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 杨绛：我参加过的一次天安门观礼

2016-05-25 | 来源: 嘉崎博客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1955年4月杨绛收到一个绿色的观礼条被邀请她在劳动节到天安门广场参加观礼。因为绿条儿是末等，而她是第一次去观礼，所以特别高兴。观礼台上她在群众中失去自我，溶和在游行队伍里。“伟大感”和“渺小感”同时在心上起落，确也“久久不能平息”。“组织起来”的群众如何感觉，她多少领会到一点情味。

　　钱钟书夫人杨绛去世(图源：VCG)

　　一九五五年四月底，我得到一个绿色的观礼条，五月一日劳动节可到天安门广场观礼。绿条儿是末等的，别人不要，不知谁想到给我。我领受了非常高兴，因为是第一次得到的政治待遇。我知道头等是大红色，次等好像是粉红，我记不清了。有一人级别比我低，他得的条儿是橙黄色，比我高一等。反正，我自比《红楼梦》里的秋纹，不问人家红条、黄条，“我只领太太的恩典”。

　　随着观礼条有一张通知，说明哪里上大汽车、哪里下车、以及观礼的种种规矩。我读后大上心事。得橙黄条儿的是个男同志，绿条儿只我一人。我不认识路，下了大汽车，人海里到哪儿去找我的观礼台呢？礼毕，我又怎么再找到原来的大汽车呢？我一面忙着开箱子寻找观礼的衣服，一面和家人商量办法。

　　我说：“绿条儿一定不少。我上了大汽车，就找一个最丑的戴绿条子的人，死盯着他。”

　　“干吗找最丑的呢？”

　　我说：“免得人家以为我看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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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人都笑说不妥：“越是丑男人，看到女同志死盯着他，就越以为是看中他了。”

　　我没想到这一层，觉得也有道理。我打算上了车，找个最容易辨认的戴绿条儿的人，就死盯着，只是留心不让他知觉。

　　五一清晨，我兴兴头头上了大汽车，一眼看到车上有个戴绿条儿的女同志，喜出望外，忙和她坐在一起。我仿佛他乡遇故知；她也很和气，并不嫌我。我就不用偷偷儿死盯着丑的或不丑的男同志了。

　　同车有三个戴大红条儿的女同志，都穿一身套服：窄窄腰身的上衣和紧绷绷的短裙。她们看来是年常戴着大红条儿观礼的人物。下车后她们很内行地说，先上厕所，迟了就脏了。我们两个绿条子因为是女同志，很自然的也跟了去。

　　厕所很宽敞，该称盥洗室，里面熏着香，沿墙有好几个洁白的洗手池子，墙上横（镶）着一面面明亮的镜子，架上还挂着洁白的毛巾。但厕所只有四小间。我正在小间门口，出于礼貌，先让别人。一个戴红条儿的毫不客气，直闯进去，撇我在小间门旁等候。我暗想：“她是憋得慌吧？这么急！”她们一面大声说笑，说这会儿厕所里还没人光顾，一切都干干净净地等待外宾呢。我进了那个小间，还听到她们大声说笑和错乱的脚步声，以后就寂然无声。我动作敏捷，怕她们等我，忙掖好衣服出来。不料盥洗室里已杳无一人。

　　我吃一大惊，惊得血液都冷凝不流了。一个人落在天安门盥洗室内，我可怎么办呢！我忙洗洗手出来，只见我的绿条儿伙伴站在门外等着我。我感激得舒了一口大气，冷凝的血也给“阶级友爱”的温暖融化了。可恨那红条儿不是什么憋得慌，不过是眼里没有我这个绿条子。也许她认为我是僭越了，竟擅敢挤入那个迎候外宾的厕所。我还自以为是让她呢！

　　绿条儿伙伴看见那三个红条子的行踪，她带我拐个弯，就望见前面三双高跟鞋的后跟了。我们赶上去，拐弯抹角，走出一个小红门，就是天安门大街，三个红条子也就不知哪里去了。我跟着绿条儿伙伴过了街，在广场一侧找到了我们的观礼台。

　　我记不起观礼台有多高多大，只记得四围有短墙。可是我以后没有再见到那个观礼台。难道是临时搭的？却又不像新搭的。大概我当时竭力四处观望，未及注意自己站立的地方。我只觉得太阳射着眼睛，晒着半边脸，越晒越热。台上好几排长凳已坐满了人。我凭短墙站立好久，后来又换在长凳尽头坐了一会儿。可是，除了四周的群众，除了群众手里擎着的各色纸花，我什么也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