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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拒絕200萬民運資助告訴了我們什麼？04/26/06    王大慶    正義黨


魏京生透露的信息
最近，從中國大陸流亡海外最著名的民運人士魏京生署名在“獨立論壇”參加討論。魏京生在談論到他曾經拒絕了美國肯尼迪基金會200萬的民運資助款時透露：“為什麼我不能拿，是因為主持此事的美國人起草的條文中有一句話我要求去掉。‘使用此款項的組織和其成員，不得議論美國的對華政策’，我堅持去掉這一條。而且堅持這個基金會要由中國的幾個民運組織組成的理事會支配，美國人的肯尼迪基金會僅僅幫基金會管錢，起監督作用。”
魏京生繼續透露說：“克林頓的律師（也是肯尼迪基金會理事，萊溫斯基案的律師），......他說：你理解錯了，美國人的錢當然是美國人說了算。我說法案裡寫得清清楚楚：錢全部是用來支持中國人的海外民運組織，你們只負責監督使用的合法性。......他不同意，再說什麼也不重要了。......最終誰也沒拿到這筆每年二百萬的錢。”
魏京生表示，他拒絕了接受肯尼迪基金會上述對民運資助的限制，“我們保住了獨立發言的資格”。

資助所設的限制
“使用此款項的組織和其成員，不得議論美國的對華政策。”這是美國肯尼迪基金會提供中國大陸民運200萬美元的限制條件。我們要問：為什麼美國肯尼迪基金會要在提供中國大陸民運資助的同時設下這樣的限制？
最直接的回答是：中國大陸民運一直在議論美國對華政策。議論美國對華政策幹什麼？影響美國對華政策也！
影響美國對華政策是為了中國大陸民運嗎？很多中國大陸民運人士認為影響美國對華政策是為了中國大陸民運。不過，這是誰灌輸的概念？這是台灣政府的的情治人員和台灣政府操縱的宣傳媒體向中國大陸民運灌輸的概念。
美國是美國，美國政府決定采用什麼樣的對華政策是美國政府的事情，中國民主運動在美國的組織、機構和人士，享受和利用在美國得天獨厚的條件從事使中國民主化的運動，在美國推進全球民主化、尊重基本人權的原則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之前，美國政府具體的對華政策同中國民主運動究竟有多大關系呢？如果認真地想一想中國民主運動自己的終極目標，美國政府具體的對華政策根本同中國民主運動沒有任何關系，非要說有關系的話，那都是對中國民主化只可能有利，不可能不利的關系。
在美國的中國民主運動組織、機構和人士，是在美國這個國家，利用美國這個國家提供的條件，來從事中國的民主化運動，不是在美國從事影響美國政府決策的政治活動。中國民主運動組織、機構和人士在美國從事影響美國政府具體對華政策的政治活動純屬不務正業。
關心和企圖影響美國政府具體對華政策的是台灣政府，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台灣政府一直在把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當作工具來使用，是不是間接地為日本的政治、經濟利益服務這裡不談，台灣政府長期以來把中國大陸民運當作傀儡，用來影響美國政府的具體的對華政策，破壞美中交流和合作，使其對台灣尋求“獨立”有利。結果使得大部分所謂的“中國大陸民運”主次顛倒，他們不去試圖爭取更多的中國大陸民眾的認同、支持和參與，他們不取試圖爭取更多的海外華僑的認同、支持和參與，他們不去認真研究如何在中國大陸的現實狀況下開展民主運動的工作，他們的主要“民運工作”變成了在美國抗議示威和開“研討會”，這些“研討會”往往不是對中共的“聲討大會”就是所謂“學者”來談“台海問題”，從而試圖通過制造和影響美國的輿論來影響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在這種輿論的配合下，他們的另一項主要“民運工作”就是“游說”美國政府。他們還有一項主要工作，那就是要麼設法讓國內的民運人士去坐牢，或者派海外的民運人士回國去出事，從而人為地制造“人權事件”制造所需要的“輿論”。這一切都在台灣情治人員的直接操縱和控制之下，也在台灣的資金資助之下進行。
應該說，美國政府，美國的肯尼迪基金會，對中國大陸民運大部分組織和人士在美國實際扮演的上述主次顛倒的角色了如指掌。所以，肯尼迪基金會在考慮資助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時候，提出了“使用此款項的組織和其成員，不得議論美國的對華政策”，這是很有針對性的。魏京生希望保持自己“獨立發言的資格”，但是魏京生恰恰沒有想到，肯尼迪基金會提出的這個提供捐款的限制條件，正是給中國大陸民運團體和人士一個保持獨立而不再當台灣政府傀儡的機會。

民運不可能得到這筆資助
根據魏京生透露的情況，美國人“堅持......要由中國的幾個民運組織組成的理事會支配”資助的款項，也許美國人了解並且相信魏京生是獨立的，但美國人也許不了解“幾個”民運組織中，很難找到象魏京生這樣願意堅持獨立的中國大陸民運人士，就連今天公開反對台灣政府操控海外民運堅持清除替台灣政府服務的人進入的中國民主正義黨，也曾經有過主要負責人從1997年的公開聲明“中國民運不應該成為台灣的尾巴”變成了2001年的“中國民主正義黨接受三民主義大同盟的領導”。魏京生，如何能夠找到“幾個”民運組織組成符合肯尼迪基金會所要求的那種“組織和其成員不得議論美國的對華政策”的理事會呢？這“幾個”民運組織的負責人中，有“幾個”不是已經在台灣政府的資助之下，正在從事所謂的“中國大陸民主運動”而其實目的只是幫助台灣政府來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呢？
所以，魏京生組成不了這樣的理事會，萬潤南、吳弘達也不可能組成得了這樣的理事會，所以，這筆資助中國大陸民運人士不可能得到。假如誰真的有希望得到符合肯尼迪基金會所設限制條件的資助，目的就是要通過中國大陸民運組織來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台灣政府也不答應，因為這樣一來，當台灣政府要中國大陸民運人士和組織通過制造輿論來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時候，由於“主流”不能參與，輿論的作用就小了。中國大陸民主運動人士和組織對來自中共的襲擊總是有所預防的，但我們對來自台灣政府的襲擊又有多少思想准備和預防呢？

FLG取代並試圖“吃掉”民運
為什麼？就是因為有魏京生這樣的人。相信魏京生為了“保持獨立發言的資格”拒絕了肯尼迪基金會的資助，魏京生也同樣為了“保持獨立發言的資格”拒絕了台灣政府，被人“不依不饒追到全世界明著給你攪合”。正是因為中國大陸民主運動中象魏京生這樣的人不止一個，而且越來越多，而且“浪子回頭”的也越來越多，FLG組織對台灣政府來說比海外的中國大陸民運組織好用得多，為了形成“主流”才能通過“主流輿論”來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所以FLG從“FL大法好”的傳教和“反迫害”變成了“民運”－－紀念“六四”也非要FLG組織來主持了。從台灣政府重FLG而輕民運，從台灣政府要讓FLG取代和試圖“吃掉”民運來看，台灣政府長期涉足海外的中國大陸民運和資助中國大陸民運，目的就不是為了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目的只是把中國大陸民運當作傀儡，當作工具，來影響主要是美國的對華政策。
所以，對今天的中國大陸民運人士來說，象FLG的王文怡那樣為了台灣政府的利益擾亂白宮儀式破壞美中交流和合作不算什麼“勇氣”，堅持“保持獨立發言的資格”才算真正需要勇氣，我們應該相信，我們也一定會看到，真正有這種勇氣的中國大陸民運人士會越來越多，也會越來越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