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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宋教仁的幕后真凶究竟是谁？陈其美还是袁世凯？

2016-05-05113


宋教仁遇刺后抢救无效
我新近出版的《谁谋杀了宋教仁》一书，是七八年来穿越历史反复寻访的一项成果，其间既有苦思冥想的难解困惑，也有意料之外的快乐发现。在我看来，中华民国的创建，是各派力量反复较量的结果，其缔造者很难锁定为某个人或某个党派。而当年最大的议会政党国民党，却是宋教仁坚持不懈地奔走联络、苦心经营的成果。国民党事实上的缔造者，不是其理事长孙文，而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借用孙文的话说，为缔造现代化议会政党及现代化宪政制度而付出生命的宋教仁，是“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
　　宋案被以讹传讹反复改写

　　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40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凶手武士英从背后开枪暗杀。陪同武士英实施暗杀行动的，是国民党方面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到火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是国民党方面层级更高的吴颂华、拓鲁生、黄兴、陈策、廖仲恺、于右任、吴铁城等人。他们在安排武士英充当谋杀凶手的同时，还预先安排了到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应夔丞的虚假线人王阿法。负责制订这项暗杀计划的最高层级的犯罪嫌疑人，显然不是被当作替罪羊出卖牺牲的应夔丞，而是应夔丞、吴乃文、王金发、陆惠生等人的共同上司——前沪军都督陈其美。

　　就是这样一桩并不十分复杂的刑事案件，通过国民党方面“疑罪从有、嫁祸于人”的宣传造势，直接挑起发动了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由于军政实力过于悬殊，“二次革命”很快失败。流亡日本的孙文在陈其美等人支持下，另行创建中华革命党。宋教仁主持缔造的在民主宪政的制度框架内从事非暴力的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彼此合作、依法竞争的现代议会政党国民党，其政治理念被彻底断送。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宋教仁案，也因此被人为中止，后来更被充满党派偏见的各类写手以讹传讹地反复改写。一举消灭国民党军政实力的袁世凯，在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监督制衡的情况下，逐步走向他所梦想的皇帝宝座。

　　1916年5月18日，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惨死于张宗昌、程子安等人组织的另一场暗杀行动。涉案的张宗昌是与陈其美有着多重恩怨的青帮大佬李征五的老部下，程子安是曾经被陈其美出卖过的张秀泉、韩恢、胡侠魂等人的老部下。或直接或间接参与宋教仁案的陈其美、李征五、应夔丞、洪述祖、袁克文，都是当年已经为数不多的青帮“大”字辈的大佬级成员。

　　我研究宋教仁案的最初成果，是发表于台北《传记文学》2008年2、3月号将近四万字的长文《国民党与宋教仁案》。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我几乎穷尽了自己所有的精力和财力，在全国各地寻访搜罗与宋教仁案有关的图文资料和实物遗迹。

　　一边读书一边革命的职业革命家

　　宋教仁字得尊，号敦初，也写作遯初、钝初、遁初，别号渔父。1898年，十七岁的宋教仁进入桃源县漳江书院，开始关心天下大事，萌生反清思想。据漳江书院老同学朱玉回忆：“宋君独大言炎炎，好论列天下事，人以是谓之狂生。”

　　1901年即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九岁的宋教仁参加当地最初级的科举考试并且考中秀才。1902年秋天，他赴湖北武昌，投考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学堂，1903年春天正式入学。他的同学中有先后参加革命活动的田桐、吴崑、白逾桓、欧阳瑞骅、蒋作宾、黄侃等人。

　　1903年8月，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湖南同乡黄兴来到武昌，与宋教仁结为密友。同年11月4日，宋教仁、刘揆一、张继、章士钊、胡瑛等人以赴黄兴三十岁寿宴为名，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中，成立以黄兴为会长的华兴会。

