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如何为女性主义带来帮助？

2016-07-01 | 来源: 澎湃新闻网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2016年6月23日，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生命史与生命写作研究中心主任玛格丽塔·乔丽（Margaretta Jolly）在首都师范大学进行了一场以“口述史和女性主义”（Oral History and Feminism）为主题的讲座。乔丽长期以来致力于女性主义口述历史及女性解放、文化研究、生命史写作等，其着作《相爱相争：书信中的现代女性主义》（In Love and Struggle: Letters and Contemporary Feminism）、《见证者：生活叙事与人权》（We Shall Bear Witness: Life Narratives and Human Rights）等在国内外历史研究界广受好评。乔丽目前致力于中国女性图书馆项目，希望能够通过这一项目，扩大女性主义的公众影响力，带来丰富多元的行动能量。

　　玛格丽塔·乔丽（Margaretta Jolly）在讲座现场。

　　产生“口述史”概念的二十世纪——无论认同霍布斯鲍姆的“短二十世纪”还是阿瑞吉的“长二十世纪”，都充满了各种规模的关键“事件”，不仅为传统的大历史书写提供框架和标记，也为口述史提供资源。二十一世纪以来，话题领域、档案资料的逐渐开放，数码时代信息记录、分享方式的革新，以及“后历史时代”意识之下“抢救历史”的紧迫感为口述史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媒体、网络、出版等多方面的积极关注，使得口述史的整理和研究在我国形成热潮；尤其是近来崔永元等公众人物的推动参与，更使口述史从专业领域逐渐进入了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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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定义口述史？乔丽分别提供了美国口述历史协会（OHA）和英国口述历史学会（OHS）的版本作为参考。美国的定义力求中立客观：“收集、保存、阐释社群、族群和过往事件参与者的声音与记忆的方法，以及相关研究领域。”英国的则颇具理想主义色彩：“口述史是人们的记忆的记录，是每个人独特的生命经验的活历史。”口述史当然是一种访谈方法，但同时或许也是一种基于深访的研究视角、一场关于记忆的争夺战、甚至某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在英国，口述史总是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少数族裔、性少数等紧密相连。

　　越来越多的内涵不断加入，阐明口述史“是什么”诚然困难，但至少必须明了它“不是什么”，以防止过热的口述史膨胀出应有的边界。口述史不是诊断和治疗的万金油（虽然他人的倾听常给处于弱势的受访者带来安慰，但是访谈结束、访谈者离开，能带来的改变实在有限，因此既要警惕访谈行为对受访人生活的打扰，又要避免做出能力范围之外的许诺），不是专业的社工评估，不是以寻求爆点为首要目的的媒体采访，更不是言之凿凿的证词——口述和真实之间永远隔着层层的错位、混淆、缺失、误解、演绎，隔着权力在时间和空间的场域内复杂的运作……但处理记忆的真实、观念的真实，这正是口述史独特的价值所在。

　　女性主义口述史涉及的另一个概念是女性主义（feminism）。乔丽援引中华女子学院妇女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李慧波教授的论述称，在中国，将“feminism”翻译作“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意味着政治立场上很大的差别。前者往往意味着更激进的态度，更强的身份标签意识，要求女性的平等政治权力；而后者则相对和缓，并对“性别”这一概念本身有更多反思。“女性主义”同时也指学术研究中包容多元、关注少数、尊重个体、并对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敏感的一种态度视角。

　　很大程度上，口述史采取的正是这一种“女性主义”的视角。恰如大连大学李小江教授所说，妇女史和口述史是天然的盟友。它们都相信情境化知识（situated knowledge），都乐于倾听普通人的声音，通过对“被感知的真实”和个人视角的推崇来为个体赋权，并有意识地通过揭示历史的不同层次来与之抗衡。口述史工作也可以为女性主义带来帮助，例如关于女性婚姻感受的口述史可以使传统性别结构下婚姻中的种种不快、不公乃至痛苦不再作为“个别现象”被忽略，从而破除“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的婚姻童话，让问题显露，获得讨论。而对劳工或农村女性的口述史访谈则可以帮助文化程度较低，不能使用“文字”这一现代武器自我赋权的女性获得一定发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