木地拖着行李沿着学校的标识牌办了所有的新生入学手续，然后找到了寝室的大楼，安顿自己的行李。

　　九月份的上海依旧酷热难耐，我的寝室又在五楼，我一个人拉着行李箱爬了两楼，便眼前一片漆黑，赶紧扶着墙才没有晕倒。

　　这时候王雨恰好路过，她“哎哎”叫了两声，声音粗得像个男人，赶紧扶着我说：“你几楼哪个寝室的?我来帮你抬行李箱吧。”

　　我人很虚，又羞于说普通话，只很轻微地带着安徽口音说了句501，也没有拒绝她。

　　“啊呀！咱俩一个寝室的！以后就是室友了！”她说话间竟然一个人就拎起了我的行李箱往上走，我感到很不好意思，赶紧追上去与她一起抬，却被她拉到一边去：这点东西算啥，我一个人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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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这样认识了王雨。

　　当时我们寝室四个人，另外两个同学是上海小姑娘，经常被父母接回家住，很少跟我们一起玩，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俩在寝室里相依为命。

　　我刚到上海来，很恋家，也很想念高中的好朋友，每次用家乡话打电话，都会忍不住捂着嘴哭。有一次王雨听到了，在我挂掉电话后忽然过来拍我的背，说：“没关系，你总是要认识新朋友的。”

　　我赶忙低头擦了擦脸上的泪，转头朝她尴尬地笑了一下，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是的，我总是要去认识新朋友。

　　（二）

　　王雨就是我在上海认识的第一个新朋友。

　　她从小在东北一个偏僻的农村长大，父母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家里种了很多的地，还养了猪和羊。在没来上海之前她在家里经常要去放羊，常年在外风吹日晒还要挥舞着鞭子跟不听话的羊对抗，所以人看起来有点黑壮的。

　　她从来不避讳家里来自很偏僻的农村，父母都没文化靠种地和养羊为生这些个人的事。相比之下，我比她虚荣多了，在那些父母都在机关银行等体面的单位上班的上海同学面前，我绝口不提父母靠卖水果维生，总觉得很丢人。

　　为了省长途电话费，王雨很少给家里打电话，即便偶尔跟父母说上那么几句话，也都是报喜不报忧，我有一次听她打电话说：“这里学校吃饭很便宜的，政府给了补贴，一天三顿饭加起来只要五块钱。”这怎么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