　　1904年9月，华兴会计划在农历十月初十（公历1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在长沙、岳州、衡阳、宝庆、常德分五路同时起义。10月初，宋教仁、游得胜、孙汉臣等人在常德笔架城召集会党聚会，宋教仁被推举为龙头，议定起义时扮作香客，到笔架城边的文庙集合听候指挥。华兴会起义失败后，宋教仁与黄兴、章士钊、刘揆一、胡瑛等人先后逃亡日本，从此成为一边读书一边革命的职业革命家。1905年7月30日下午，宋教仁与孙文、黄兴、程家柽等人，在日本东京的内田良平住宅兼黑龙会事务所，共同发起组织了革命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

　　袁世凯拨款建宋园

　　宋教仁在上海遇难之后，袁世凯先是依照国民党籍临时稽勋局局长冯自由的呈请，亲笔批示“优予抚恤，并将生平勋绩交国史馆立传。仍由该局查明该故总长有子几人，派遣留学，俾资造就”。接下来，袁世凯又依照宋教仁的前辈同乡谭人凤的请求，额外划拨十万元大洋的丧葬费用，用于修建宋教仁墓园。

　　1913年4月1日，上海《民立报》刊登谭人凤《关于宋教仁遇害后之坟墓的谈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宋君为民国伟人，非湖南一省所得而私。故现在有人主张将宋君遗骸归葬麓山，我却不赞成，不若于上海另行募捐辟一旷地，先筑公园，葬宋君于其地??作为我国民党人之坟墓。”

　　1916年9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谭人凤的《宋园缘起暨开辟宋园收支清册》，其中介绍说，他于1913年宋教仁遇难后，呈请政府划拨十万元大洋，起初购买徐家汇土地四十亩，众人以为这里过于狭隘难以扩充，便在距租界十里的宝山县象仪港另购一百零三亩土地，委托王一亭、龙梓修负责工程建设。在谭人凤开列的“报销清册”中，竟然有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借支一万三千四百八十一元六角用于挑起发动“二次革命”的记录。陈其美等人对于宋教仁死后价值的冷血利用，堪称极致。

　　“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逃亡日本，宋园的工程建设因此陷入停顿。直到1924年6月，由中央政府出资十万大洋、圈地一百零三亩的宋园，才在国民党方面主持下正式落成。宋教仁墓在公园西侧，占地约九亩。墓前石碑镌刻“宋教仁先生之墓”，墓顶安放一脚踩恶蛇的雄鹰雕塑。墓园正中立宋教仁全身坐像，坐像底座正面刻有章太炎的篆字手书“渔父”。坐像背面富于潜台词的铭文，为“于右任撰语康宝忠书字”：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直到1949年，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份额的军政实力以及最为恐怖的秘密情报系统与秘密会党势力的，一直是前沪军都督陈其美，以及他的异姓兄弟蒋介石一派人。于右任所担心和恐惧的，因为直笔书写宋教仁案而遭受杀戮的恐怖势力，显然是来自他所从属的国民党内部，而不是已经去世多年的赵秉钧和袁世凯。

　　据1913年6月26日《民生日报》报道，南下香港挑起发动“二次革命”的孙文，在香港大酒店接受《士蔑西报》的外国记者采访时，就公开表示，袁世凯与宋教仁案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有谓北京政府与该案干连，殊属不公。然吾谓袁总统非自有干连，不过系其总理与有干连也，故袁世凯定必略有所知。”关于孙文在宋教仁案以及此前的陶成章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完全可以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与宋教仁案及陶成章案不一定有直接关联。但是，他对于陈其美等人的暗杀阴谋，“定必略有所知”。

　　袁世凯政府划拨十万元大洋巨款，交由营葬主任谭人凤营建宋园一事，在现在所能见到的所有宣传文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与谋杀宋教仁并没有直接关系的袁世凯，反而被以讹传讹地认定为谋杀宋教仁的幕后真凶。这在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叙述中，却是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而不是一例孤立悬案。比起宋教仁案本身，历史有意或无意的误笔，更值得深思。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13期

关键词: 宋教仁

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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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教仁案是1913年3月20日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22日不治身亡，其真正主谋至今尚无定论，而国民党声称是袁世凯所为，但至今都是争议不断。
　　宋教仁案

