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飛]

　　1907年4月，一只紹興小火輪，拖著三只烏汕船，從上海黃浦江駛入江南水鄉寧靜的湖州城的碼頭。當時由於城鄉之間來往的客船、貨船主要靠搖櫓拉纖的木船，很少見到小火輪，所以引得許多湖州人的聚觀，紛紛猜測這只小火輪究竟是來裝載什麼貨物的。不久，更令人驚奇的事發生了，從月河街陸家老宅裡搬出一捆捆的古書，由裝運工輪流搬來裝入船中。待古書搬運完畢後，這只小火輪就直駛上海黃浦江。這些古書到達上海後，即運抵當時的新馬路梅福裡，由日本靜嘉堂文庫的工作人員小澤、寺田和書主人的代表陸樹聲(叔桐)清點了二十多天，作了交割。這是5月間的事。到了6月，這批書由日本郵船公司的汽船運到日本，藏在東京岩崎氏的公館內，後來集中收藏在岩崎氏所創辦的私人圖書館日本靜嘉堂文庫內。這件事當時是在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直到一百年後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這就是著名的皕宋樓藏書流入日本靜嘉堂文庫事件。

　　

　　皕宋樓藏書極其珍貴

　　上述的這批古書，就是清末全國四大藏書樓之一的陸心源皕宋樓藏書的珍本古籍。陸心源(1834-1894)，字剛父，號存齋，晚號潛園老人，歸安(今湖州)人。少年時即好讀書，其父銘新曾希望他繼承祖業經商，不從。1859年中舉，後去廣東、直隸、福建等地為官。在福建因與上司不合，乞假回故裡，以藏書、著述為樂。所著有《儀顧堂文集》、《儀顧堂題跋》、《皕宋樓藏書志》、《宋史翼》等等。

　　我國素有藏書傳統，這是中國文化的特色之一。到了清末，全國有四大藏書樓，陸心源的皕宋樓即是其中之一(余為杭州丁氏八千卷樓、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聊城楊氏海源閣)。陸心源的皕宋樓藏書最大特色是其中庫藏了大量的宋元舊版書。他以“皕宋”為藏書樓名，即是中藏宋本二百部的意思。他的好友俞樾在為陸心源作的墓志銘中亦稱其藏有宋版書二百部、元版書四百部。宋版書至明末清初，已成稀世之珍。清乾隆間吳縣(今屬蘇州)著名藏書家黃丕烈曾收藏宋刻本百余種，名重天下，以“百宋一廛”名其藏書室。及至清末，尤其是太平軍進軍江南，因戰爭毀書甚眾，宋版書更為珍稀。所以陸心源搜購到宋版書一百余種，遂將故居月河街藏書樓一分為二，其一稱皕宋樓，“皕”為二百之意，隱然有駕馭“百宋一廛”之義，此樓專藏宋元舊版。其二稱十萬卷樓，專藏明以後的秘刻及精抄本、精校本，如《明文海》、明仿宋《大戴禮》、舊題元刻《說苑》等。陸心源復又在離故居不遠的私家花園潛園內，建守先閣藏書樓，以貯藏一般書籍，並向湖州學子開放。

　　1894年陸心源卒，遺命諸子藏書要完整保管，不要散失。陸心源有四子三女，長子樹藩，次樹屏，三樹聲，四樹彰。初始並未分家，由陸樹藩主持家政。陸心源卒後的十三年，即1907年就發生本文開頭所介紹的陸氏藏書從湖州運往上海而後運往日本的一幕。由於事情做得比較秘密，開始外界並不怎麼知情。待得消息傳出，中國藏書界、學術界極為震撼。

