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杉]

最近和中学同学微信聊天。多数的孩子开始上小学了，对孩子的未来担忧心也多，督促孩子勤奋学习的目标是以后不能脱离中产，浪费了父母一代的努力。

发现中学同学基本都默认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衣食无忧，但后代如果找不到好工作就会立即掉队。

我就想，中学同学，以前家境也是有些差别的，成绩也有好有坏，现在不是个个都中产了?貌似各有所职，都生活得挺好。

1.这不就是提现了一定范围内广泛的社会平等吗？

2.这个平等的中产生活会在后代持续吗？有哪些影响因素呢？为啥大家都在担心?

3.我们的父母。以前也是担心我们以后的生活会一不小心这样那样。现在整体看，大家相差并不明星。当然踢出最成功的和最失败的。两级的同学似乎也没有出现。我们那是重点高中。这么看来，我的同学们有必要为后代担心太多吗？

[红杉]

发个有意义的贴。希望早晨不会被无聊的转帖刷版遮挡了。

[auitest1]

为何你发的帖是个图片？

[放眼世界]

孙骁骥:中国有多少“假中产”？答案是4亿

1评论2017-09-14 08:23:44 来源：骥观天下 作者：孙骁骥 干货：手把手教你抓下一只德新交运！

多年来，学术界的共识就是：只有拥有庞大的中产阶层，才能形成一个理想而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而最危险的社会恐怕就是两头大而中间小的“M型社会”。这样的社会之所以危险，乃是缺乏了中产阶层的过渡，从而使贫富对立等等社会问题更加尖锐。

　　　本文作者为学者、财经作家，金融界网站专栏作者 孙骁骥

    最近，美国白宫的前战略分析师班农接受媒体采访时将中国比作1930年的德国，认为其正处在一个选择的当口。在这个敏感的历史节点，中国如果选择不当，则很有可能重蹈1930年代德国的覆辙。他认为，中国对外输出了自身的通货紧缩和过剩产能，这说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这种发展模式牺牲了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中产阶层为代价。中国中产者的个人财富与安全，并没有随着国家经济力量的崛起而变得更强，反而是在近些年，中国的中产阶层越来越缺乏安全感，财富缩水的感觉最强烈。

　　班农的一番吐槽却令人联想到过去一段时间曾经流行的“消失的中产”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是由中产阶层买单的，因此，GDP越增长，中产的境况越凄凉。中产阶层的“消失”，其实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愈加趋于不合理，社会逐渐失去方向感的表现。如果换一个表达方法，我们也可以说，现在中国的所谓中产阶层，说穿了只是“假中产”。

　　一，所谓的中产阶层，是个假概念

　　什么是假中产呢？假中产就是一个社会中名义上中产，但实际苦逼的族群。狭义的中产阶级定义则是收入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中等收入者的人，其收入大约为人均31000美元或每天85美元，这样的阶层占全球人口的约12%。然而，达到了这个收入标准，并不一定表示你实际进入了中产的门槛。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还考虑到物价水平、资产价格水平、通货膨胀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中产阶层的实际生活情况。

　　曾经有咨询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等10个大城市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对1658名个人月收入在各地处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根据职业、收入、教育程度来选取的这些“准中产”中，有近七成的人不认同自己是中产。尽管社会整体收入这些年一直在不断增加，但人们对于中产的认同依然不强烈。这个调查结果也恰恰说明，大城市的生活压力非常大，它逼迫着社会中间收入阶层的人士不得不客观的看待自己的财富水平。

　　中产无法获得身份认同原因也很简单，即是收入的增加赶不上生活成本的增加。结果是表面越富，实际越穷。据统计，全国居民收入指数最高的地区为京沪。上海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962元，北京以52859元位居第二，与上海的差距仅为103元。京沪两大直辖市作为强一线城市，高收入人群集中的行业，平均年可支配收入也不过是五万多元人民币而已。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其收入情况可想而知。