　　在1912年底中华民国的首次国会大选中，经过宋教仁和诸多国民党员的努力，国民党在参众两院的初选和复选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在众议院的596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269席，占45．1%，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为154席，只占25．7%；在参议院的274个席位中，国民党获123席，占44．9%，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为69席，占25．2%（其他均为跨党和无党派人士）。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虽然没有获得超过半数的绝对优势，但他们所占的议席数已经是远远超过了其他政党，即使共和、统一、民主三党联合，也不足以相抗衡。

　　国民党在竞选中的胜利，使全党一片欢腾，也令宋教仁感到十分的激动。在他看来，胜利的曙光已在眼前，组阁的梦想即将实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危险正慢慢向他逼近。当宋教仁整合同盟会各大派系进行拉选时，对袁世凯的威胁也越来越大。1913年2月，宋教仁辞别母亲和妻子，在长沙、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演说、游历一番后回到上海，并准备在3月20日乘火车前往北京。

　　1913年3月20日夜晚，宋教仁由上海启程去北京。22时45分，被杀手刺杀于上海火车站，子弹从后背射入体内，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凶手开枪后逃逸。宋教仁疼痛难忍，趴倒在一张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在医院中他向于右任留下遗嘱：

　　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他并授意黄兴代拟电报给袁世凯，讲述自己的中弹经过和革命生涯， 电报原文如下：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宋教仁。哿。

　　宋教仁在手术后，情况没有好转，大小便中出血严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延至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死，年仅31岁。身故后，范鸿仙拍下宋教仁遗体的照片，今宋教仁墓安于上海市闸北公园。

　　宋教仁是谁杀的

　　凶手很快落网，警方追查凶手为一个22岁的失业军人、流氓兵痞武士英。侦查、抓捕、取证、审讯，牵涉出包括拥有中华国民共进会的会长和江苏驻沪巡查长头衔的青帮大佬应桂馨、内务府秘书洪述祖（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的曾孙）、内阁总理赵秉钧等人，武士英承认子弹是从他的枪膛中射出的。先供述受应桂馨指示，后又在法庭翻供称系个人所为，否认见过应桂馨。后来突然传出凶手暴毙上海狱中的讯息，各方猜测应属中毒，赵秉钧被迫辞去总理。

　　1914年1月，应桂馨出狱后北上向袁世凯索酬，被人追杀，在逃往天津的火车上被刺。时在天津的赵秉钧曾为之抱怨，不久在家中突然死亡。以致于案情更为扑朔迷离。洪述祖后被抓获，被判处绞刑。

　　一个毒杀凶手的馒头，将一个举国瞩目的政治大案划上了句号。从此，关于宋教仁案幕后的元凶就成了一个谜。

　　有毒的子弹结束了宋教仁年轻的生命，但是从没有结束“是谁杀了宋教仁”的疑问。

　　百年来，以上诸位“第一反应者”都被放在显微镜下一一过目。曾经板板钉钉“证据确凿”的嫌疑者最后似乎也不那么“证据确凿”，曾经慷慨激昂的同志却在怀疑者的笔下显得“疑点重重”。

　　袁世凯杀宋说

　　据说袁害怕宋教仁以合法手段取得权利，后见收买不成，便布置歹徒，对宋教仁下了毒手。《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中收录了，案发前后，应桂馨和袁世凯，洪述祖来往的电报。电报内容已经赤裸裸说明袁世凯杀宋教仁的意图。

　　另，《张浦泉先生回忆录、日记》说：宋遁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

　　但是以当时国民党在国会的得票率，还不能肯定宋教仁一定能够组阁，也就不存在谁怕谁、非要杀谁的问题。何况当时跨党人士比比皆是。引退后的伍廷芳，就被先后拉入11个党。国民党议员的组成也是“什么人都有”。到关键时刻伍廷芳式的议员会投哪个党的票？

