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拙文的寫作動因，來源於今年8月初秋時節在加拿大溫哥華參加的一次中國文化座談會。其時中外學者，作家，詩人，社會賢達濟濟一堂。席間筆者向前輩詩人痖弦先生請益問學，彼此促膝交談，分享了許多話題，但多與兩岸三地的文化交流有關。痖弦是知名詩人，早年在台灣出道，曾與洛夫，余光中並稱台灣現代詩壇的三駕馬車。當他得知筆者近年來偶成的幾篇文史習作，遂鼓勵我不妨再寫寫蔡元培，並說蔡先生的墓如今就在香港，早已淹沒在一片萬人墳場裡，無人問津，余光中先生去了多次都找尋不到，無功而返。最後一次終於找到了，但見荒煙蔓草，不勝唏噓，遂做詩《蔡元培墓前》，寫得極為傷感和淒美。
痖弦先生鼓勵我說，如果還有可能，設法去找到它，為蔡先生的在天之靈寫點紀念文字，為他在香江的晚年悲涼人生作點記述，哪怕雪泥鴻爪，片言只語均可，留做紀念，不然的話，這段歷史就真真被紅塵所淹沒了。如今世態炎涼，物欲彌漫，前輩台灣文人竟還有這樣超脫世俗的文化情結，歷史眼光，令我不由得素然起敬，也讓我聯想起了如今台灣島上尚有一大群守望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士者”，有如龍應台，白先勇，林青玄，余光中，賴聲川，林懷民，蔡登山等。我深知，中國儒家文化的火種還在，遲早還會重新點燃。痖弦先生對晚生的期盼與勉勵，我又豈能拂逆？
蔡元培先生的名頭太大，已是現代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座豐碑，我等晚輩讀書人高山仰止，寫起來力不從心，唯有惶惶然矣。當年，他是國父孫中山先生任命的第一任教育總長，中央研究院的創辦人及首任院長，五四運動時期的北京大學校長，亦為高等教育應為“全人教育”理念的奠基人，享有「學界典范」、「人世楷模」、「教育文化界第一人」之尊譽。近年來，對蔡先生至今流落在香港墳場上的墓塋是否遷回北大，北大校方總以校園條件尚不具備作為說辭，婉拒或搪塞，海外學界對此有著太多的無奈與感喟，縱有古道熱腸，家國情懷，畢竟人言微輕，無論紅白諫言，尚不在國內官場的考慮之中，情何以堪？
置身香江，我心向往之
每次到香港，航班還未著陸，我就迫不及待地透過舷窗，仔細俯瞰著無數像翡翠一般的綠洲，大大小小，星羅棋布，環繞著九龍半島，因為我知道，那裡的每一處都有著太多的滄桑，太多的故事。我來到這裡參會或觀光已有多次了，但卻從來沒有過這次萬裡來尋墓地，有如朝聖般的敬拜心情。
據查，香港的墓地有多家，由於島上地少人多，寸土寸金，因此墓園裡的墓碑大多是一個緊挨另一個，排得密密匝匝，許多墓園甚而被高樓大廈包圍，形成一道獨特的風景，不像北美的墓園，碩大而又空曠，亡靈盡享自然與天地的恩賜。港人特有的文化，墓園就象校園一樣的擁擠，周邊的房地產亦很活躍，人氣旺盛。在香港，墓園分為政府管理的公眾墓園與私人機構經營的墓園；此外，還有公立與私辦的火葬場等。由於香港土地短缺，早在1976年香港政府便停止受理永久土葬的私人墳地登記，並鼓勵火化。根據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政策，公眾墳場土葬超過6年的骸骨必須撿拾遷移，以便節省土地資源。
經過仔細疏理，我終於尋找到了蔡元培先生的墓碑，位於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當地人簡稱香港仔墳場，據說是香港的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轄下的第一所成立的墳場，位於香港島香港仔與田灣之間一帶，總面積約為98,542平方米，車路入口位於香港仔海旁道及石排灣道的東面交界。1911年辛亥革命後，香港較高地位的華人爭取有一個專為香港華裔永久性居民下葬的地方，政府便於1913年6月16日在香港仔撥地，再由一群華人自資興建。墳場於1915年10月17日正式啟用。這群華人成立了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以便管理墳場，更獲當時的華民政務司出任主席。
