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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完成思想統一，一個國家便沒有思想了
2018-01-16 許紀霖 新世界東京

二十世紀的歷史有幾個至今無法解開之謎，其中一個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在195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究竟是被迫的，還是自覺的？如果二者兼而有之，那麼，在什麼層面上是不自願的，在什麼意義上又有自覺的成分? 這些年，關於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出版了若幹，最新的著作，便是陳徒手的《故國人民有所思》。作者之前有過一本膾炙人口的《人有病，天知否》，如今這本新著，延續其一貫的風格，書名首先就起得好，從毛澤東詩詞中覓來的妙句。

一個政權的合法性，從其與讀書人的關系便可窺見全豹。建國之後，讓毛澤東最頭痛的，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幾百萬知識分子。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毛澤東習慣將知識分子比喻為一根輕飄飄、隨處飄蕩的羽毛，最終不是依附於資產階級的皮上，就是皈依於無產階級工農大眾。他知道，像斯大林那樣，僅僅靠肅反和暴力，征服得了讀書人的身體，贏不了他們的心。延安整風運動的巨大成功，讓毛澤東總結出一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攻心之術。

於是，整個五十年代，針對知識分子的，不是某個特定的政治運動，而是一連串排山倒海、接踵而來的運動組合拳：1949年，北京高校部分教授的政治學習運動；1950年，清理親美、崇美、恐美思想運動；1951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運動；1952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1953年，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運動；1954年，批判俞平伯、胡適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運動；1955年，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1957年，反右運動。其間除了1956年有過一段短暫的“早春”之外，大部分歷史歲月，知識分子都在運動的漩渦中掙扎、浮沉，直至反右運動完全沒頂、沉沒。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運動來了，千鈞萬力，任誰也抵抗不住。以往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多側重其外力強制的一面。“強制說”固然簡單明快，卻也有一些現象無法解說。比如，思想改造運動，最初乃是由北大校長馬寅初主動向中央提議，後來被周恩來采納，發展為全面的知識分子“洗澡”運動。再比如，梁漱溟早在1953年就被打倒，被視為反動透頂，腦袋像花崗石一樣頑固不冥，無須再費力改造，只是作為反面教員在政協中養起來。然而，偏偏這個梁漱溟，晚年卻致力於打通馬列主義與儒家思想的任督二脈，在1959年主動撰寫長文歌頌大躍進是“人類創造力的大發揮大表現”。而在傅雷、沈從文等人的私密家信之中，由衷崇敬毛澤東、贊揚新政權、自我懺悔乃至自輕自賤的詞句比比皆是。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或許，我們可以用心理學的心理防御機制獲得一個現成的解釋：當一個人受到強迫和侮辱之後，其心理防御機制會不自覺地將被迫調整為主動，以減輕內心的焦慮。就像一個人被羞辱了，為了減輕內心的痛苦，索性說自己其實是自願的。五十年代的知識分子也是如此，為了維護自尊的體面，將原先強制性的“洗腦”演化為自覺的意識。這一解釋，從常識而言相當痛快，對於某些個案來說也有其道理，但從知識分子整體而言，不免過於簡單化，有思想偷懶之嫌。

雷霆萬鈞之泰山壓頂之下，知識分子如驚弓之鳥，各奔東西，急劇分化。運動的積極分子和頑固抗拒者，通常都是少數，大部分人都是誠惶誠恐，順勢而行。多數知識分子的態度，我稱之為“自覺而不自願”。按照著名哲學家馮契先生的說法，自覺，是理性的品格，自願，是意志的品格，屬於兩個不同的層面。對於思想改造運動，大部分知識分子在意志上是不情願的，被迫接受新的意識形態話語，尤其是被迫自我檢討，然而，在理性的層面，其中相當一批知識分子，卻有著試圖了解新意識形態、反省原有立場的理性自覺。人，本來就是古怪的精靈，大腦與心靈、理性與意志之間的錯位和打架，原是尋常之事，何況讀過一點書、情感更為敏感細膩的知識分子，更是復雜的兩腿動物，無法用非黑即白的簡單尺子去度量他們。

