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回国后告诉我,美国朋友告诉她,如果她的英文自传出版,好莱坞电影公司一定会抢着改编电影,因为她的故事太传奇了。
她英文写作的全过程都与我讨论,因为她最终还是要出中文本。那几年我们见面总是在讨论这本书,我最清楚她心里真正的想法。
那天,她开玩笑说这本书写完,可没办法跟着我飞来飞去签名售书了。我说换了肺,还可以坐飞机啊。
忽然,她说,不知道能不能写完。她面部掠过一丝悲凉。那是埋在她心底的一般人不易察觉的另一面。
我有时会在她在眼神里发现这丝悲凉。我认识她二十多年,我想只有我清楚她心底的另一面。
她比所有人更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她在种种打击面前比任何人更坚强,她在任何人面前不肯示弱,但是,在她的心底里,对人生对命运其实怀着深深的失望与悲观。
她晚年己经开始对自己的过去有了真实的认识。当所有人都对她那本《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赞不绝口时,龙应台私下对我说过一针见血的意见。我转告她。她说,我会写出一本真正的自传,用英文,写我自己,而不是写毛主席、周总理与老乔。
她是毛主席的英文老师,但她觉得她的英文水平还不够写她的自传。她物色了一位美国朋友来帮助她,这使她的书写得特别慢。
她是一个眼界很高要求很高曾经沧海的人。我们无数次讨论过她的书。她说中国人在西方出的书,最成功的真正有影响的翻译了几十种文字的是张戎的《鸿》。她写中国三代女人的命运,裹小脚的外婆、共产党高级干部的母亲与最初是红卫兵后来飘泊海外的自己。她的书在中国出版只是一本很平常的书,但是,她的眼光与叙述方式完全是西方的,她得益于她外国老公的帮助,她的书在国外成功了。我知道这是章含之写自传心底里的座标。
我说你的故事写出来,会远远超过张戎。虽然她的书还没有写完,但我完全了解这部书的全部内容,我明白这会是我出版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本书,而她的影响力则是无可估量的,因此值得我花时间。
我经常对年轻的编辑说,编一本好书是需要耐心的,可能要等上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如果你把出版当做你一辈子的事业,你才会有足够的耐心。
探望的时间过了,我不得不离开了。
我走出病房,又回过头来看看她,心理的阴影笼罩着我。
杨大夫送我,她说你放心去吧,章老师的病没有生命危险,只是来得早了点。杨大夫原是北京医院主任医生,后来专任章老师护理医生,我好像可以放心了。但心里的阴影一直挥之不去。
二十多年来,章含之对于我,是尊敬的师长,是亲切的大姐,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是互相信赖的忘年交。她生活中碰到任何事情,都会打电话给我,有时我们的电话会讲几个小时,我总是很耐心地听她诉说,我知道有些话她没有人可以讲。
史家胡同51号厚厚的大红门
51号的后院,章含之的会客厅
每次,我去北京,她都邀我住她院子里,后来成了习惯,主要是为了有时间聊她的书。我会像在家里一样晚睡晚起,因为我常常很晚回去,司机赵师傅等着为我开院子的大门,他睡在前院。他跟了乔冠华与章含之几十年。有时冬天让他从被窝里爬起来,我总觉抱歉。
早上,章含之总亲自给我煮牛奶、煎鸡蛋、烤面包。有时也吃中式早餐,她会摆出八个小碟,加上酱醋,满满一桌。她一直保持上海大户人家的习惯,倒不是专门为我做的。我出门时,她总会问,你回来吃饭吗?我到史家胡同,就像回家一样亲切。
我开始并不知道,后来杨大夫告诉我,我是唯一住在她大院里的客人。连她的同父异母妹妹康妮从美国来北京看她,她也让康妮住旁边的“好园”宾馆。
没有想到,我离开后才十几天。26日早上,我还在睡梦中,依稀听到短信的铃声,我伸手抓过手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章含之老师于今晨8:24去世。”
这是耿一平第一时间发给我的。
我马上给洪晃打电话,洪晃说,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快。你是她的出版人,是她最信赖的人,如果你能来,能不能讲几句,我说好。
当我再一次走进史家胡同51号,一切那样熟悉,但已物是人非。
洪晃在忙着第二天的丧礼,一平让我住隔壁的“好园”宾馆。这是当年华国锋的旧居。
远道而来的客人都住“好园”。我与章含之的同父异母妹妹康妮住一个套房。我与她在史家大院见过面,但不熟悉。那个晚上,大家都没心情,因此也没聊。
我第一次去八宝山公墓。那天来的人很多,都是章含之各个时期的私人朋友。洪晃告诉我,不用讲话了。没有人讲话,只是告别仪式。
后来,一平告诉我,追悼会一波三折。我说可以理解。一平说,没有官方的高官,都是章老师生前的朋友,那天人很多。我躲在一边,没有心情与人寒暄。
我排着队跟着人群走进大厅,只见章含之躺在白色花丛里,身上盖着红色旗帜,我向遗体三鞠躬时,泪眼模糊了。我脑子里盘旋着一个疑问,如果章含之活着可以选择,这是她的意愿吗?
我想大概只有我这么想,因为只有我真正了解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