據墓園管理處介紹，香港有不少望族先人均葬於此，包括鄧肇堅、馮秉芬、傅老榕及周壽臣等。中國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於香港逝世後，因戰亂未能安葬於故鄉，結果也葬於此墳場“資”字號地段。
遠遠看去，墳場像是一把椅子，三面環山、一面臨海，風水極佳。史料所記載的，由著名詞學家，北大校友葉恭綽先生刻書“蔡孑民先生之墓”的珍貴原始墓碑已經不知去向，如今的墓碑是上世紀70年代末，北大香港校友會籌資重新修葺的，已將小青石墓碑換成台灣花蓮出產的青麻片石，即是掃墓者所能看到的這一塊，雖顯肅穆大氣，但畢竟歲月消蝕，日曬雨淋，年久失修。仔細觀察發現，墓碑後面已經開裂。墓碑上的文字依然清晰：“昔曾子稱仲尼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當今之事惟先生足以當之……”話語慷慨激昂，擲地有聲！樸素的碑文在墓園的冷清中更彰顯著先生一生的言行與追求。
世事滄桑，斗轉星移，目前海內外知道蔡元培先生真實下葬地點的華人或許已不多了，而且確實不易發現，尤其是初來乍到者。香港的主要街道大多建在坡地上，七曲十八拐，猶如謎宮，尋墓找不到北是極為稀松平常的事。如果港府能在港島地圖上標出，或在墳場附近設置醒目的路標，讓海內外游客能方便地尋找到先生的墓碑，讓更多人前來祭奠與緬懷這位現代中國的文化巨人，且不是順應民心，立功建德的善舉？
回望歷史，蔡元培先生在上世紀30年代後期客居九龍，閉門謝客，凡事甚為低調，沒有過多的公開活動，他雖人居陋室，但聲譽卻在外，對抗戰時期的香港文化仍然起到了極大的鼓勵作用。1940年3月10日，為蔡元培先生舉殯的那天，全港學校和商店下半旗志哀，他的靈柩由禮頓道經加路連山道，再經過波斯富街，沿途都有市民列隊目送。在南華體育館公祭時，參加者萬余人，是當年港島上的大事件。（參見上圖）
一位香港老伯對筆者說：“讓這位文化巨人躺在這裡，是香港山水之幸，可是港人如今太善忘，不管是清明還是祭奠日，幾乎少有人去掃墓，不是不知道蔡元培這個人，而是根本不知道墓碑在何處。”情形確實如此。1977年，余光中專程前往香港蔡元培墓致祭，也找不到墓碑所在位置，幾經周折，幾經盤詰，終於找到淹沒在無數墓碑海洋中的蔡元培先生。
那年月的墓園尚簡陋，坐落在一片荒野亂墳中，余先生頗為感慨，遂作詩《蔡元培墓前》：“想墓中的臂膀在六十年前，殷勤曾搖過一只搖籃，那嬰兒的乳名叫做五四。那嬰孩洪亮的哭聲，鬧醒兩千年沉沉的古國，從鴉片煙的濃霧裡醒來。”如今讓人讀之仍唏噓不已。
據說香港每年都有紀念蔡元培先生的公眾活動，例如浸會大學還將學校一座建築命名為“蔡元培堂”，並已第三次主辦“蔡元培節”。蔡元培先生至今活在港人的心目中，愛戴有加，令我感佩！僅此一點，誰又還能說今天的港島是一片文化沙漠？其實那是典型的文化誤讀，絕非娛樂圈裡的港姐天王一族所能代言。
晚清以降，港島從來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鎮，南來北往，棲身於此的中國知識學人，學界泰斗名家，何止成千上萬？如今港島上的幾所高等學府，更是當代中國躋身於世界一流大學之林的代表性文化符號，校園裡有著一大批守望中國傳統文化，在國際舞台上與西方展開學術對話，不流於世俗，不浮燥，尚能潛下心來治學的知識學人。我想說，中國的學術，良知，道德，公義還在香港，蔡元培先生的人生理想還在香港！
慎終追遠，緬懷先賢
