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须征 普通家不用担心被征税
姚洋：三次分配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1992年，着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就提出了“三次分配”概念，自愿是它的原则。国家的收入分配主要靠第一次和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只是锦上添花的作用。
目前，很多国家的社会捐助都比较少，比如说欧洲、日本(专题)。美国的捐助比较多，很多私立大学都是依靠捐助。日本也是公立学校多，私立学校少，比较有名的私立大学也就是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上智大学了，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美国社会捐助私立学校有多种原因，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早期移民(专题)比较重视教育，移民开始捐赠建立学校，比如说哈佛大学开始的名字是Harvard College，就是一个小的文理学院。
美国战后有一批新的学校出来，比如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是靠企业家捐赠办起来的。美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台一些政策，鼓励大家捐赠，这一套鼓励捐赠的激励方法起到了很大作用。
美国常春藤盟校（The Ive League）是私立大学，虽然也会得到美国政府在财政上的支持，但数额极其有限，与公立高校得到的巨额补贴相比更是微不足道。正因如此，接受捐赠成为这些名校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
但是，要实现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捐赠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这个量在中国太少了，更多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
我们不能一提到三次分配，就以为国家要来做这事儿，我们不是要“杀富济贫”，也不是要搞“平均主义”，而是这次会议后，我们会出台一些政策来鼓励大家捐赠。
中国的捐赠里，大头是企业捐赠，普通老百姓的捐赠是比较少的，中国的企业家捐出了大量的收入来帮助穷困山区、扶助老幼病残、鼓励科学研究，比如“未来科学大奖”，是由几个企业家发起的，而且奖金比诺贝尔奖还要丰厚。因此我们对第三次分配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媒体：我们讲三次分配不能忽略前面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而且我们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着急跨入三次分配。
姚洋：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也不能依靠三次分配，三次分配强调“慈善”，国家应该做的、能做的只能是引导，并不是说要依靠三次分配。
媒体：您觉得税收政策会不会成为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主要手段？
姚洋：没有税收就没办法做调节，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也不是光靠二次分配，不是收税就完了，而是要精准分配，政府做该做的事情，把收来的钱用在刀刃上，不是一味地把税收提的多高。
媒体：目前，我们依旧要着重解决前两次分配中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该如何发挥二次分配中税收的调节作用？我们的收入分配改革更应该侧重于哪个方面？
姚洋：我们企业税负太高，中国是从计划经济时期来的，搞计划经济的国家基本上不对老百姓征税，只对企业征税，但是对企业收税不见得老百姓不承担税负，税负也会转移一部分给老百姓，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老百姓的工资被压低了。
我们搞市场经济之后，这样的状态没有改变，实际上，我们仍然大部分依靠企业交税，特别是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两者合计占全部政府收入的45%以上；还有员工的社保，我们的社保也非常依赖于企业，所以企业的负担是很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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