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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性恋大学生与教育部官员对话

Chinese Student Protesting Books’ Stance

on Homosexuality Meets with Officials

11月24日，中国同性恋权益活动人士进入北京的一所法院，表达了获得公众接受的诉求。具体来说，一名学生要求教育官员从书籍中删除把同性恋称为疾病的描述。

这个会议是在北京城郊的工业区丰台的一所法院里举行的。在此之前，大学生秋白（化名）已在中国南方开展了数月的活动，要求教育部修订或删除冒犯同性恋的教材和课程材料。二十多名支持者不顾寒冷刺骨的天气，聚集在法院的混凝土建筑外，挥舞着标语牌和彩虹旗。

陈秋颜（右二）又名秋白，本周二，在北京的一所法院外，她和一些活动人士举着标语。

“我们努力了这么久争取对话机会，今天终于是拿到了，”会面之前，20岁的秋白对记者和支持者说。她戴着一顶绵羊形状的毛线帽。

秋白的律师王振宇也出席了会议，他表示，她与两名教育官员的会面持续了一个小时，没有达成协议。王振宇说，官员们自称教育部对高校选择教学材料没有发言权，但他认为，在中国这样拥有严格审查制度的国家，这种说法未免牵强。

不过他看到了光明的一面。

“教育部的人说他们看了所有关于案子的报道，他们也研究了同性恋到底是不是病，”王振宇说。“他们自己也关注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儿，只有关注，才能处理问题。”

王振宇称，这次会面不是审判，而是法官促成的秋白和教育官员之间进行的一次讨论。秋白在华南地区的广东省会广州市上大学。当她在广州提起的行政法诉讼被法院驳回后，就到北京提起了类似的诉讼。王振宇说，他和秋白将讨论下一步该采取什么行动。

不过，王振宇和其他支持者认为，即使没有产生决定性的结果，这次会面也是一个小小的胜利。此事发生的背景是，对于倡导有争议的社会议题的人士，包括女权主义者、人权律师和公民团体人士，中国政府在越来越多地加以限制和拘禁。

“我们能够对这种教材立案，这个确实和以前不太一样，”王振宇说。“能够进入法院，有媒体在这儿来做报道，就说明这个话题正在慢慢放开，偏见就可以慢慢消除。”

王振宇还是中国电影工作者范坡坡的律师。范坡坡的纪录片《彩虹伴我心》讲述了一些母亲学会接受和爱自己的同性恋子女的故事。该片从一些中国网站上被删除之后，他于近期起诉了广电监管机构。

“整体来讲，NGO生存的空间在变小，”北京同志中心的执行主任辛颖说。她当天也在法院外的人群中。

“秋白和范坡坡这两个案子让我们也很吃惊，确实还是有一些空间可以做这样一些行动，”辛颖说。她还使用化名小铁。

秋白表示，她希望中国有关心理学和其他科目的教科书的内容能和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的观念同步。2001年，该学会将同性恋和双性恋从公认的精神障碍名单中去除了。但秋白称，她还有一个更大的希望，就是改变普遍存在的社会偏见，因为这些歧视迫使很多同性恋者向家人、朋友和雇主隐瞒自己的性取向。

同性恋在中国并不违法，不过警方可以依据对同性恋人士不利的其他一些法规难为他们。敌意和不宽容让很多人难以公开用同性恋身份生活。

之前对自己的性取向感到困惑时，秋白曾在学校图书馆内搜寻相关书籍，希望能获得指引。但她发现，很多书把同性恋归为一种疾病或缺陷，需要治疗或克服，而不是被接受。她表示，自己看到的2001年后出版的五本心理学教科书没有反映出新的医学指导方针，而是把同性恋列为疾病。

“在中国，我们缺乏一个系统的性教育，更不用提多元性别教育了，”辛颖说。

“对于中国的同志人群，很难实现自我认同，因为没有其他渠道可以了解LGBT相关的知识，”她还说道。这里她使用了涵盖男女同性恋者的中文俗称“同志”。

去年，总部设在广州的同性恋校园协会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中国在2001年后出版的提及同性恋的31本心理学教材中，有13本将同性恋列为精神障碍。

秋白的朋友和支持者彭燕辉表示，高校里的学生心理健康课程也把同性恋描述为疾病。他陪同她去北京参加了那场法庭会议。

“公众态度是有进步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这是因为互联网传播信息的作用，”彭燕辉说。“理解是消除歧视的基础，所以如果教科书这样传播错误观念的话，就会加强偏见。”

彭燕辉别名杨腾（音），因去年在北京成功起诉一家心理诊所而为人所知。那家诊所为改变他的性倾向对他实施了电击。他说，自己的家人在读到有关这个案子的报道时才发现他是同性恋，之后渐渐接受了这一点。

秋白则表示，她的家人在得知她是同性恋之后，拒绝接受。

“很难让父母那一辈接受，”她说。“我在做的是消除社会对于同志的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