回望現代中國的歷史，或許僅有兩位人物在海峽兩岸尚無太多爭議，長期取得共識，受到待見，那就是孫中山先生和蔡元培先生。誠然，蔡元培先生(1868～1940)也是一位為國人十分尊敬而又熟悉的人物。1868年1月11日他生於浙江紹興，1940年3月5日病逝於香港。他在1917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所提出的“相容並包”的治學思想，至今仍為學界所稱贊，他為我國教育科學事業作出的傑出貢獻，至今在海峽兩岸為人們所懷念。
林語堂先生在《想念蔡元培》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論資格，他是我們的長輩；論思想精神，他也許比我們年輕；論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論啟發中國新文化的功勞，他比任何人大。”誠然，筆者私心裡認定，林語堂先生所說的“大”，即是大師之“大”。（上圖攝於1920年，左起：高一涵、馬君武、蔡元培、胡適、丁轂音）
大師必須是仁智雙修的學人，而且是學人中百不得一的通人。學人難在精深，通人難在淵博。學人守先待後，自我作古即堪稱高明，唯通人才能開通一代文化之風氣。蔡元培先生的主要著作有《石頭記索隱》、《教授法原理》、《中國倫理學史》、《美育實施的方法》和《華工學校講義》，算不上大部頭，也算不上學問精深，但他卻是一位真正的大師。培養人才，引領風氣，為國家種下讀書、愛國、革命的種子，近百年間，蔡元培的功力和成就無人可及。
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元培之風格》一文中贊揚道：“蔡元培實在代表兩種偉大的文化，一是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是法蘭西革命中標揭自由、平等、博愛之理想。此兩種偉大文化，具其一已難，兼備尤不可覯。”以蔡元培先生的人格魅力來看，此言不虛。
顧頡剛先生曾撰文回憶：“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來北大，逐步使北大發生了巨大的、質的變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們排隊在門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禮，他一反以前歷任校長目中無人、不予理睬的慣例，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了一個躬，這就使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他到校不久，就向全校發表演說，倡導教育救國論，號召學生們踏踏實實地研究學問，不要追求當官。”從這裡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學者蔡元培，有著他平易近人，受人愛戴的人格魅力。
中國社會對人一向求全責備，因此完人比外星人更罕見。孔夫子堪稱道德楷模，就因為他與衛靈公的美貌夫人南子有那麼一點風不可捕、影也難捉的小曖昧，仍不免為後人所詬病。傳統意義上的完人必須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缺一不可，不僅要在公共事務方面恪盡道義，非常建樹，而且在個人隱私方面也不能留下任何瑕疵，蔡元培先生正是這樣的士林典范。
1940年，蔡元培先生在香港逝世，全國哀挽。清華校長蔣夢麟的挽聯是“大德垂後世，中國一完人”，民國大佬吳稚暉的挽聯是“平生無缺德，舉世失完人”。這樣的推崇，這樣的評價，別人是絕對擔當不起的，蔡元培則可以受之無愧。
蔡元培先生具有淡泊寧靜的志懷和正直和平的性行，我們稱贊他為“大師”和“完人”，仍是瞎子摸象，偏執一端。其實，他何嘗不是一位白刃可蹈、雖萬千國人猶豫不決但吾往矣的斗士。他與清廷斗過，與袁世凱斗過，與北洋軍閥斗過，與蔣介石斗過，多次名列通緝令，多次收到恐嚇信，走在生死邊緣何止一兩遭。奉行“道不同而不與之為謀”的先哲教誨，一生多次辭去北大校長一職，因為名望太高而不被允許。