　　宋教仁虽然公开竞争总理，但一直明确主张总统要选袁世凯。而宋死后，国民党内还有孙中山、黄兴这样威望远高于宋的领袖，愤怒的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在正式总统选举中把袁从总统宝座上拉下来是极有可能的，而且国民党当时确实有这样的计划，即所谓“法律倒袁”。所以袁世凯在宋案后非常恐慌，对人说：“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了宋遯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考虑到激怒国会的严重后果，袁世凯完全没有必要为相对次要的内阁问题冒险刺宋。

　　根据现有证据，袁世凯对刺宋是否知情只能存疑，但是根据对民初政局的分析，刺宋并不符合袁世凯的利益，很难设想袁世凯会有这样卤莽的举动。所以，袁世凯是杀宋的主谋的说法也变得扑朔迷离。

　　赵秉钧杀宋说

　　根据在场目击证人和其他人士举报，嫌凶很快就锁定在无业流氓武士英头上，随后又有古董商王阿法举报，短短三天，凶手武士英和他背后的应桂馨双双被缉拿归案。

　　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只是个失业军人，在穷困不堪时，曾向同住在鹿鸣旅馆的两个学生借钱，并夸口杀人还钱。案发当晚，武士英回来就说自己有钱了，次日便离开旅社。3月23日，古董字画商王阿发到英租界捕房报称：一周前，因卖字画曾去巡查长应桂馨家，应桂馨拿出一张照片，要他谋办照片上的人，愿出酬金1000元。王阿发自然不敢答应，而宋教仁遇刺后，照片见于各报，竟与他所见照片相同，于是报案。巡捕房立即对应桂馨实施抓捕，并在一家妓院将其抓获，武士英随后也很快被擒拿。巡捕房在应桂馨家中搜获凶器，以及密电码三本，封固函电证据两包，皮箱一个。证据显示，应桂馨策划暗杀了宋教仁无疑，但是这绝不是故事的结局，背后必然还有人。从应桂馨家搜出的密码本上注有“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等字样，而电文内容将矛头指向了国务院秘书洪述祖。3月20日半夜两点钟，即宋教仁被害之日，应桂馨致电洪述祖有“所发急电令已达到，请先呈报”等语。次日又致电洪述祖称“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

　　从上述证据来看，洪述祖涉案是逃不掉的。更重要的是，上面应的电报，均有“转呈候示”、“请先呈报”、“望转呈”。那么转呈的对象是谁？显然不是赵秉钧就是袁世凯。应桂馨与洪述祖的电文公之于众后，赵秉钧便成了刺杀宋教仁的最大嫌疑人。4月26日，黄兴致电袁世凯指出“此案词连政府”并认为“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为暗杀主谋之犯”。因为“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所以建议“请大总统独持英断”。4月28日，袁世凯复电黄兴，指出赵秉钧虽接到应桂馨、洪述祖的来电，但并未回电，而3月13日之前往来电文，均为“解散会团及应、洪串谋挟制讹诈各事，词意甚明，与刺宋案无涉”。袁在回电中指出，不能因应与洪的函电就认定赵秉钧是谋杀主犯，他承认应桂馨与洪述祖图谋陷害宋教仁名声一事，并指出只是在3月13日才有“去宋”谋杀之意。赵发给应桂馨的密码本包含了公务成分，如果凭着这一条，不经侦查审讯，仅仅根据应、洪往来函电便将赵秉钧“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确实是“实非法理之凭”。不久，赵秉钧给上海地方检察厅一封公开信为自己辩护说：“程都督、应民政长宣布宋案证据，其涉及秉钧者，惟手书两件，然一为发给密码，一为请领津贴，均属因公”。

　　而且按照赵宋二总理的交情与利害来说，赵秉钧杀宋说也显得可疑。

　　赵秉钧曾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说他在唐绍仪内阁期间和宋既是同僚，又是至友。宋住在西直门外的农事实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无法出城，宋总是住在他家，彼此无话不谈。宋离京南下时，欠了5000多元的债，都是他替宋还的。

　　法庭呈现的“密电”中并不能得出赵参与并赞成杀宋密谋的结论。因为所有密电、信件中最恶毒的字眼是“毁宋”，而“毁宋”不一定就是杀宋，有证据证明之前应桂馨已经搜集了一些试图诋毁宋教仁名誉的黑材料。