先說意志上的不自願。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與此前後的批判運動不同，涉及教育、出版、科技、文藝各界，人人洗澡，個個過關，只要是讀過書的，便無所逃避於其間。與思想改造運動同時配套的，還有土地改革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和內部的“清理中層”。若有違抗，很有可能劃入更可怕的專政對象。國家機器、主流輿論和群眾運動，給知識分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和政治壓力。

《故國人民有所思》所依據的史料，基本是當年組織系統的內部文件和情況匯報，其中披露了運動策劃者與組織者的動機和謀略。北京市委布置“燒教授”的計劃，提出要對他們“猛火攻、慢火燉”，“打破情面、打下架子、打下尾巴”。知識分子是否願意接受改造，檢討得是否深刻徹底，不僅與政治劃線有關，還涉及切身利益。職稱評定以政治立場掛帥，文件明確規定：“政治態度劃為中右的，或雖劃為中中，但表現一般或傾向落後的教師，一般地不考慮提升職務。”而那些政治上不可靠、對新政權有疏離感的教授，索性借院系調整之際，將他們調離京城，到偏遠省份任教。

當然，有大棒子，也有胡蘿卜。1952年前後，國家將知識分子納入國家的幹部編制，全部包養下來，讓其沒有衣食之憂，甚至讓少數高級知識分子享受超等待遇。京津地區一級教授的工資三百四十五元，而當時小助教收入，最低的五十六元。誰是一級、二級教授，誰是三級、四級教授，除學術水准之外，政治態度是更重要的考量。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馮友蘭第一次教授評級，只評到四級，後來拼命檢討，努力表現，才轉為一級教授。

馬寅初先生是思想改造的始作俑者，他的原初想法不過是一場學習運動，讓教師們聚在一起，領會馬列主義而已。但一旦被組織接過去，便變為人人檢討、相互揭發的“洗澡”運動。戕害中國半個世紀之久的檢討文化、大批判文化從此在讀書人當中扎根發酵，危害無窮。二十年前北京有一部電視連續劇，其中有一段情節，街道大媽嘲笑當老師的鄰居：“知識分子？不會寫檢討的還叫知識分子？”1949年之後中國知識分子的大部分精力不是用於研究學問，而是不斷地寫檢討，想辦法如何在運動中過關。最近，一百二十萬字的《李慎之的檢討書》正式出版，捧在手裡兩大厚本，讀者的心情卻比書還沉重：在那些風雨如晦的歲月之中，中國的知識分子究竟在幹些什麼？假如沒有接踵而至的各種政治運動，諾貝爾獎大概早就成為囊中之物了。

真正的讀書人對權力與金錢的興趣不濃，他們最在乎的是面子，面子與人格尊嚴有關，這是讀書人最得以自重之處。最近南京大學的校園話劇《蔣公的面子》在全國大紅大紫，解璽璋先生的評論很精彩：蔣介石未必在意自己的面子，更不在乎文人是否給自己面子，“倒是真拿自己面子當回事的，幾個文人而已”。然而，思想改造運動首先要掃蕩的，就是文化人的面子。讓那些平時令人尊重的大教授“洗小盆”（教研室裡檢討）、“洗中盆”（全系師生面前檢討）、“洗大盆”（在大禮堂裡全校檢討），在眾多學生、同事面前，公開交代自己的反動歷史、丑陋思想，用最不堪的語言數落自己、作踐自己。對於愛面子的讀書人來說，真可謂生不如死。難怪幾次全校檢討都沒有通過的馮友蘭、金岳霖私下見面，兩人抱頭痛哭。