1932年底，他與宋慶齡、楊杏佛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先後參與營救胡也頻、許德珩、廖承志、史良、陳賡、丁玲、牛蘭夫婦等愛國政治犯的事跡，竭力為國家、民族保存一二分元氣，一直為國人所敬佩；他料理魯迅的喪事，刊刻魯迅的遺集；他主持楊杏佛的葬禮，譴責特務暗殺愛國志士的卑劣行徑。這些舉動無一不是公開與當局唱反調，沒有無畏的精神，何以如此？（左上圖為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楊杏佛合影）
美國哲學家、教育家約翰·杜威先生曾高度評價蔡元培說：“若把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比較一下，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之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不熟悉中國近代史的年輕人，恐怕很難理解這個評價的深刻涵義。
王世傑先生曾為北大教授，他在《追憶蔡元培》一文中寫道：“蔡先生為公眾服務數十年，死後無一間屋，無一寸土，醫院藥費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無法給付，只在那裡打算典衣質物以處喪事，衣衾棺木的費用，還是王雲五先生代籌的……”老一輩學人最不可及的地方就在此處：他們追求真理，不愧屋漏；他們堅守信念，不避刀俎；他們真正有以身殉道的精神，將知與行打成一片，決不與時俯仰，與世浮沉，決不放空言講假話，於一己之艱難處境，甚少掛懷，甚少計慮。（下圖：蔡元培與商務印書館掌門人王雲五合影，也是蔡元培晚年人生的最後一張照片）
蔡元培念念不忘“學術救國，道德救國”，其人格魅力，其愛國精神，至死而光芒不減。朱熹嘗言，“是真虎乃有風”。蔡元培無疑是中國教育界的一頭真虎，其風范垂之後世，令人景仰，也令人一贊而三歎之。
先生風范，山高水長
據史料記載，1932年12月，蔡元培與宋慶齡等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獲悉蕭伯納即將來滬，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主席宋慶齡、副主席蔡元培等把接待蕭伯納作為重要的外事活動，希望借助這位世界矚目的名人，進一步擴大民權保障同盟的影響，抨擊日本侵略者和中國的法西斯統治。（下圖左起：魯迅、蕭伯納、蔡元培）
1933年2月16日，77歲的蕭伯納乘坐英國<不列顛皇後號>由香港抵達上海吳淞口。同是國際反帝大聯盟名譽主席的宋慶齡等上船迎接，雙方在船上交談甚久，約定第二天參加一些活動。翌日清晨，宋慶齡又上船接蕭伯納，一起乘汽輪從楊樹浦碼頭上岸前往宋慶齡寓所。途中，蕭伯納繞道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專程造訪蔡元培。蔡元培當時是中央研究院院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副主席，也是國際筆會中國分會會長。
國際筆會1921年在倫敦創立，是一個世界性的非政治、非政府作家組織，旨在促進世界各國作家間的友誼與合作，並積極保護作家免受政治壓迫，蕭伯納是國際筆會的重要成員。1928年11月，在蔡元培、胡適等倡議下，國際筆會中國分會也在上海成立，蔡元培先生被推選為會長。