　　所谓的“可支配收入”，是指扣除税金和社保等等之后的实际收入，但这但当中并没有包括房租租金、按揭以及日常消费支出。如果把这些钱统统扣除，居民实际到手的那一点钱是在是非常可怜。

　　我们还是以北京和上海为例。根据EXPATISTAN网站统计，北京生活成本排名全亚洲第六。在北京的非豪华地段租一间85平米的房子，需要8566元每月。即使以两人合租来计算，对半平分，那么每月开支也在4200元左右，再加上食物、交通、娱乐、治装费用。在一线城市每个月的开销很容易就接近一万人民币。

　　而在上海，情况同样糟糕，上海每月的45平米房租为4818元人民币，整个物价的排名甚至比北京更高，排名亚洲第五。各种开支加在一起，每月生活成本至少也在一万一千元以上。换言之，在京沪等地区，如果你的实际收入每个月没有达到一万元以上，那么你的生活等于是不仅存不下钱而且还倒贴钱。

　　但如果按照人均收入来计算，京沪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只有4400元左右。这就出现一个悖论，那就是说，如果你的只能挣到当地平均的收入，那么你根本无法在一线城市立足。如果要在当地立足并且长期发展，最起码你要挣到当地平均收入的3倍以上。

　　这也就决定了一件事：如果你想要成为一线城市的新移民，那么你只能通过某些特定的高收入行业和比较高的企业职位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否则只能被城市扫地出门。换言之，大城市的存在使得人们成为中产的机会很多，但残酷的现实又使得实际成为中产的人数并不多。

　　未来五十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进一步加速，城镇化率将提高到76%以上，全国税收的80%都将来源于城市，城市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将达到95%以上。在这个加速城镇化和社会阶层重新洗牌的进程中，必将产生数量比以往更多的中间收入阶层。

　　根据瑞信（Credit Suisse）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以个人拥有财富5到50万美元为标准，到2020年中国的广义中产阶层将会达到4亿之多。但如果考虑到城市不断增加的生活成本，这些疑似中产，最后都会被逼成假中产。

　　二，中国的假中产是如何形成的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一书中，曾告诫人们警惕“中产阶层的消失”。他在书里让读者自问三个问题：房贷是否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你是否不敢结婚，或不打算生儿育女？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是否让你忧心忡忡？如果其中任一答案为是。那么，你就不算是真正的中产阶级。你只是一个假中产。

　　多年来，学术界的共识就是：只有拥有庞大的中产阶层，才能形成一个理想而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而最危险的社会恐怕就是两头大而中间小的“M型社会”。这样的社会之所以危险，乃是缺乏了中产阶层的过渡，从而使贫富对立等等社会问题更加尖锐。

　　换言之，经济发展迅速而中产阶层萎缩严重，这本身就说明整个社会的财富序列失衡，经济发展和财富再分配严重迷失方向。要了解中国跨入中产收入门槛的人们为何大量沦为假中产，这背后原因耐人寻味。

　　中国中产阶层从“真”到“假”的堕落，让我想到学者傅高义在《日本中产阶级》一书中讲到的日本中产的情况。他认为，二战后，日本在1950年代兴起了大规模产业革命，与此相伴随的是大量新兴中产人群的出现。

　　与这些迅速成长起来的新中产阶级相对，多为独立小业主或地主群体的“老中产阶级”则更乐于守住各自的一亩三分地，却并未从1955年后开始的经济腾飞中直接获益，以至于不可避免地淡出历史舞台。新中产阶级的兴起成为了日本复兴最重要的标志，而摆脱贫困的日本中产家庭也开始迫不及待地进入大量消费的新时代。

　　在傅高义看来，新中产在日本的崛起，在于他们所受雇的大型组织的出现及在战后日本所处的引领变革的地位，正是后者赋予这一新兴阶级以可预期的收入、声望和社会地位，从而带领了新中产的文化以及一种新的理想生活方式。日本中产所经历的历史进程，似乎与中国今天的中产有很多相似之处。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最初的中产来自上世纪80年代那些骑摩托车的冒险者、创业者。到90年代以后，一些有学历的、有知识的人开始通过给外资做服务，替外资盖房子、做生意等等来获得财富，成为中产。在这些商人之外，有一部分中产阶层的来源是机关和事业单位。这些人通过占据社会的权力节点，通过权力与商业资本的合谋获取利益，也成为了早期中产阶层的一部分。

