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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再思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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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传播学的引进引起了长久的有时甚至是激烈地争论,新闻机构究竟是信息媒介还是宣传工具?新闻学有没有阶级性?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如何?令人高兴地是,这些争论最终都平息了。以最后一个问题为例。在国际学术界,新闻学是一个远比传播学范围小的学科,但在中国,传播学一直不能纳入学科目录,直到1998年,国家教委才把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中的“新闻学”改称“新闻传播学”。由于受到各种各样的阻力,传播学确立自己学科地位的过程比较缓慢,但毕竟最终还是确立了,而且可以预期,总有一天新闻学会成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让传播学成为新闻学的分支。


  “科学传播”与“科学普及”(Science popularization)的关系,很类似于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传播”首先代表的是一种新的观念,所以,我们所倡导的“科学传播”并不是“科学普及”的一种新潮的名称,也不只是在传统科普中引进和运用新的传媒工具,而应该首先看成是把“传播”的理念引入对“科学”的理解之中,用“传播”的态度看待科学、对待科学。用“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传播”观念来理解科学、对待科学,就是我们倡导的“科学传播”。

  科学传播可以分成三个层面,首先是科学界内部的传播,其次是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传播,第三是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在这三个层面上,都可以贯彻“传播”的观念。


  科学界内部的交流包括学科同行之间的交流与跨学科交流,这两种交流的重要性似乎都不必重申,但是,同行交流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还有待诉诸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比如“同行评议”作为学术评价的基本依据的观念和制度安排在我国尚未确立。而在跨学科交流方面,“传播”观念的引入引发了更多的观念变革。学科“平权”的观念要求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物理学中心主义”和“生物学中心主义”,要求我们在“实验科学”和“理性科学”之间达成平衡,在“数理实验传统”与“博物学传统”之间达成平衡,在“还原论”科学纲领与“整体论”科学纲领之间达成平衡。科学界内部的传播,就在于推进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中心学科与边缘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对话。

  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传播,也是基于一种新的科学观。曾几何时,科学被看成是无前提无偏见的客观知识,科学家只是单纯地与自然界打交道,因此科学与其它人类文化之间并无内在的关联。过去一个世纪来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已经充分揭示了,科学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其理论创造和事业发展深受文化环境的制约,科学不是无前提无“偏见”的,而有其特定的“旨趣”(interest)。基于这样的科学观,科学与人类其它文化如哲学、宗教、艺术等的对话与交流,就不是可有可无的外部要求,而是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自然,这个层面的“传播”要想开展起来,也需要有平等和多元的心态。


  科学传播:科学普及与公众参与并重

  我们通常讲的科学传播指的是科学传播的第三个层面,即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这也是科学传播狭义的指称,与传统的科学普及有相同的工作领域。但由于我们强调科学与公众之间的“平等”和“互动”,科学传播与科学普及之间就有着观念上的重大差异。


  科学普及有一个重要的预设,即科学知识及其创造者高高在上,是科学知识权力的掌握者,科学普及只是一个知识的单向流动过程,即从科学知识的创造者那里流布到无知无识的大众那里。科普的功能很类似于“科学”的宣传工具,“科学”的喉舌,它要贯彻科学的意志,强化科学的权能。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科普作家对科学一味持景仰和赞颂的态度,认为科学家都是道德高尚、智力超群的人物,科学总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普通大众唯有坚定地相信科学、自觉地运用科学,才能从愚味无知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得幸福的生活。科普笼罩在一种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

  科学传播反对对科学与公众的关系做这样的定位。一方面,我们意识到,现代科学知识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由少数知识精英所垄断的知识,因而就科学向公众传播而言,存在着一个知识下行的通俗化的过程。就这个“知识下行”的方面而言,科学传播需要借助传播学已经建立的结构功能方法,分析不同受众的接受意向和接受能力,针对不同对象开展不同形式的科学传播活动;要研究如何有效传播,如何提高公众的现代科学素养。但是,这个“知识下行”的过程不能理解成科学家向民众的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相反,应该理解成科学家的义务。因为在今天这个大科学的时代,多数科学工作由政府和社会提供财力支持,纳税人有权利来了解科学的进展,评价科学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要开辟公众向科学的传播这一新的维度。这一维度可以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高、精、尖的现代科学而言,公众可以参与对现代科学的社会后果的评估,从而在科学的发展方向、规模和速度方面起一定的制约作用。美国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里已经把“理解个人和社会视野中的科学”作为内容标准纳入,要让全体国民意识到:“新概念和新发明往往会影响到其他人;这种影响有时候是好的,有时候是坏的。力争预先弄清概念和发明对他人即将产生何种影响是有益的。”“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既不是完全有益的,也不是完全有害的。”“技术的变革往往伴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这些变革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有害的。社会的需求、态度和价值观念影响技术的发展方向。”在中国,这一工作将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而日益重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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