蔡元培的英語十分嫻熟，寒暄之後，兩位筆會成員就聊起創作。蕭伯納說，“前些年，有人說我老了，不必看我的作品了；現在，又覺得我老而益壯，要看我的作品了。”蔡元培笑著說，“中國有句古話，叫‘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先生的作品素來是美的，上海喜劇舞台老是演你和莎士比亞、易卜生的戲劇，你的小說《黑女求神記》正在《申報》連載呢？”這些幽默話語博得了蕭伯納對蔡元培先生的淵博學識，他所領軍的民國學界水平的激賞。
短暫會晤後，大家驅車來到宋慶齡寓所。巧的是，宋的寓所位於“莫裡哀”路29號，而蕭伯納也被譽為“20世紀的莫裡哀”。中午，宋慶齡設家宴為蕭伯納洗塵，大家希望魯迅能與蕭伯納見面，於是蔡元培匆匆寫一短簡，派自己的汽車去接魯迅。參加午宴的還有楊杏佛、林語堂、斯沫特萊等民權保障同盟的核心會員。（下圖左起：史沫特萊、蕭伯納、宋慶齡、蔡元培（前中立者）、林語堂、魯迅）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病逝。民國政府給予了極高的禮遇，中共方面毛澤東在致哀電報中稱蔡元培是“學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來也稱贊他：“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讓人聽之聞之，無不為之動容。
客居香江，安享晚年
1937年11月，蔡元培從上海乘船來到香港，開始疏離政治，避難休養，潛心寫作。香港相對平靜的生活，給蔡元培的精神世界予無窮的慰藉。他與夫人周峻相濡以沫，恩愛有加；並與在香港主持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先後任袁世凱、馮國璋總統府秘書長及徐世昌內閣教育部長的張一鏖等作詩唱和，常有來往。
根據現在可查的數據顯示，蔡元培一生雖有較多時間參與政治，但始終是一名儒雅的學人，他飽讀經史，砥礪品行，在人們的印象中絕少有政治家的痕跡，而更多的則是學者風范。及至晚年，蔡元培在香港仍勤學不輟，讀書幾乎成了他不可或缺的生活內容。
由於一生奔走國事，著力投身於中華民族的文化教育事業，蔡元培以前難有充裕的時間靜心著述，因而他在香港休養期間，擬定了一份寫作計劃：寫一本以美育代教育的專著，編一本美學書和比較民族學書，並應胡適的建議編撰《自寫年譜》。
在年譜中，蔡元培以簡潔清麗的白話文，對家世、少年時代、科舉考試及讀書、供職北京翰林院、回鄉從事教育、在上海的活動、留德4年以及其後旅居法國的生活等，均作了詳盡的記述，從中可探視蔡元培的人生軌跡、思想人格的形成環境與過程。而這些無不都是他平生治學的主要興趣所在，尤其是他對中西學術長期求索而形成的獨特見解蘊藏於心，不發不快。
蔡元培先生晚年在港島，回首往昔，有感世事紛擾，蹉跎歲月，虛擲了許多光陰，唯願以有生之年力求補償，不失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進取的情愫，為此他應約為一些書籍作序，先後有《魯迅全集·良序》，肖瑜《居友學說評論·序》，李宗侗《中國古代社會新研究初稿·序》，任鴻雋《古青詩存·跋》等。
或許是因為寫作需要心力付出，用功過多，加上抗戰非常時期，為民族的命運而焦慮，長期夜不成寐而疲乏，1940年3月3日清晨，蔡元培在寓所起床時，突然頭暈目眩，失足倒地，口吐鮮血，家人急召商務印書館館主王雲五先生特約的西醫朱惠康、瑪麗醫院內科主任凌醫生登門會診。翌日，蔡元培先生被送往跑馬地香港養和醫院救治。由於大量出血，雖經中外醫生悉心救治，但第二天還是與世長辭，享年73歲。
蔡元培病逝的噩耗傳出，全國各界為之震驚和痛惜，除了民國政府舉行國葬外，中共亦派駐港負責人廖承志為代表慰問其家屬。3月7日，蔡元培的遺體在香港理臣山道福壽殯儀館遺體入殮，有300余人前往參加告別。3月10日出殯，香港各界前往執紼者達萬余人。蔡元培的靈柩最終被安葬在港島南端的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京師大學堂校友葉恭綽書“蔡孑民先生之墓”刻石。
