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

香港的階層已經非常清晰，之所以逐漸對內地失去溫度，實際上源自香港社會的裂變。


誰都知道，發生在香港的小童便溺事件，只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件。雖然視頻尚不完整，但從中多少可看到港人折射的“敵意”。


事件是一次內地香港矛盾的升級：從地鐵進食風波到蝗蟲事件，從導游耍潑風波到沖擊駐港部隊事件，某些香港人一再表現出與內地決裂的一面。


（一）


由於學業、家庭的緣故，我從上世紀80年代起，就不時往返於粵港之間。打過交道的香港人，也有百人之多。以往，香港人給我的印象就是效率高、講實際、口語中不時蹦出幾句英文。對於內地人，雖不算特別友好，但也不至於粗鄙。


局勢是從最近幾年開始改變的。有些香港人突然對內地人好了起來，原來不屑說普通話的金融界精英，現在竟練成了“京腔”。有些香港人突然對內地人壞了起來，原來笑容滿面的阿姐阿叔，突然變得極不友好，甚至怒氣沖沖。


香港人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變化？其背後是割裂的香港社會。


2008年經濟危機對香港經濟影響很多，導致了香港社會的急劇分化。作為香港主要出口市場的美國、歐洲和日本需求嚴重萎縮，依賴出口的香港中小企業，包括在珠三角的生產型企業經營困難。


雖然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聯手推出經濟刺激對策，讓香港渡過難關，但深層次的經濟結構調整，對香港市民還是造成了長期的沖擊。至少，香港可以提供的就業機會就比以往大幅減少。


這種情況下，香港的精英分子想得最多的，就是“北上”。這裡面固然有些金融大鱷如李嘉誠者到內地淘金，但更多的是香港的精英階層到內地謀求發展的機會。


在香港導演彭浩翔的電影《春嬌與志明》（《志明與春嬌》的續集）中，我們可以看到香港有為青年北上的群像。與其受困於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不如遠赴內地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


從2008年開始，“北上”成為港人們找尋機會與財富的時髦路徑。某財經媒體一篇文章稱：


“內地澎湃的經濟圖景，為已經在一個相對成熟的商業社會裡獲取豐富經驗的香港人提供了廣闊的創富空間，而內地企業對香港專才的需求量逐漸增加，因為這些香港經理人能夠最快速度地為內地企業帶來先進的管理經驗、國際知識以及企業文化。此外，另一個最直接觸發港人北上的原因是香港公司內地業務的大量開展。”


我認識的W先生，就是北上的港人中一個代表。他畢業於香港大學，在一家港資企業做高管，曾在北京、廣州、深圳都生活過，不時冒出兩句“京罵”，在港人中算是“內地通”。他打字用拼音輸入法，使用的都是簡體版的Windows版本。


有一次，我開玩笑地問他：“是否嫌棄我們內地的窮親戚？”他大笑說：“怎麼可能！內地人是我們的金主，沒有內地，我們哪有這麼多的機會啊。我們很實際的，誰讓我們發財，誰就對我們有恩。”


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經濟格局的洗牌，讓香港的精英意識到不能再重復當年的路徑，唯有及時調整心態，積極地融入內地社會，才有發展做強的機會。


當下最著名的北上港人，非在湖南衛視節目中一炮而紅的鄧紫棋莫屬。誰說內地不是夢工廠？鄧紫棋在香港娛樂圈據說混得很差，“說話得罪人，大佬不喜歡她”。


但當她鼓起勇氣來到內地，並到湖南衛視參加節目，卻一下子紅遍全國！作為新生代的香港人，鄧紫棋就能贏得內地觀眾的喜愛——貨真價實的實力，敢打敢拼的勇氣。哪怕國語不怎麼標准，不妨礙她成為億萬內地人眼中的“90後女神”。她的成就，是香港本地“大佬”所料不及的。


雖然如今的兩地矛盾越發尖銳，但作為香港的精英卻更加向往內地。這些精英不懼怕走到內地的平台中與各路高材生一決高下。輸了，也不會沒有面子，贏了，整個舞台都是你的。難怪有評論說“兩地富人聯手賺錢，兩地窮人互相謾罵”。


（二）


我認識的B女士，在香港一個超市當收銀員。她四十多歲，離異，孩子10歲。她就像香港著名本土影片《麥兜故事》中的“麥太”，一個人帶著幼子艱苦地為生活打拼。很多年前，她曾在一間大公司任文員，算是一個“小中產”，但後來，公司倒閉，她從原來的階層跌落。


B女士只去過一次內地。她在18年前去過一次上海，因為“廁所太臓”“秩序太亂”，而且聽不懂國語，就再也沒有去了。


她非常重視手頭這份工作，因為這是她生活的全部依靠。按她的話來說，“生活已經沒有太多可能性”。她不會離開香港，也永遠不會離開香港。


我最初認識B女士時，還是一個中學生。她對我非常友善，跟我買了過很多零食。她會說，這個餅幹內地沒有，你試試，很好吃。這話完全發自內心，沒有任何的“秀優越”。那個年代，大部分香港人還非常簡單，希望讓內地客嘗試最好的食物、游覽最好玩的樂園，以及對香港留下好印象。


但現在，隨著社會分化的加劇，很多像B女士這個年齡段的人成為人生的輸家。他們在香港社會中艱難生活，承受著高房價、高物價的煎熬。


他們一再試圖回歸中產階級，但絕望地發現，很多工作崗位已經被內地優才所擠占。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內地高材生，除了粵語水平有所欠缺外，無論是綜合素質還是工作熱情，遠勝於這些上了年紀的香港人。而目睹來港消費一擲千金的內地土豪，又會讓他們感慨萬分：自己反而成為了被同情的對象。