　　以上所说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真中产。但在真中产分食完社会资源以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大举开始。在许多的地方，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开始被打破，农民来到小镇、镇上的人进城、小城市的人来到大城市，所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阶层分化发生了重大的调整。

　　但城镇化的极速进程也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城乡分野的格局一旦打破，大城市原本的中产阶层的既得利益就会受到瓜分。原本养十个人的社保现在要样一百个人，原本供一千人使用的公共设施现在要给一万人用。这必然造成城镇生活的舒适度下降、公共生活满意度下降、中产的幸福指数下降。中产的收入日渐追不上经济发展，而社会公共服务也不倾向于保护中产阶层。长此以往，他们就慢慢成了假中产。

　　在这个“中产财富不断被蚕食”的过程中，最为高效的财富保值增值方法就是房地产。据统计局统计，从2005年至今，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的可支配收入从一万元左右增加到五万元以上，增加了大约四倍。然而，房价的增幅远高于收入增幅。2005年，北京朝阳区的平均房价是5800元，2017年朝阳区的均价是约73000元。是当年的12.58倍。

　　可以看出，十几年来，中国的不动产投资回报明显大大高于收入回报。那些80、90年代产生的老中产，要想继续在21世纪成为新中产，则必须在2008年以前投资房地产，最好是利用房地产杠杆撬动资本，否则，他们前十几年用劳动报酬或者商业盈利获得的财富会在十几年的时间内被暴涨的资产价格稀释殆尽。

　　对于搭上了房地产这班“顺风车”的人来说，完成新老中产的交替并不困难。而那些故步自封的人，则难免像是当年日本的“老中产”一样，守着一亩三分地，注定面临被洗牌的结局。

　　在今天这个竞争极度激烈，任何事情几乎都是“零和博弈”的社会，社会资源的两级分化是极为明显的。在社会财富精英化的背景下，贫富阶级的两级分化是大势之趋，而所谓的中产，不过是夹在贫富两者中间，位置略显尴尬，且不断向下层滑动的悲催阶层。

　　在老中产的习惯思维有很多死角，例如依靠劳动收入、勤劳致富、不事投资或极少投资……这些种种落后而不思进取的想法，不仅会使得中产阶层们自己的财富在新的时代里愈发被稀释，甚至很可能会断送你子孙后代的未来。

[放眼世界]

年收入10万到50万的中产阶级 他们为何“最焦虑”？

随着时代的发展，“小康”一词逐渐淡出大众视野，而“中产”成为新时代的潮流词汇。对于“中产”，不同国家、不同机构有不同的界定，但大部分以年收入界定，总结而言，年收入在10万到50万之间的群体属于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各类报告显示，他们有着不菲的收入与体面的工作，却又活在不安与焦虑之中。

　　扬子晚报记者采访了解到，中产阶级的焦虑来自于工作家庭、子女教育以及财富增值等多个方面。苏宁金融研究院的专家认为，中产阶级是社会中最焦虑的一群人，而焦虑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不必对这种焦虑过分恐慌。

　　“中产阶级”如何界定？

　　“焦虑”已成为他们的集体表情

　　年收入多少算是中产阶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份调查结论显示，6万元-50万元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在更广泛的认识中，中产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

　　也有人有不同看法，智联招聘发布了一篇《2017年中国新锐中产调查报告》将年薪10万-50万的人群定义为新锐中产。瑞士信贷研究所公布的最新201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到2021年，全球中产阶级——即拥有净资产在1万美元-10万美元的人数预计将新增2亿人（而其中一半将来自中国），总人数将达11亿。

　　此外，福布斯认为中国中产家庭年收入应该在1万至6万美元之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制定的标准称中产阶级是指那些年收入在1.35万～5.39万美元之间的人。