自我作踐還不算難事，只要痛下決心，臉皮厚就行。最難的，還要揭發批判別人，不僅揭發批判，而且還要比誰的調子高、語言毒、態度狠。讀思想改造運動的史料，最讓我感慨的，還不是組織上的嚴厲，而是知識分子同道間的自相攻擊。梁漱溟在大會上要求給一個自我辯白的機會，台上的毛澤東默許了，卻被底下的民主黨派同仁一片怒吼轟下了台。同事之間、師生之間、朋友之間，乃至夫妻之間、父子之間的揭發，連客廳裡、飯桌邊、床笫上的私密話都被拋出來了。儒家傳統的私德倫理被神聖的革命道義論抹殺，從此，知識分子之間，除了革命公義之外，再無私情可言。人是不大容易被陌生人傷害的，而最容易傷害你的，正是你最在乎、有私人情感的朋友和親人。然而，在強大的“利維坦”面前，人人自危，個個欲苟全性命。人性其實差別不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好的制度環境可以激發人性之善，而反之卻讓天使變成魔鬼。所謂的政治運動，實際是知識分子自己整自己的運動，或者借刀殺人，或者賣友保身，先將仇敵拋出去，隨之將朋友推入火坑，最後輪到了自己。

在《故國人民有所思》一書中，觸目皆是這類例子。大學共同體本來是一個以學術權威為中心的禮治共同體，然而運動顛覆了原本的共同體秩序，不斷鼓勵學生向老師挑戰，青年教師向老一輩學者發難。馮友蘭的發言被年輕人一再打斷，還被指著鼻子警告：“我提醒你注意”如何如何。北大化學系傅鷹教授身為副校長，但在系裡得不到尊重，化學系總支屢屢向傅鷹挑釁，試圖在人事、學術、教學上由總支獨攬大權。傅鷹傷心地說：“青年老年之間這幾年傷了感情，過去我們對學生真是用心，現在感情大不如以前，年輕人對老教師也毫無感情，雙方如此，自然不易搞好。”

在意志上被迫接受思想改造，並不意味著知識分子在理性上沒有自覺的成分。之所以如此，乃有其復雜的思想脈絡和歷史語境。中國知識分子對新政權的認同，有三個不同的層面:第一是政治上接受新政權；第二是思想上接受新的國家意識形態；第三是學術上接受馬列主義方法指導。在第一個政治層面，可以說大部分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都對新政權有所期待。原因無他，乃是他們太痛恨腐敗的國民黨，共產黨初入城時所帶來的新氣象，讓許多知識分子都欣喜不已，對新政權有好感，產生了政治上的認同。

《故國人民有所思》中有一篇談的是著名史學大師陳垣。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三次派專機接他南下，這位輔仁大學校長就是不走，他說：“我是抱著懷疑的心理要看一看，到底什麼原因共產黨能打敗國民黨的幾百萬軍隊？這一定有個道理。”如同陳垣一樣，不少有理性自覺的知識分子對新政權背後的意識形態充滿好奇之心。北平剛剛和平解放不久，清華的一些教授自動組織起來，學習自己所陌生的馬列主義。陳垣在1949年之後的積極態度，包括批判學術上的老友胡適，連胡適在美國都感到詫異，認為是被逼的。其實，未必沒有自覺的成分。到1958年，陳垣老先生以七十八歲的高齡申請入黨，引起知識界轟動，成為思想改造成功的標杆性人物。他有一句經常被統戰部門的工作報告引用的名言：“過去幾十年自己太無知了，恨自己接觸黨太晚了。”

在思想層面，雖然大部分知識分子都是廣義上的自由主義者，但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不是洛克、哈耶克那一路的古典自由主義，而是結合了社會主義理念的新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在意識形態層面，他們不論在理想境界還是現實問題上，對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理想並非完全疏離，相反倒具有某種親和性。許多知識分子願意慢慢接觸和了解新國家意識形態，雖然在學術層面他們還想保持自己的獨立和自由。