　　陸樹藩出售皕宋樓藏書的原因及真相

　　陸樹藩主持出售其父皕宋樓藏書的真實原因是什麼？這是大家所關心的一個問題。

　　陸樹藩(1868-1926)，字純伯，號毅軒。曾從其父心源學過書畫、版本目錄之學，後參加鄉試，中恩科舉人。1892年進京候職，得欽加侍讀銜，賞戴花翎，任內閣中書本衙門撰文，後任慶典撰文、方略館校讀官。父心源歿，丁父憂回籍守制。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天津、北京，陸樹藩為營救在京滯留的南方官員商民，發起組織救濟善會，並帶隊赴京津等地救援，使他博得“湖州善人”、“陸氏善人”的雅號。1902年分發為江蘇補用道，先後任駐江蘇商議員、總辦江蘇商務局等職。卸任蘇州候選道後，一直閒居上海，與陳庸庵、李梅庵、劉承幹、沈聯芳、曾熙、吳昌碩、王一亭等相往還。1911年樹藩皈依佛門並剃度。1912年在蘇州創辦苦兒院，供貧苦兒童膳宿讀書，以培育人才。所著有《吳興詞存》、《皕宋樓藏書三志》、《穰梨館過眼三錄》、《忠愛堂文集》等。

　　關於陸樹藩出售皕宋樓藏書之原因及真相，據我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陸樹藩出售皕宋樓藏書，在日本買方涉及此事的有島田翰撰的《皕宋樓藏書源流考》(有董康“光緒丁未六月刊於京師”的初印本)及日本靜嘉堂文庫平成四年出版的《靜嘉堂文庫宋元圖錄——解題篇》。前者今有多種版本，後者徐楨基《潛園遺事——藏書家陸心源生平及其他》(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已有譯文，不難找到，茲不贅引。

　　從1907年到1996年的近九十年間，關於皕宋樓藏書的話題斷斷續續，從未止息過，但多數是局外人所言，並未能觸及真正的內核，多為猜測分析之論。1996年徐楨基的《潛園遺事》出版，我認為是個突破，因為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陸氏賣方向公眾公布有關材料。在此書的基礎上，重新增訂由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藏書家陸心源》，內容更為豐富翔實，我以為對皕宋樓藏書研究是一份重要的材料。

　　陸樹藩經營實業失敗而導致出售藏書，這是直接原因。關於陸樹藩出售皕宋樓藏書，我曾探索有年。有次偶爾讀到陳玉堂編《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在陸樹藩條目下有如下一段話:“曾在上海經營湖絲。因虧欠巨款，將其父之藏書，盡數賣於日本岩崎。”這是個重要線索。我與楨基先生相識通信多年，由於他是陸心源的玄外孫，屬陸樹藩一支，遂將陳玉堂關於陸樹藩的“經商失敗售書說”告訴了他，同時告知是年10月底在寧波將舉行“天一閣及中國藏書文化研討會”，我將撰文與會，並向他請教了幾個問題。不久接到楨基先生《潛園遺事》書稿中的《皕宋樓事件》校樣稿和日文本《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新版本)中有關售書經過的復印件。他在附信中說:“先生引用時請參考選用，並請注明參考將出版《潛園遺事》一書即可。”後來我撰就《湖州皕宋樓藏書流入日本靜嘉堂文庫真相考評及建言》一文，其中有如下一段話:

　　陸心源在世時，在上海曾辦有繅絲廠、錢莊，在湖州亦有當鋪多家。陸心源於光緒二十年(1894)逝世後，開始家產未分，後由陸樹藩做主，上海繅絲廠由陸樹藩經管，上海錢莊由其大弟樹屏經營，當鋪則由湖州管家配合二弟樹聲經管。……由於陸樹藩其時在蘇州當官，故上海陸家的瑞綸絲廠主要依靠原在當鋪的管家沈聯芳管理。不久，陸家遭到破產的厄運，主要是當時日本發明了人造絲，大量向東南亞傾銷。江浙絲商因東南亞市場為日本人造絲所占領，故生絲絲行紛紛倒閉，陸家所經營的瑞綸繅絲廠亦在倒閉之列。由於瑞綸絲廠占用了陸家的大量資金，故陸家錢莊亦跟著破產，此點無疑對陸家在經濟上是個很大的打擊。陸樹藩只得變賣上海的動產與不動產以償債，但尚不敷所欠。加之，陸樹藩因辦庚子之難京津救濟會等賑捐慈善事業賠資，負債累累，急需償還，又兼上海、湖州兩個大家庭生活所需，故出售皕宋樓藏書是勢所必然的了。

　　應該說明的是，我這篇文章中所提“瑞綸繅絲廠”有誤，應是“振綸洽記繅絲廠”，此廠是1900年由陸樹藩從瑞綸繅絲廠抽出資金，另與他人集資合辦的新廠，約倒閉於1903——1904年之間。