　　那么，中产阶级具有哪些特征呢？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在专题报道中称，“中国中产是世界上最焦虑的一群人”。智联招聘发布的报告显示，有1/3的新锐中产经常感到焦虑，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得抑郁症，而经常焦虑或偶尔焦虑的人群比例更高达95%。

　　中产阶级的焦虑，来自诸多方面四个案例，让你看看有无共鸣……

　　从报告中不难看出，中产阶级有着对现状的清晰认识和对未来的无限迷惘，虽然不菲的收入与体面的工作能给中产带来一些欣慰，但不安与焦虑才是最戳心的痛点，扬子晚报记者采访了南京几位“中产阶级”代表，发现他们的焦虑体现在各个方面……

　　案例A

　　时间焦虑：加班太多个人时间被占用

　　南京市民郑女士是个70后，自己年收入在15万左右，丈夫在金融行业工作，两个人实行的是“AA制”的家庭模式，有一个8岁的女儿，现在家中有两套房子，一个是位于河西的豪宅，另一个是专为女儿购买的公办学校学区房。郑女士的丈夫帅气多金，目前年薪35万左右，未来可能会有近千万的分红。本来这样的生活已经非常令人羡慕，郑女士却一直对婚姻等存在焦虑，刚升任部门领导的她经常加班，没有时间去购物，甚至没有时间陪伴读小学的女儿，女儿成绩一度下滑，甚至辛酸地说，感觉自己像“守在爸妈身边的留守儿童。”

　　点评：《新锐中产调查报告》发现，超一半的中产视加班为常规，加班时间的增多甚至让他们缺乏时间去陪伴小孩甚至消费。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江瀚认为，时间焦虑成为中产阶级的第一种焦虑，当时间被大量占用时，甚至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因此家庭焦虑等也随之而来。

　　案例B

　　教育焦虑：望子成龙心切，过度重视反而人仰马翻

　　南京市民耿先生的家庭年收入在40万左右，多年的资金积累也让他拥有两套房子，然而，从儿子幼小衔接开始，耿先生就踏上了教育焦虑的不归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使他不满足于家门口的学区房，而是动用社会关系和物质条件选择了一家知名的民办私立学校。

　　“然而，这并没有结束，由于职业属性自由，我现在几乎成了孩奴，陪读、辅导功课也够累的。”耿先生还给儿子报了奥数班等各种补习班，为了让儿子成为全能手，他还让儿子学习了游泳、围棋、钢琴等，每年花在儿子各类学习班的支出，就要近10万元。

　　点评：江瀚认为，早年通过教育、努力得来了现在的生活状态，因此他们也会产生“路径依赖”，希望下一代延续这种方式，财产还有继承的可能，但软实力无法继承。在对待子女教育方面，中产阶级舍得投入精力、金钱，而对于教育的过分焦虑和过度重视，难免被折腾得人仰马翻，导致很多家庭不和睦甚至亲子关系崩塌。

　　案例C

　　理财焦虑：怕失业、怕通货膨胀、怕资产贬值

　　南京市民黄女士年收入30万，主要的收入来自于工资。她目前独自抚养小孩，将孩子送到了最好的民办私立学校读书，以后想让孩子去美国留学。黄女士前不久卖掉了河西的一套房子，手中突然多出来了300多万元的闲置资金，然而，作为股市小白以及对理财一窍不通以及遭遇到再度买房限贷限购的她，不知道如何打理这笔钱。对于财富贬值的焦虑以及货币贬值的压力，让她最近略显坐立不安。

　　点评：据统计，中国中产阶级93%的收入来自工资，一旦失业，将迅速陷入困境，因此资产增值焦虑成为普遍现象。通货膨胀，困扰着全球的中产。而中国中产的特殊性在于，房子作为他们的刚需，其价格涨幅十几甚至数十倍于其他消费品，而在房子限购限贷的背景下，中产阶级焦虑感也更为强烈。

