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写给中产的一份“医嘱” (发表于6年前)

本拿比经略

《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写给中产的一份“医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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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丨江玉楼

　　《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记录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抵抗岳父染上流感、最终不幸病故的全程，在触动人心的传播中变成一篇网红文。

　　这篇文章之所以打动人心，表面上看是质朴的文字，生动具体的亲身经历，但追根溯源，是文章与读者发生了广泛的共情、通感作用。读者在阅读时，感受作者豕突狼奔的求医过程，“流感”于是成为一种疾病的象征，成为冲击人们内心的命运感。

　　所以，《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很敏锐地击中了当下中国最有发言能力的中产阶级的苦闷心态，将中国、中产、中年汇于一炉，是写给全体中产阶级的一份“医嘱”。而我们知道，教育和医疗，是包括中产在内的中国人的痛点所在，是命运共同体的两大内核。

　　作者的写作，是在记录他及其家庭在突然杀到的流感诊治中的全过程，梳理那些煎熬的日与夜，等于是要给自己留个总结念想。但因为传播的效力，令它具有复盘的效果。读者借助作者的“模型”，下意识地复盘自己遇到了会怎么办，网红文于是帮助其他人复盘人生。

　　但这个复盘的结果，是让人心惊胆战的。许多读者也许不是中产，但读后感是一致的：感到脊背冒冷汗。他们不得不承认，如果这样的“流感”或相似严重的大病临头，他们同样没什么胜算。正是这种痛苦的提醒与认识，让他们产生了共鸣，它是共享的哀鸣。

　　（图文无关）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将自己分成了两个人生：一个是不断要去出差、见客户、拿项目的公司高管，这个人生是光鲜的，是成功人士，辛苦但游刃有余；另一个人生是在医院之间疲于奔命，茫然但需要不断作出选择，对至亲对自己毫无掌控感，完全是“尽人事听天命”。

　　人总在某个时候，“像放电影一样去回放人生”，不只是作者经历了，他也成功地让读者体会到了。原本看似有方向、有力掌握命运的中产人士，一下子被“未知病毒”击碎，被剥除了社会化的怒马鲜衣，只能被动应付。沮丧感，将人牢牢地攫取、抛向命运漩涡的深处。

　　这是一种能够明确感知到的恐惧感，是与深渊对视，碎片化地出现在作者筹措一家老小的应变计划、堵塞在北京高架上、与妻子计算2万/天ICU支出、选择尽孝道却也给岳父带去巨大痛苦的人工肺等等时候。时间仿佛停止凝固，可人生与命运冷酷转动，无法挣脱。

　　当“未知病毒”在作者岳父肺部侵略与扩大，理想中的病毒“自限”时刻遥不可及，他也被抛给粗糙又精细、复杂又粗犷的医疗体系。作者读者的命运感，在此产生了更多的共情效应。因为是体系自有运转的规律，人一旦卷入，精神会被粉碎，只剩下药石。

　　这也是《流感下的北京中年》抓住人心的地方，作者毫不掩饰在与医疗制度打交道时，那种精神上感受到的压迫。与献血站打交道的亲友半数没感觉到善意，以为从朝阳医院转到了更好医院，等到觉悟，已晚；太平间承包人揭示医院内部的隐秘生意，药房里匮乏的达菲等等，太多。

　　这里同样存在两种人生，一种是已经听任摆布的岳父，他从一位领导气概的社会人，躺倒成为各种插管、仪器密布的无知觉之人；另一种是作者及家属代表岳父，与医疗系统的各个环节互动、受挫、屈从。中产家庭的“病人”，同时将他们的中产家庭变成了随波逐流的“患者”。

　　（图文无关）

　　在一般的学术描述下，中产阶级是以理性著称的，趋利避害，甚至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一旦被家中“病人”拖入无边无际的医疗生态中，就发现要花费前所未有的力量去聚拢“理性”，但所有基于理性的选择，真的是“理性”吗？作者在扪心自问，读者也找不到答案。

　　作者所代表的中产理性，在更严密的医学理性面前，似乎无法与之对话，因为后者设定了极其理性的治疗方案：该插管就插管，该上心电仪器就上仪器，该上人工肺就上人工肺，该宣布死亡就“请走下一个流程”。作者将个人与系统不平等的“理性”展示给其他人看，特别打动人。

　　换句话说，我们可能都知道病人一旦进入医院，精神修炼就会被掰碎了以服从医疗方案，但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么详细。我们知道医疗带给中产阶级的痛苦，但流感下的中年给你“娓娓道来”。知道与切身感受是两回事，作者拆除了人与系统“理性”的藩篱，抽象的阶级痛苦变得具体。

　　我们知道，现有的医疗设计是一种普惠性质的安排，是基础性的兜底，类似于对所有国民的福利安排。在紧缺的医疗金字塔部分，中产阶级为之奋斗，让自己和家人付得起昂贵账单的那部分，作者告诉我们“也不过是尽人事”。这种幻灭感，尤其会折杀中产阶级的锐气。

　　概言之，你在社会上的形象与地位，人家告诉你的是“已经很不错了”，但社会赋予的那些，在医疗体系中“什么也不是”。有钱，当然可以在病房走远一点，但尽头还可能是ICU；而没钱，则没有那么多路。读者发现，人生无法“加戏”，这种苦痛的感染性很强。

　　当然，从作者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的一线临床的医护人员也都是兢兢业业，尽可能地职业化操作，专业地提供并选择治疗方案。然而，医护人员越是职业化，越衬托出流感下的中产，在问题横生的中年，那种无可诉说的命定之感，似乎谁都尽责了，又似乎谁也帮不了，重重叠叠的中年陷阱。

　　流感下的中年，是中产阶级的中年，是中国国情下的中年，所以通感丛生，让读者的心神难免摇曳生姿。如果“流感”正是中产危机的隐喻，风要往哪个方向吹？在ICU外计算卖房款能顶多少天费用，上有老下有小的不安中产，不进则退，又要在不完美的中国何去何从？

　　当然，《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不只是显示剂，借助共情诉求，激发出中产阶级的存在感，也是一位过来人写给所有人生的一份“医嘱”。它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努力地结识医疗资源，关键时候会救命；努力地进行财险安排，精准分担财务压力；努力学习临终护理与临终安排，不留遗憾。

　　总之，这篇网红文发人深思，帮助读到的人复盘人生。它用文字与传播创造了一个大型的“中年时刻”，让感同身受的人都能看得到现实，望得见命运。

　　我们要如何为肉身的苦痛准备好人世间的预案？我们要怎样在精神上重建受到冲击的心灵家园？在系统理性与反求诸己之间，如何抉择？我们要怎样治疗亲人的病痛？我们这些时代的“病人”要如何度过这一生？我们与同时代的人，会不会有幸找到安放心灵的更好出路？

　　中国的中产，中产的中年，一次次在庞大的问题清单前遭到逼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