北大的蔡元培，蔡元培的北大
如今，香港的各處墓園是許多現代中國南下的文化名人葬身之處，他們的亡靈何以留在那裡，原因種種，各不相同，比如說許地山的墓塋，又可引出另一個淒美的故事。比起周邊的其他墓地，蔡元培的墳墓已算是比較氣派的，因為這是一批北大校友集資重建的結果。曾經有人建議把蔡元培的墓遷回北大，但是聽說北大方面卻沒有接收的意願。（下圖左起：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合影）
關於蔡元培先生是否歸骨北大，坊間議論紛紛，聲音各異，其實已經持續數十年。據香港媒體的朋友介紹，“幾年前，蔡元培孫女蔡磊砢赴香港蔡墓拜祭，對媒體表示，蔡元培歸骨北大呼聲不小，但蔡家人認為蔡先生墓應留在香港。新聞一出，為蔡元培遺跡爭論不休的人更添了好奇心，想知道蔡家人的真實想法。”
每年回國探親，到了北京我都會去北大校園裡走走，因為我深信蔡元培先生所倡導的大學精神應該還在那裡，在未名湖畔的柳蔭下，紅樓前的綠茵草地上，我希望還能呼吸到蔡元培先生遺留下的人文氣息。
文革後的77級，78級校友還捐資建了一個蔡元培的塑像，我為同輩人的理性而激賞，因為我們都是文革後第一撥考上大學的讀書人，有著特殊的時代共鳴，那就是共同追懷北大曾經有過的人文傳統與大學精神。（下圖為1918年蔡元培（前排中）、陳獨秀（前排右二）參加北京大學文科畢業禮的合影）
只可惜，如今的北大已不是蔡元培先生的北大，蔡元培時代的北大早已謝幕，校園裡除了附庸風雅的學人與游客，我們已經很難尋找一絲“思想自由，百家爭鳴”的北大遺韻，她的人文精神早已式微，她的文化精髓已經不在。
我心目中的北京大學是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界的明珠，然而，這一切都只是在1949年之前的故事。這之後的北大，知識分子在歷次“運動”中已被整體禁聲，正如1957年毛澤東在上海對周谷城等民主人士所說，如果魯迅還活著，“要麼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他一句話也不說。”讀之觀之，讓人心裡流淚。北大雖然還叫北大，但已如《紅樓夢》中所雲“這鴨頭不是那丫頭，頭上怎著桂花油？”，名不副實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近年來頻頻更換的北大校長們身上找到見證，發現失望。如今的校長已經沒有了民國教育大家的學養，見識與情操，沒有了承前啟後的社會良知與道義擔當，沒有了眾望所歸的人格魅力，焉能領軍士林，開創世界一流大學？這樣的校園焉能滋潤出新一代學術大師？
如今北大校園裡亦如市面上，有的是對物欲的崇拜，缺的是對學問的用功；爭奪的是科研經費，遺忘的是大學精神；自慰的是功利論文的排名，丟掉的是文化百年的傳統。學者的內心除了浮燥，還是浮燥；學生的內心除了浮燥，也還是浮燥。他們僅是一群沒有任何信仰的生靈。這讓我想起了前幾年當美國總統克林頓，布什先生先後來訪參觀，在座無虛席的北大禮堂演講時，北大培養的幾個精英女學生站了起來，用最尖酸刻薄的語言質問我們的客人，指責美國的民主自由，批評美國的社會制度，同時頌揚自己的母國，語氣中義憤填膺，慷慨而又激昂。
沒想到的是，如今這幾位發言的“毛孩子”精英悉數皆去了美國，爭當過埠新娘，或嫁西人婦，或當寓公婆，在水一方盡情享受著美國的社會福利，為“小我”而生存，毫無任何社會擔當與責任感，這就是我們的應試教育結出的酸果，培養出了一批又一批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與國家社稷有何之用？