　　陸樹藩在“庚子之役”中救援被難同胞，而造成巨額虧空，是導致藏書出售的又一重要原因。

　　1900年爆發的八國聯軍進攻天津、北京之役，史稱“庚子之役”。八國聯軍進攻津京，使國家蒙恥，直接受害的則是京津的無辜平民和在兩地的南方籍的官商平民。尤其是南方暫居津京的更慘。有的在聯軍進城前已只身或攜眷南逃至河北南部及山東、江蘇等地，因川資耗盡，貧病交加，滯留各地。而行動慢的，則被聯軍堵之於途，遭受劫掠、蹂躪、殘殺。此等消息不時傳向上海等地，凡有家人在津京的，無不父母倚閭、妻兒燒香問卜祈求平安。其時在滬掛職戶部郎中、閒居在家的陸樹藩從《申報》等新聞媒體得知上述情況，殊為留京的不少舊日南方籍的同事和商民安危擔憂，因而與在滬的現職官員、歸裡京官及滬上名人、鄉紳賢達、商界友人相商，決定成立救濟善會，公推陸樹藩為召集人，後為董事長，以營救滯留於途和困於津京的南方籍官商平民。

　　陸樹藩的義舉，首先得到上海申報館的有力支持，成立“申報館協振所”，受救濟善會托勸募，代收捐款。救濟總會成立稍後，在盛宣懷的協調下又成立了以源通官銀號嚴信厚(浙江慈溪人)和濟善堂龐元濟(浙江湖州人)為首的濟急協會。雙方協商作分工，以陸樹藩為董事長的救濟善會主要任務是去京津組織接回滯留北地的南方籍官商平民。為此在天津設立接待站收容災民，安排由海路乘輪回上海，然後再疏散返原籍。1900年10月16日陸樹藩同善會同仁數十人攜帶大批糧食、寒衣、銀兩北上救援災民，於同年12月16日返滬。先後營救回在北方的南方籍官員、商人、小工五千余人，運回“庚子之役”死難人員棺木一百三十余具，次年春開凍後又由新豐輪等運回一千余人，承平輪運回棺木一百具，合計由救濟善會營救南歸人員六千余人及棺木二百三十余具。

　　陸樹藩此行經過，除《申報》續有報道外，他並逐日記有日記，稱《救濟日記》，有“光緒庚子仲冬上海石印”本。同時有北方孫樂園編輯的《京津救濟總會圖說》一書專記其事。

　　在北京陸樹藩見到李鴻章，得到清政府贊助銀兩千兩，並獲准由上海招商局再派二船來天津接運遭難官商平民。

　　陸樹藩主持營救前後達六千余人，其中相當部分為平民百姓。在先後運回二百余棺木中有四具值得一提，頗得人心。一是聶士成棺木。聶士成(？-1900)，字功亭，安徽合肥人，1884年曾請纓去台灣，抗擊外國侵略軍，次年春又奉命領兵赴朝鮮抵抗日本侵略軍，以軍功升直隸提督。1900年八國聯軍犯天津，士成率兵抗擊，身先士卒，身受七傷，直到腹破腸出，猶揮兵前進，戰至血肉糜爛而壯烈殉國。士成之母聶太夫人及家眷亦於明春營救與柩同船回滬。另三具棺木則為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等三大臣。他們三人皆因“民團不可深持，外釁不可輕啟”直言進諫而觸忤慈禧太後而被處死的。

　　以陸樹藩為董事長的救濟善會所做的事尚不止上述，此外還有對北方災民發放平糴救濟糧，開辦醫療局，因屍體腐爛，時疫瘟病流行，組織藥物，治病發藥等等。這一切最後涉及一個經濟問題，因為救濟善會是民間臨時救災組織，李鴻章僅代表政府撥給白銀兩千兩資助，陸樹藩帶隊北上亦非捐款到位後再行出發，而是攜帶會董所捐銀兩及暫借墊款銀成行的，此行又是步步荊棘，處處需錢。據不完全統計，在上海及江浙共募得白銀七八萬兩(未包括救濟善會籌備時會董捐款數萬兩)，而實際開支遠超出捐款所得，缺口由陸樹藩與會董先行墊付。1902年救濟善會結束，全部賬目公開，由於捐款所入不足支出，加上外地士紳先墊之銀亦需由總會歸還，而其時總會已解散，所欠大筆款項就落在董事長陸樹藩名下，這樣一來陸樹藩就負債十余萬兩。陸樹藩先是出賣家中古董以償債，尚不足負債數。二三年後，陸家在上海振綸洽記絲廠倒閉，連帶陸家所開錢莊破產。陸樹藩因救濟善會而負下巨額債務，是後來出售家藏圖書的重要原因之一。