　　主犯应桂馨此人是个两面间谍角色。赵秉钧曾自辩说：我只和他有“书信往来”，他却帮黄兴将私存公债六十万转抵义丰银行私存，赵质问：“书信往来与银钱往来孰轻孰重。”

　　证据显示，赵秉钧确实涉案，但仅以“宋要来做总理，我往哪搁”这种理由去推论，未免过于草率。民国初年，各种制度极其混乱，各种官职也是走马灯似地轮换，仅半年多就换了三个总理。赵秉钧出任总理，还是孙中山和黄兴1912年7月到北京见袁世凯，由黄兴提出的，当时有个人选是国民党的沈秉堃，黄与国民党员们商议，多数人不服沈，折中出个赵秉钧。在国事未定、国会未开、宪法未定的情形下，总理之职是很虚的，今天你做，明天可能他做，为此杀人，怎么能杀得过来。宋教仁遇刺后，因为舆论反应很大，赵秉钧马上就上了辞呈，

　　1914年2月26日。赵秉钧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的诡异死亡更使赵秉钧杀宋说变得疑点重重。

　　陈其美杀宋说

　　辛亥前，同盟会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在这两次倒孙风潮中，宋都没有站在孙一方。由此，陈其美等铁杆拥孙派对宋颇为怀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宋与孙处处相反。孙主北伐，宋主南北议和，推袁作总统。孙主定都南京，宋和章太炎都主张定都北京。

　　俩人政见也大相径庭：孙主张实行美式总统制，宋主法式责任内阁。孙坚持要做大权独揽的大总统，不愿受人制约，理由是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因为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大计”。双方争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于是，作为国民党内的激进派，陈其美利用孙中山出国之机，在孙中山不知道的情况下，贸然杀宋，以造成既成事实，进而达到一箭双雕的作用：近可以让自己更上一层楼，顺理成章地接孙的班，远可以激发党人国人，发起反袁“二次革命”。

　　当时袁世凯为稳定政局，正在全国“打黑”，应桂馨出面发起的共进会，也是带有黑帮性质的组织。负责打黑的洪述祖南下之后，应桂馨同他达成交易，愿受政府招安，并自告奋勇承担“毁宋”任务。洪述祖护主心切，“假托政府名义”向应桂馨下达指令，以致回京后秘密函电往来。但应桂馨脚踩两只船，一面跟洪述祖联络，一面向同门大哥陈其美透露了“毁宋”计划，陈其美巧妙利用国务院秘书洪述祖的“毁宋”计划，安排应桂馨和一班党人成功地实施了“杀宋”计划。

　　当时上海是陈其美势力的大本营，宋案从刺杀到审判都发生此处。和以往刺杀案悬而未破相反的是，刺宋案的破获却是出乎意料的顺利，几乎要用难以置信来形容。

　　而凶手武士英在监狱的神秘死亡，似乎也与陈其美有关。当时看守武士英的沪军六十一团，是国民党人黄郛的部队。而陈其美、黄郛和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

　　这一切不禁使人开始怀疑上了陈其美。

　　1913年3月27日，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思顺（令娴）的家信中：“宋氏之亡，促吾加慎，刺宋之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胪列多人，我即其第二候补者，今将彼宣告文剪寄，应某谋北来刺我，二十日前蜕丈已电告矣。”

　　但是陈其美和宋教仁交情深厚，又同为一个战壕里的同志，而且宋被刺时，陈就在身边，事后表现也可圈可点。在宋案中，虽然陈其美疑点重重，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陈其美就是杀宋的幕后黑手。那些宋陈恩怨都是捕风捉影。

　　余论

　　宋案已发生了百年，这样的争吵在私底下就从来没有停过。因为宋案当年没有真正经过司法程序开庭审理，二次革命就爆发了，所以从法律的角度讲，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谁是真正刺杀宋教仁的幕后黑手，它至今是个谜。

关键词: 宋教仁

袁世凯

陈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