　　案例D

　　支出焦虑：房贷、二胎压肩上，不得不靠父母帮一把

　　80后的徐女士和丈夫都是事业单位员工，两人家庭年收入在20万左右。徐女士在南京购置了2套房产。在2016年又把仙林的房子换成了鼓楼区名校的学区房。就在换房的同时，徐女士又生了二胎。

　　目前，由于每个月要还贷9000元，还要负担小学一年级女儿的学费补课费，还有二娃的奶粉钱，加上一家人正常的生活开支，徐女士感觉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不得不靠父母接济一些生活费。

　　点评：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江瀚认为，徐女士的焦虑其实源于对开支的焦虑。中产阶级表面上看有房有车，有不错的生活，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扣除房贷、车贷、信用卡还款之后，月收入难有剩余。

　　专家点评

　　中产阶级焦虑别恐慌增强家庭抗风险能力

　　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江瀚认为，中产阶级虽然有不错的学历，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有稳定的工作、住房，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素养，以及一定的家庭消费能力。但是，他们却是社会中最焦虑的一群人。除了以上案例中提到的几种压力，中产阶级的焦虑还表现在养老、医疗等方面。

　　江瀚认为，很多的时候中产阶层焦虑往往是因为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很多人很担心自己的未来。事实上，焦虑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在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中都曾经出现过，特别是当经济出现增速换挡、转型升级的时期，这种焦虑的表现则更加明显。这种现象的出现，虽然需要重视，但是也没必要恐慌。需要从制度上不断完善各类社会保障，从观念上引导家庭向更加积极的方向转向，而对于每个家庭而言，则更需要家庭去实现自我的改变，比如说想方设法增加被动收入，并且鼓励强化全社会的学习意识和竞争意识，多元化家庭财富的组合，从而增强家庭的抗风险能力。

　　网友观点

　　网友小丽：中产忧虑？我就默默看着，什么话都不想说，求年薪6万人的心理阴影面积。

　　网友梓匠：全家中产，忧虑随时破产，我能怎么样？只能认真工作，工作让我快乐。

　　网友欣欣：中产没有安全感，不舍得买包，不舍得消费，不舍得请阿姨做卫生。觉得自己不是买不起，是不值，其实就是买不起。这到底是中产还是中惨……

　　网友ROSE：认识很多年薪50万的金融（他们自称）；早上6点醒，晚上一两点睡。

　　网友鹏：中产都这么苦，我们贫困线的人怎么办。明知中产这么苦，大家还在挤进去。

　　网友句号：昨天和老公说，我们这也叫中产的日子？自己不敢生病，不敢让家里人有事，随时面临崩溃。老公说，这就是中产生活给你的惊喜。

　　网友艾迪：人的痛苦来源于对自己不正确的认识和要求。

[放眼世界]

去国离乡：中国中产阶级无奈的选择







去国离乡的艺术家吴玉仁和家人在美国纽约州卡茨基尔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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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 — 

2015年8月18日，36岁的钱先生开着私家车穿行在天津街头，等红灯的时候，他用手机刷新了一下邮件，移民中介的一封信跳了出来，他们举家移民加拿大的签证批下来了。

听到消息的一刻，坐在他旁边的妻子失声痛哭。

几天前，8月12日深夜，天津滨海新区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爆炸，173人在那次事故中罹难。钱先生家是距离爆炸中心最近的小区之一。万幸的是，一家三口都平安躲过那场劫难，但是那天晚上，在地动山摇的震动中卧倒的瞬间，抱着4岁的女儿逃离废墟一般的家的情景，梦魇般的经历一直是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大爆炸对我们的影响确实很大，主要是心理上。经历这次事件后，我们更坚定了移居的想法。”

离开，为了更幸福的生活

钱先生一家是中国典型的一线城市中产家庭：丈夫供职天津一家大型国有石油公司，妻子曾留学海外，海归后在当地一家银行工作。一家三口衣食无忧，不愁房贷，每年还有闲钱出国旅游。

