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回国后告诉我，美国朋友告诉她，如果她的英文自传出版，好莱坞电影公司一定会抢着改编电影，因为她的故事太传奇了。
她英文写作的全过程都与我讨论，因为她最终还是要出中文本。那几年我们见面总是在讨论这本书，我最清楚她心里真正的想法。
那天，她开玩笑说这本书写完，可没办法跟着我飞来飞去签名售书了。我说换了肺，还可以坐飞机啊。
忽然，她说，不知道能不能写完。她面部掠过一丝悲凉。那是埋在她心底的一般人不易察觉的另一面。
我有时会在她在眼神里发现这丝悲凉。我认识她二十多年，我想只有我清楚她心底的另一面。
她比所有人更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她在种种打击面前比任何人更坚强，她在任何人面前不肯示弱，但是，在她的心底里，对人生对命运其实怀着深深的失望与悲观。
她晚年己经开始对自己的过去有了真实的认识。当所有人都对她那本《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赞不绝口时，龙应台私下对我说过一针见血的意见。我转告她。她说，我会写出一本真正的自传，用英文，写我自己，而不是写毛主席、周总理与老乔。
她是毛主席的英文老师，但她觉得她的英文水平还不够写她的自传。她物色了一位美国朋友来帮助她，这使她的书写得特别慢。
她是一个眼界很高要求很高曾经沧海的人。我们无数次讨论过她的书。她说中国人在西方出的书，最成功的真正有影响的翻译了几十种文字的是张戎的《鸿》。她写中国三代女人的命运，裹小脚的外婆、共产党高级干部的母亲与最初是红卫兵后来飘泊海外的自己。她的书在中国出版只是一本很平常的书，但是，她的眼光与叙述方式完全是西方的，她得益于她外国老公的帮助，她的书在国外成功了。我知道这是章含之写自传心底里的座标。
我说你的故事写出来，会远远超过张戎。虽然她的书还没有写完，但我完全了解这部书的全部内容，我明白这会是我出版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本书，而她的影响力则是无可估量的，因此值得我花时间。
我经常对年轻的编辑说，编一本好书是需要耐心的，可能要等上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如果你把出版当做你一辈子的事业，你才会有足够的耐心。
探望的时间过了，我不得不离开了。
我走出病房，又回过头来看看她，心理的阴影笼罩着我。
杨大夫送我，她说你放心去吧，章老师的病没有生命危险，只是来得早了点。杨大夫原是北京医院主任医生，后来专任章老师护理医生，我好像可以放心了。但心里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
二十多年来，章含之对于我，是尊敬的师长，是亲切的大姐，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是互相信赖的忘年交。她生活中碰到任何事情，都会打电话给我，有时我们的电话会讲几个小时，我总是很耐心地听她诉说，我知道有些话她没有人可以讲。
史家胡同51号厚厚的大红门
51号的后院，章含之的会客厅
每次，我去北京，她都邀我住她院子里，后来成了习惯，主要是为了有时间聊她的书。我会像在家里一样晚睡晚起，因为我常常很晚回去，司机赵师傅等着为我开院子的大门，他睡在前院。他跟了乔冠华与章含之几十年。有时冬天让他从被窝里爬起来，我总觉抱歉。
早上，章含之总亲自给我煮牛奶、煎鸡蛋、烤面包。有时也吃中式早餐，她会摆出八个小碟，加上酱醋，满满一桌。她一直保持上海大户人家的习惯，倒不是专门为我做的。我出门时，她总会问，你回来吃饭吗？我到史家胡同，就像回家一样亲切。
我开始并不知道，后来杨大夫告诉我，我是唯一住在她大院里的客人。连她的同父异母妹妹康妮从美国来北京看她，她也让康妮住旁边的“好园”宾馆。
没有想到，我离开后才十几天。26日早上，我还在睡梦中，依稀听到短信的铃声，我伸手抓过手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章含之老师于今晨8：24去世。”
这是耿一平第一时间发给我的。
我马上给洪晃打电话，洪晃说，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快。你是她的出版人，是她最信赖的人，如果你能来，能不能讲几句，我说好。
当我再一次走进史家胡同51号，一切那样熟悉，但已物是人非。
洪晃在忙着第二天的丧礼，一平让我住隔壁的“好园”宾馆。这是当年华国锋的旧居。
远道而来的客人都住“好园”。我与章含之的同父异母妹妹康妮住一个套房。我与她在史家大院见过面，但不熟悉。那个晚上，大家都没心情，因此也没聊。
我第一次去八宝山公墓。那天来的人很多，都是章含之各个时期的私人朋友。洪晃告诉我，不用讲话了。没有人讲话，只是告别仪式。
后来，一平告诉我，追悼会一波三折。我说可以理解。一平说，没有官方的高官，都是章老师生前的朋友，那天人很多。我躲在一边，没有心情与人寒暄。
我排着队跟着人群走进大厅，只见章含之躺在白色花丛里，身上盖着红色旗帜，我向遗体三鞠躬时，泪眼模糊了。我脑子里盘旋着一个疑问，如果章含之活着可以选择，这是她的意愿吗？
我想大概只有我这么想，因为只有我真正了解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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