　　陸樹藩因辦理順直救災虧欠，經濟上陷入窘境，是出售藏書的又一重要原因。1900年陸樹藩在辦理津京救濟善會後，次年又應李鴻章之命，辦理順直賑災的慈善活動，此事後由盛宣懷支持的濟急善會所接辦。但是由於陸樹藩的善良和缺乏原則，曾將捐款中的五六萬兩借與他以為“來日有作為者”(寶子常太守即其中之一)，然而借款人未能及時歸還，使他陷入空前的經濟上的窘境。然而，這畢竟是一筆救難公款，直隸總督袁世凱“催索甚急”，為此陸樹藩只能“到處騰挪”，但仍終難如數歸還。在此情況下，幸陸之親友，念其代人受累，質產為之彌補，尤其同鄉世好范昌士代請“南洋巨商林君作保，向麥加利銀行借得庫平銀萬兩”，言定“以一年半為期，行息六厘，扣至中國明年三月初三日為限”。在銀行借款即將到期的情況下，陸樹藩不得不赴京催討前款，然僅“湊集四千余金，不敷尚巨”。但如果不能及時歸還銀行貸款，則“勢必興訟”，“否則洋人必控經手人及保人償(還)”。寶子常太守亦為向陸借款人之一。而向銀行還款，“今為期既迫，為事已急”，故陸寫信給他“只得向閣下作將伯之呼”。請求“俯念前情，歸清本利”。此信約寫於1903年——1904年之間。

　　這樣，我們可以大致排出一張時間表，陸樹藩1900年辦理津京善會虧欠巨款約十萬金；1901年辦理順直救災，違反財政規定，無原則借款私人而未能收回欠款約五萬金；接下來是1903年——1904年之間其所經營的振綸繅絲廠、錢莊先後倒閉破產又欠下一筆債務。要擺脫這個困境，要養活蘇州、湖州家中一大幫人，我想舍售藏書而外，恐怕別無良策了。

　　皕宋樓藏書東流，清政府難辭其咎

　　陸心源藏書東流，之所以在中國學界引起巨大的反響，我認為這和當時的社會背景分不開的。近代日本曾多次發動侵華戰爭，尤其是1894年中日間爆發了甲午戰爭，後又爆發的八國聯軍侵華的“庚子之役”，使國人的危機感進一步加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皕宋樓藏書東流引起學界、藏書界的強烈震撼是可以理解的，並將皕宋樓藏書東流日本上升到傳統文化流失的危機感，故而提出“保存國粹，匹夫有責”的口號。在此情況下，國人對陸樹藩售書於日本人行為表示不滿，有所斥責也是可以理解的。

　　皕宋樓藏書售於日本靜嘉堂文庫已經一百年了。平心靜氣來研究這個問題，我以為陸樹藩在這個問題上有一定的責任外，在某種程度上，這和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也是分不開的。當時清政府沒有制定法令和規定，以保護中國歷史文化遺產。1900年敦煌千佛洞佛龕倒塌，王道士修洞時發現洞中藏有兩晉以來至宋初大批寫本書、藝術品，估計不下二萬五千多卷，包括儒家經典、史籍、經卷、契據等，是研究我國中古史、文學、文字學等方面無比珍貴的資料。對此清政府置之不理，任憑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希和等各擇其精者三千余卷盜騙捆載而去。至於皕宋樓藏書，張元濟在《致繆荃孫書》中曾經談到:“丙午(光緒三十二年，1906)春間，皕宋樓書尚未售與日本，元濟入都，力勸榮華卿相國撥款購之，以作京師圖書館之基礎，乃言競不見用。今且悔之無及，每一思之，為之心痛。”故而我以為清政府在這個問題上難辭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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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那比經略]

還好送出去了，不然留下來，也難道文革劫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