但是自从2011年被调职北京后，钱先生渐渐感到生活遇到了“坎儿”。公司不提供住宿，只发给他们一些住房补贴，北京的天价房租让他只能蜗居在京城一隅。为了能多和家人团聚，那些日子除了上班，他不是在京津之间的高铁上，就是在赶去高铁的路上。

“也许是这样的奔波，让我的幸福指数降到了很低的水平，”他说。

美国调研机构盖洛普公司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全球135个国家中，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排名第90，落后于印度。仅有9%的中国受访者认为自己的日常生活状况在改善，认为恶化的超过三分之一。

2013年底，钱先生的妻子提出了移民的想法，他们找到几家移民中介咨询。

“我们的想法特简单。不去非英语国家，像葡萄牙等买房就号称可以办理的去了也听不懂；没考虑澳洲，因为难，雅思考不到4个7，投资移民投不起；新西兰？我夫人不喜欢；美国EB5（投资移民签证），对于我们来说，投入太高了。”

最终他们锁定了加拿大投资移民。钱先生觉得，不到200万人民币的投入貌似可以承受，可是后来发现真实成本远不止这些。

咨询过程中，一个中介公司问他，为什么不考虑技术移民？他的教育背景、职业技能都符合条件。抱着“如果失败了，经济损失也不大”的心态，钱先生和妻子递交了材料，历时一年，花了不到5万元拿到了移民签证。

中产阶级：昔日的既得利益者

“在朋友们得知我移民后，我才知道原来周围还有不少人曾经有，或者打算有移民的想法，”钱先生说，“越来越多的人在朋友圈中无奈地表露出想离开的愿望。”

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5年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说，中国正出现第三次大规模海外移民潮。

根据报告，2000年以来，出生在中国大陆而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人口超过90万；最近几年，新获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家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每年均在15万人左右。

前两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和上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末。当时，亲属移民、技术移民和留学生占据了海外移民的主体，而本世纪的这次移民大潮中出现了大量投资移民。

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美国、澳大利亚的第一大投资移民来源国。据美国国务院签证办公室统计，2016财年，中国大陆获发EB5签证7512张，占全球签发总数的76%；2014年，这个比例高达85%以上。 2012年到2016年， 澳大利亚超过88%的“重要投资者”签证都颁发给了中国大陆公民。

致力于研究中国富豪的胡润研究院2014年1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64%的富人（财富超过160万美元）要么移民到其他国家，要么正在打算这样做。调查显示，安全和财富的保障是中国富人们移民的首要原因。如今，环境污染、食品安全、 高居不下的房价、子女教育、人民币汇率走低等诸多因素也让越来越多像钱先生一家这样的中产阶级离开中国。

2016年8月，旅美经济学者程晓农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中产阶级，中国失落的群体》节目中说，如果以家庭金融资产超过1到2百万人民币划线，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大约在1000万左右。另一位嘉宾、旅美时政评论员陈破空说，这些中产阶级一度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曾经有利于一党专政的维持，但是数十年间，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法治与规则一直没有建立起来，中产阶级的利益没有根本保障， 近来的雷洋之死等事件更是让他们由不满转向愤怒。

为了老婆孩子，离开共产党的天下

尽管愤颟如此普遍，却很少有人公开把政治作为移民原因，45岁的北京艺术家吴玉仁是个例外。

“我这个年龄选择移民，主要原因是我常年被北京国保骚扰，对我和家人的伤害与影响太大，也被禁了三年艺术展览，这是致命的。”

2016年，吴玉仁获得了美国杰出人才绿卡。9月的一天，他和家人登上了一架上海到纽约的航班。

“出境时我选择上海，因为北京是盯我比较紧的地方。飞机起飞后才长舒一口气，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吴玉仁第一次卷入政治是在2009年。当时，包括他所在的北京近20个艺术区被政府强拆，没有给租赁工作室的艺术家一分钱赔偿。不满当局政策的吴玉仁带头策划了一系列维权运动，包括召集20多位艺术家去长安街游行。最终政府作出了让步，拿出700多万元赔偿，但吴玉仁却从此成为他们的眼中钉。

