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房卖房] 被炒房游戏裹挟 三代人的买房故事
在中国，房子从未像今天一样被赋予这么多含义。
它不再只是那个走得再远也要回去的家，不再是祖辈穷尽一生留给后辈的遗产。它更像是女婿的“敲门砖”，象征财富的标杆，它成了资本游戏里的一张王牌，幻想赚快钱者的工具。
每一秒，都有无数人在为房子喜忧。
今年两会(专题)，中央强调坚持住房的居住属性，加快建立和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是一个普通家庭三代人和房子的故事。它试图回答：房子，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老有所依的地方我的两个爷爷，到死都没有自己的房子。
一个是我血脉上真正的爷爷，姓刘，我叫他“木瓜爹爹”。他念过私塾，在战乱之时当了兵，返乡之后干不了重体力活，只能放牛干农活。他吟得一口好对联，写得一手好书法，但还是被乡邻讥笑“书呆子”、“木瓜”，死前最后一面，他还跟我讲对联章法。
老人老来云游四方，随处落脚，四海为家，从无今人对房子的概念。他活着的时候把土坯房拆了，地基留给孙儿盖楼房。死的时候，正是大年初三，他搬出竹椅，到外面安然而坐，无病无痛睡去，身后就是他曾经的破土坯房。
另一个爷爷生于地主家族，姓吴，是“木瓜爹爹”的妻弟，我叫他“大爹爹”。祖上有几十亩地，爷爷生来就是大少爷，却继承不了万贯家财，“斗地主”之后，“阶级成分”不好，童养媳也跑了，他一辈子没结婚。
“木瓜爹爹”把父亲过继给他，算是了他一生未婚、无儿无女的遗憾。姐姐和我出生后，并不随父亲姓刘，而随“大爹爹”姓吴。
爷爷一生清贫，白手起家，去山里砍柴，拓荒开田，一辈子枯瘦如柴，到死的时候也没吃过多少饱饭。食道癌晚期的最后半年，他把大集体分的十几亩地，都分给了别人。老人最后死在过继的儿子、我的父亲的房子里，葬在祖人坟前。
“木瓜爹爹”一生都不赞成他最小的儿子、我的父亲读书，父亲却考了东半县第一；1981年，父亲18岁，出来教书，又成了全村最小的教师。
那是个“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年代，教师不再是“臭老九”。父亲转正后一个月工资34元5角，攒到我四岁、1995年，在全村盖起了第一栋单门独院的两层半楼房。
有老人捉过来两只土鸡；大爹爹”把猪牵出来卖了。两三百斤的大肥猪倒挂上秤，一边拉屎一边嘶吼。老人舍不得这头年年生一窝的老母猪，一边拍猪的屁股，一边似乎又想把猪刚拉的屎拽上秤。
那时候盖房没有现在这样专业的工程队，全靠自己一砖一瓦垒起来。全村人都来帮这位外姓的刘老师搬砖。盖房成本主要靠砖瓦物料和人工，每层145平，只花了2.5万元，折合一平米均价86元。父亲当时一个月收入够在农村盖七八上十个平方。
院里有水井，种树养花，院子后面是自家竹林，挨着水库。屋里正厅放“天地君亲师”排位，“大爹爹”住主卧，床头是黑白电视机。每个房间至少二三十平，不仅能放旧时镶着“顺治”铜钱的老柜子和铁锹等农具，还能堆几袋粮食，码一地西瓜。
那是房子代表着家的年代。经历过“58年饥荒”的老人，一生最大的心愿，大抵是搬出土坯房，住到楼房里。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父亲当年急于盖房，更多是为了伺候几个老人，让他们老有所依。
父亲先后给五位老人养老送终。老人们还健在的时候，父亲每年夏天都骑着28号自行车，来回踩十几里路，插秧、割谷、晒麦、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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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它不再只是那个走得再远也要回去的家，不再是祖辈穷尽一生留给后辈的遗产。它更像是女婿的“敲门砖”，象征财富的标杆，它成了资本游戏里的一张王牌，幻想赚快钱者的工具。
每一秒，都有无数人在为房子喜忧。
今年两会(专题)，中央强调坚持住房的居住属性，加快建立和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是一个普通家庭三代人和房子的故事。它试图回答：房子，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老有所依的地方我的两个爷爷，到死都没有自己的房子。
一个是我血脉上真正的爷爷，姓刘，我叫他“木瓜爹爹”。他念过私塾，在战乱之时当了兵，返乡之后干不了重体力活，只能放牛干农活。他吟得一口好对联，写得一手好书法，但还是被乡邻讥笑“书呆子”、“木瓜”，死前最后一面，他还跟我讲对联章法。
老人老来云游四方，随处落脚，四海为家，从无今人对房子的概念。他活着的时候把土坯房拆了，地基留给孙儿盖楼房。死的时候，正是大年初三，他搬出竹椅，到外面安然而坐，无病无痛睡去，身后就是他曾经的破土坯房。
另一个爷爷生于地主家族，姓吴，是“木瓜爹爹”的妻弟，我叫他“大爹爹”。祖上有几十亩地，爷爷生来就是大少爷，却继承不了万贯家财，“斗地主”之后，“阶级成分”不好，童养媳也跑了，他一辈子没结婚。
“木瓜爹爹”把父亲过继给他，算是了他一生未婚、无儿无女的遗憾。姐姐和我出生后，并不随父亲姓刘，而随“大爹爹”姓吴。
爷爷一生清贫，白手起家，去山里砍柴，拓荒开田，一辈子枯瘦如柴，到死的时候也没吃过多少饱饭。食道癌晚期的最后半年，他把大集体分的十几亩地，都分给了别人。老人最后死在过继的儿子、我的父亲的房子里，葬在祖人坟前。
“木瓜爹爹”一生都不赞成他最小的儿子、我的父亲读书，父亲却考了东半县第一；1981年，父亲18岁，出来教书，又成了全村最小的教师。
那是个“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年代，教师不再是“臭老九”。父亲转正后一个月工资34元5角，攒到我四岁、1995年，在全村盖起了第一栋单门独院的两层半楼房。
有老人捉过来两只土鸡；大爹爹”把猪牵出来卖了。两三百斤的大肥猪倒挂上秤，一边拉屎一边嘶吼。老人舍不得这头年年生一窝的老母猪，一边拍猪的屁股，一边似乎又想把猪刚拉的屎拽上秤。
那时候盖房没有现在这样专业的工程队，全靠自己一砖一瓦垒起来。全村人都来帮这位外姓的刘老师搬砖。盖房成本主要靠砖瓦物料和人工，每层145平，只花了2.5万元，折合一平米均价86元。父亲当时一个月收入够在农村盖七八上十个平方。
院里有水井，种树养花，院子后面是自家竹林，挨着水库。屋里正厅放“天地君亲师”排位，“大爹爹”住主卧，床头是黑白电视机。每个房间至少二三十平，不仅能放旧时镶着“顺治”铜钱的老柜子和铁锹等农具，还能堆几袋粮食，码一地西瓜。
那是房子代表着家的年代。经历过“58年饥荒”的老人，一生最大的心愿，大抵是搬出土坯房，住到楼房里。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父亲当年急于盖房，更多是为了伺候几个老人，让他们老有所依。
父亲先后给五位老人养老送终。老人们还健在的时候，父亲每年夏天都骑着28号自行车，来回踩十几里路，插秧、割谷、晒麦、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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