在聯合國的發言席上，中國代表已經向全世界坦承：“中國的教育及衛生醫療改革雖然失敗了，但是仍在不斷探索新的出路。”那麼我們的教育怎麼了？我們的課本怎麼了？經典的缺失，人文的缺失，禮儀的缺失，公義的缺失，歷史真相的缺失，與時俱進的應試教育已毀了整整以10年為一個單元的幾代人！扣問蒼天，我們還能不能找回曾經有過的溫良恭儉讓？我們還能不能找回曾經有過的禮義廉恥？儒家思想還能不能挽救在中國缺席的信仰與禮儀？
這讓我不由得想起了1916年12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後請魯迅先生設計的北大校徽。接受委托後，魯迅便著手設計，這件事被記錄在他1917年8月7日的日記中：“寄蔡先生信，並所擬大學徽章。”誠然，魯迅設計的北大校徽造型是中國傳統的瓦當形象，整個造型結構緊湊、蘊涵豐富、簡潔大氣，給人現代的感覺。
魯迅的設計圖案旋即被北大采用，一直延續到1949年，後因歷史原因長期棄用，上世紀80年代初又被重新啟用。2007年6月，北京大學所推出修改後的北大校徽標識，正是由魯迅設計的校徽圖案發展而來。
“北大”兩個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對背側立的兩個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個正面站立的人像，有如一人背負二人，構成了“三人成眾”的文化符號，給人以“北大人肩負著開啟民智的重任”的意象。如今，九泉之下的蔡元培先生與魯迅先生若是知道了北大的人文精神已經式微，漸行漸遠，不知作何感想？
今年九月份，筆者與北美華文媒體人與作家們有過一次回國采風的經歷，人在旅途中也分享了蔡元培先生的晚年人生故事，說起蔡元培的後人有意將流落在香港的墓塋遷回北大的初衷，讓老人葉落歸根而屢次受到北大校方婉拒的情形，諸君不勝唏噓！北大的老校長要回家，那是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絕的，北大所提出的任何條件都是對蔡元培先生的褻瀆，不恭不敬。如今老校長都回不去了，北大還有什麼更好的托詞能夠安撫天下讀書人的心田？
旅美作家劉荒田兄感歎道：“蔡元培先生留墓在香港也好，能夠讓他老人的魂靈得一淨土而安息”，言之鑿鑿，說得真好！我亦深有同感，葉落歸根雖是中國人的傳統，但世態炎涼，人心已不古，物非人亦非，或許葉落歸根已不再是唯一的選擇，天涯海角，青山處處埋華人。
倘若蔡元培先生真的回去了，在當下物化的北大校園裡，作為校園點綴，在此起彼伏的導游吆喝聲中，在成群結隊的觀光游客氛圍裡，會讓先生的亡靈不安，難過又悲傷，因為那樣的場景與先生一生追求的志趣與信仰格格不入，那樣的浮燥與喧囂會玷污了先生一世的功名。
是啊，蔡元培、胡適、張伯苓、蔣夢麟、傅斯年及其同時代的教育先驅們，以他們的風骨與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著後世，早年投身民主自由運動，倡導教育救國，道德救國，提倡“學術自由，百家爭鳴”，固然可以見證一個學人的儒家范式，但在細微之處所見的真性情和人格魅力，更讓人感念追懷！
山高水長，留得風范示後人，那就是以口為碑，所以蔡先生的事業會代代相傳；以心為碑，所以蔡先生的精神才更感人至深；以文為碑，所以蔡先生的德行會壽於金石而不朽。無論在朝在野，識與不識，蔡元培先生的人生墓碑將永遠受到時人和後人的尊崇。
全文完
2013年10月27日結稿於加拿大溫哥華楓林谷迷迭香園
【作者簡介】桑宜川:旅加四川人，於澳大利亞、加拿大獲碩士、博士學位，現任加拿大環球教育服務公司董事長、加拿大楓葉出版社社長、環球英語學院院長等，同時為四川大學、四川師范大學、天津財經大學客座教授。桑教授學術興趣和研究領域廣泛，學術造詣頗深，學術論著豐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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