政治报复随之而来。2010年5月，吴玉仁以涉嫌“妨碍公务“被逮捕，羁押10个月。2011年4月，他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获释，出来后护照被没收，也成了国保“茶桌”上的常客。

2014年1月，农历春节前，吴玉仁在朋友圈中看到这样一条信息：

“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通知：各区县国保支队，自1月20日19:00起对全市范围内维稳重点任务进行稳控。在1月22日至24日新公民案件庭审期间，务必不使稳控对象出现在北京市一中院和海淀法院附近区域。”

新公民案件是对“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等人的审判。他们因推动以和平方式向宪政转型而被中国当局逮捕。

这条国保总队的通知当天被一些维权律师和知名维权人士广泛转发。 那天晚上，吴玉仁接到经常请他喝茶的朝阳公安局李姓国保的电话，叫他出去谈谈。临走前，他对妻子说，国保叫喝茶，不要告诉爸妈他们，一会儿就回来。

“我到了约定地点远远看到他与另一人在路边，并未过来，”吴玉仁回忆说，“我旁边两辆车上下来五六个人突然扑过来，把我扭住就塞进一辆商务车里，我大喊：老李，什么情况？！今天这么大阵容。李国保远远回答：‘老吴，你又犯事了，这次市局来人了，请你去聊聊。’”

在将台派出所的问讯室，国保一边检查他的手机，一边对他说：“老吴啊，这个春节看来你要在里面过了。”

半夜左右，国保突然对他说：“老吴你先回去，明天再过来报到。”

回去的路上他想，那个第一个发布这条微信的朋友现在肯定被盯上了，他得去告诉他赶快离开北京。

“通知完他之后我就匆匆赶回家。这个时候全家的人一个也没睡，全在等着我，而且都很恐慌。我的老丈人和我父亲跟我长谈了一下，说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看来你这样的情况就是终身要被盯上了，毕竟这是共产党的天下，要为了老婆孩子多考虑下。”

从那以后，吴玉仁萌生了坚决离开中国的决心。

“没人希望背井离乡”

加拿大卡尔加里的冬天格外寒冷漫长，这是钱先生一家在加拿大度过的第二个冬天。

离开中国那天，他的心情很复杂，不知道自己的决定对不对，“现在看来，我顺利离开，避开了雾霾，远离了高房价，吃上了放心菜。但是我内心不希望中国越来越糟糕。没有人希望‘背井离乡’，都希望自己的家乡越来越好。”

作为新移民，钱先生知道自己必须放下身段，从头开始，重新奋斗。对于故乡，他还有很多不舍。

“我们这个年龄，已经正式步入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我的父亲身患重病在医院接受治疗。我夫人的姥姥、姥爷和奶奶都已年逾耄耋。我们内心的牵挂还是很多的，但是已经成功移民，这一步我们还是要往前走的。”

吴玉仁和家人安顿在纽约市郊一个美丽安静的小镇，他依然在用画笔记录中国的变迁。时政漫画是他通过艺术与现实对话的渠道之一， “中国每天都上演‘魔幻现实主义’，为那些不能发声的人发声是我的责任。”

远隔重洋，家中的老人、艺术圈的朋友，仍在狱中的良心犯都让吴玉仁记挂心头，但是他说，近些年应该不会回中国了——他没有那么浓的乡愁。

吴玉仁早年曾创作过一组艺术作品，主题是“生活在中国是一场冒险” 。如今，他说自己更深刻地理解了这句话。

[秋风恋雪]

世界在不断的变化，要以变化的眼光看问题。在国内，只有地域歧视，没有种族歧视。

国内的弱势群体是农村人的下一代，这边的弱势群体是谁呢？

[红杉]

auitest1 写道:

为何你发的帖是个图片？

加西网的 功能，原创加水印。不是图片。

[红杉]

@驱邪拔毒:

请不要大量转帖。

要么发表自己的观点，要么滚远点。

[放眼世界]

哈哈哈哈，楼主什么心态，一片中共官媒的文章，也要砸砖反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