不過，群眾性運動疾風驟雨，如何等得了知識分子的自覺轉變？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顧頡剛抱怨說：“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種運動，剛無不參與，而皆未真有所會悟。所以然者，每一運動皆過於緊張迫促，無從容思考之余地。剛以前作《〈古史辨〉自序》，是任北大助教六年，慢慢讀、慢慢想而得到的。因為有些內容，所以發生了二十余年的影響。今馬列主義之精深博大，超過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剛之愚，實不知其可。”

思想改造運動自有從延安開始的一套辦法，理解要轉變，不理解也要轉變。這就是向知識分子大喝一聲：你的立場站錯了！從儒家士大夫到近代知識分子，中國讀書人都相信家國天下、士志於道，自信熱愛社稷、心系黎民。兩千年來，縱然讀書人有百般缺點，但愛國愛民的拳拳之心，還從來沒有被懷疑過。然而，在思想改造運動之中，知識分子賴以自信與自尊的基石被兩種誰也不敢反對的意識形態徹底摧毀了。擺在讀書人面前的，是兩個非此即彼的立場選擇：一個是民族主義：你是站在帝國主義立場，還是中華民族立場？另一個平民主義：你是站在資產階級一邊，還是平民大眾一邊？正是這一“態度/立場決定論”，從第一個回合交手，就瓦解了讀書人的思想學術防線。

抗美援朝不僅是一場對外的民族戰爭，也是一場國內的思想運動。知識分子自以為愛國，但為什麼你們有如此深刻的親美、崇美、恐美情結？你們清華留美學堂出身，又在歐美留學多年，喝著帝國主義的狼奶長大，言必稱柏拉圖、杜威，談起西方如數家珍，講到中國，又了解多少？……在義正詞嚴、排山倒海的大批判面前，留洋歸來的知識分子紛紛惶惶然，感覺自己真的成了與中華民族格格不入的文化買辦和學術洋奴，只能舉手投降。

即使沒有留過洋，也有另外一種平民主義的立場選擇考驗著知識分子。新意識形態的核心理念是階級斗爭，不少知識分子可以接受社會主義理想、新民主主義路線和唯物史觀，但無法接受階級斗爭的學說，他們相信梁漱溟的說法，中國社會沒有階級，只有“倫理本位、職業分途”。土改運動當中，大批中高級知識分子參加土改工作團，讓他們親眼見識農村階級斗爭的嚴酷現實。這一招果然收到奇效。知識分子原先以為自己與人民大眾有天然的感情，一到農村，發現自己早就與社會脫節，與人民疏離。沈從文在給夫人張兆和的家書中沉痛地說：“土改以後，覺得自己在城市中胡寫幾十年，與人民脫節無一是處，痛苦之極。”

宋代以後的平民主義趨向和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情感，在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傳統中根深蒂固，具有價值上的合法性。當組織上要求知識分子檢討自己的思想學術立場，他們在理性上真的以為自己有什麼問題，需要認真地反省和檢討。而原先崇尚的個人獨立和學術自由，又被批判為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個人等同於私，人民等同於公，這樣的公私二分在中國的思想傳統中源遠流長，個人主義就是與中華民族與人民大眾對抗。通過政治上的“分清敵我”，將思想與學術政治化，將學術問題化約為思想立場，將思想取向化約為政治態度。學術、思想和政治失去其合理的邊際分界，被整合為一個整體性的立場問題，這使得知識分子全然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和自尊，於是自我作踐、自我矮化未必不是出於內心的真誠。

1957年反右運動之後，中國知識分子整體上失去了自我。然而，思想真的可以通過群眾性的暴風雨運動得以改造，得以重新塑造嗎？王元化先生在《癸酉日記》之中，意味深長地寫道：“思想是古怪的東西。思想不能強迫別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毀的。”

“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在江南悶熱異常的梅雨季節，回眸那段心路歷程，“故國人民”真的應該走出無知與健忘，“有所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