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向老与我的藏书(图)
“向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生晚辈对杨向奎先生的尊称，在历史所内部，相沿已久。我虽然在1992年才调入历史所，但向老和导师史筱苏（念海）先生是同门弟兄，两人都是顾颉刚先生的得意门生，所以，很早就听先师讲述过他的一些故事。其中一件与书有关的事儿，筱苏师是这样讲的：“拱辰先生（杨向奎先生字拱辰）到我家里挨个屋子转了一圈说，史念海，你的书呢？书都放在哪里啦？”筱苏师指着家里几大书柜新式洋装书，很尴尬地说：“就是这些书了。”两位老先生这一番对话所针对的问题，是筱苏师家里基本没有线装书。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即对于向老来说，我们常看的新式洋装书，不大能够算得上是书，他讲的“书”，就是特指线装古籍。因而觉得向老自己家里，一定有很多古刻旧本，不然何以会如此踩估我的老师？
我到历史所工作时，向老年事已高，在所里很难遇到，更无由上门求证此事。有一次，具体主持《国家大地图集》历史地理卷编绘工作的高德先生找我做点儿事，闲聊时知道他常去向老家里，就顺便问了一下。高德先生告云向老线装书是有一些，但并不很多，似乎也不是很讲究版本。后来在我做历史所副所长那几年，因职务在身，终于有机会以“所领导”身份去登门看望老先生。但杨家客厅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书，甭说线装古籍，就是洋装书，也没有看到；不用说身为晚辈，即使是同龄人，也不好为满足好奇心而强行“看望”人家的书房，因而三番两次，都是悻悻然歉歉然告退而去。
尽管始终没能看成向老的藏书，却早在做副所长之前，就请向老给我写过一篇题记。前面提到的高德先生，复旦大学新闻系出身，在社科院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科研局长，是一位温文尔雅对知识分子极其谦恭的政工干部，工作往来中和向老建立了很亲近的个人关系。于是，就试探着问，可否请向老给我的藏书写段题跋。高先生一问，向老很爽快地答应了。那时我刚刚买旧书不久，手里没有什么象样的书值得他老人家动手写。记得是经高德先生向他提了几个书名，向老感兴趣的只有一部光绪时期郑文焯校勘的《清真集》。
清光绪郑文焯校刻本《清真集》《清真集》是宋人周邦彦的词集，郑文焯是清末着名词人。这一校本，一向以精审着称，而且写刻字体秀雅，是由当时着名刻工黄冈陶子麟操刀。这部书还稍有说道儿的是，乃为近代着名藏书家徐恕（字行可）的旧藏，书中夹有一页临摹的敦煌壁画，或亦出自行可先生之手。我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海淀中国书店花30元钱买下的这部书（上下两卷，附《补遗》与郑文焯撰《清真词校后录要》，分装两册），今天看来，虽然也算得上是件不错的藏品，但在当时，仅仅就其版刻而言， 实在无足称道，向老更不会看得上眼。我想，引发向老兴趣的，恐怕只是周邦彦的词作本身。盖清末以迄民国，词学曾盛行一时，向老是才子，年轻时或亦受此风气熏染，对宋词有过较多关注，甚至倚声造句，试过身手。
在高德先生那里一得到讯息，我就急忙先把这一《清真集》刻本带给高先生，请他转呈向老过目，并告过几天再去琉璃厂选购宣纸送上。不料没等我去买宣纸，高德先生就给我带来了向老的题字。虽然只是用钢笔写在历史所的横格稿纸上，但字体苍劲有力，文字内容更非如向老之大手笔不办：
周邦彦、辛稼轩以后，词坛无波澜。姜白石雅淡，梦窗、草窗趋于纤巧，无复北宋之铁板红牙，杂沓纷呈矣。
杨向奎题《清真集》一九九四、八、八日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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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历史所工作时，向老年事已高，在所里很难遇到，更无由上门求证此事。有一次，具体主持《国家大地图集》历史地理卷编绘工作的高德先生找我做点儿事，闲聊时知道他常去向老家里，就顺便问了一下。高德先生告云向老线装书是有一些，但并不很多，似乎也不是很讲究版本。后来在我做历史所副所长那几年，因职务在身，终于有机会以“所领导”身份去登门看望老先生。但杨家客厅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书，甭说线装古籍，就是洋装书，也没有看到；不用说身为晚辈，即使是同龄人，也不好为满足好奇心而强行“看望”人家的书房，因而三番两次，都是悻悻然歉歉然告退而去。
尽管始终没能看成向老的藏书，却早在做副所长之前，就请向老给我写过一篇题记。前面提到的高德先生，复旦大学新闻系出身，在社科院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科研局长，是一位温文尔雅对知识分子极其谦恭的政工干部，工作往来中和向老建立了很亲近的个人关系。于是，就试探着问，可否请向老给我的藏书写段题跋。高先生一问，向老很爽快地答应了。那时我刚刚买旧书不久，手里没有什么象样的书值得他老人家动手写。记得是经高德先生向他提了几个书名，向老感兴趣的只有一部光绪时期郑文焯校勘的《清真集》。
清光绪郑文焯校刻本《清真集》《清真集》是宋人周邦彦的词集，郑文焯是清末着名词人。这一校本，一向以精审着称，而且写刻字体秀雅，是由当时着名刻工黄冈陶子麟操刀。这部书还稍有说道儿的是，乃为近代着名藏书家徐恕（字行可）的旧藏，书中夹有一页临摹的敦煌壁画，或亦出自行可先生之手。我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海淀中国书店花30元钱买下的这部书（上下两卷，附《补遗》与郑文焯撰《清真词校后录要》，分装两册），今天看来，虽然也算得上是件不错的藏品，但在当时，仅仅就其版刻而言， 实在无足称道，向老更不会看得上眼。我想，引发向老兴趣的，恐怕只是周邦彦的词作本身。盖清末以迄民国，词学曾盛行一时，向老是才子，年轻时或亦受此风气熏染，对宋词有过较多关注，甚至倚声造句，试过身手。
在高德先生那里一得到讯息，我就急忙先把这一《清真集》刻本带给高先生，请他转呈向老过目，并告过几天再去琉璃厂选购宣纸送上。不料没等我去买宣纸，高德先生就给我带来了向老的题字。虽然只是用钢笔写在历史所的横格稿纸上，但字体苍劲有力，文字内容更非如向老之大手笔不办：
周邦彦、辛稼轩以后，词坛无波澜。姜白石雅淡，梦窗、草窗趋于纤巧，无复北宋之铁板红牙，杂沓纷呈矣。
杨向奎题《清真集》一九九四、八、八日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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