有學者總結，這叫結構性失業。這是外部環境變化和產業偏食的後果，香港只鼓吹金融和高端服務業，不能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


香港作家陳冠中說，“失業打擊了我們這代部分人，而將繼續打擊下一代”。目前，香港的失業率之所以還保持在3%的偏低水平，原因在於特區政府開發“低價值、高就業”的機會，比如快餐店職員、清潔工、收銀員等。B女士就成為其中之一。雖然工作是有，但重新回到中產階級變得遙不可及。


這個群體的香港人，變成了超級大都市中的貧民。其實每個城市都一樣，最排外的，往往是社會底層之人。他們太過脆弱，沒有生存技能，沒有競爭優勢，甚至腦子也沒有跟上這個時代。經濟一體化的大潮沖垮了他們小富即安的香港夢，他們必須接受挑戰，哪怕他們完全不具備應對能力。


他們未必真的會侵略內地客，但他們會成為視頻中冷漠圍觀的路人。當內地客遭到欺負、攻擊的時候，他們不再挺身而出。


有一次在街頭，一位講國語的漂亮姑娘向B女士問路。B女士愛理不理，態度並不友好。聽說B女士的前夫，娶了一位年輕的內地女子。


（三）


一個城市，總有精英和窮人，雙方觀點不一致也是尋常的事。但第三股勢力的出現，打破了這種平衡。這就是一群喊著“港獨”口號的青年。他們大多是80後、90後的青年，他們沖動、偏激，任務是“捍衛民主”“捍衛本土價值觀”，會唱“蝗蟲歌”，在網絡上發帖，參與各種社會活動。


ID號是“熱血公民”的阿K，就是這樣一個人。他28歲，開了一間玩具模型店，但生意並不理想。他沒有考上大學，中七之後就出來工作（香港本地生源大學錄取比例只有30%左右），在社會上打混10年尚無成就，只能接受平凡一生。可他考上大學的書友，也沒有誰特別優秀，雖然不少人進了500強公司，但也被生活反復折磨，每天加班，累而無所獲。


阿K陷入了一種“殖民懷舊”的情緒中，總認為是“97回歸”破壞了香港的繁榮。據說，他每晚會聽上世紀80、90年代的歌，比如《一人有一個夢想》，也會看無線的老劇集，比如《笑看風雲》，常淚流滿面。


這一代香港年輕人，很多人都加入了各種社團。社團生活是他們尋求自我坐標的一部分，在網絡空間上，“港獨”這個詞如野火一樣蔓延。阿K等人將自身的挫折，視為中央政府的管制。正好碰上“國民教育”的推廣，一些港人“揭竿而起”，阿K也趁機在網站上發表宏論，甚至連玩具的測評，他都要噴噴內地人，將玩具論壇弄得烏煙瘴氣，似乎只有如此方才解恨。


巧合的是，與內地夫婦發生沖突、攔著嬰兒車的兩個年輕人，正好與阿K同一歲數——這種年富力強、血氣方剛但前途渺茫的年輕人，既脆弱又蠻橫，容不下一泡內地兒童的童子尿，又在錯誤時機中顯示強硬。香港本地的批評者將他們形容為“廢青”（廢掉的青年），恐怕並不過分。


最近，台灣的反服貿運動上演得轟轟烈烈，在強調捍衛本土價值觀的同時，也提出了針對內地的口號。台灣學生“行動宣言”中說：“我們不是不願意接受挑戰、不是不願意面對競爭的青年……我們要掌握我們自己的未來，我們要的是一個給年輕人公平發展和競爭的環境和機會。”


“港獨”運動與其在本質上也極其相似，就是在全球化時代中的“本土覺醒運動”。全球化浪潮將重新引導國際分工，造成各國、各經濟體的巨大變化，傳統的方式受到沖擊。從1999年西雅圖反全球化運動開始，每年總有弱勢群體——農民、工人、邊緣人沖入主流視野，提出反對這個“新自由主義全球體制”，甚至要求某一區域進行自治。這只是弱者一次呼號，反對的是全球化的“暴戾一面”。


香港以國際城市自居，但在東亞，中國已經成為經濟一極，香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內地經濟體系之中。所以，香港青年成為弱勢群體，成為了反體制的呼號者。


雖然張牙舞爪、強詞奪理，實際上，他們已經被時代所拋離。他們在這個時代，找不到自己的坐標，還活在《笑看風雲》的時代中。當他們試圖取笑一個2歲的內地兒童時，他們已經“廢”了。


（四）


香港的發展，必然是機遇與挑戰並存。


有人能在中國的發展中尋到機會，並獲得巨大舞台，從而成為新貴；


有人卻受制於內地人才的沖擊，自己的生存空間不斷受到擠壓，生活在無休止的抱怨中；


有人成為了偏激的愛港者，不願努力，不求上進，懷念往日的榮光，在網絡上與內地人謾罵……


香港的階層已經非常清晰，之所以逐漸對內地失去溫度，實際上是香港社會的裂變。


在內地兒童便溺一事上，內地人也需反思。的確，作為長期基礎文明不過關的內地人，要補的課還很多，包括過馬路、排隊、上廁所等等。但在這件事上，港人無疑是暴露了最脆弱的一面：在急劇的經濟形勢變化下，優越感蕩然無存，自我迷失，逃避現實、怯於接受挑戰……


陳冠中曾經在作品《我這一代香港人》中總結：“香港人有了這樣的全民共識：明天一定會比今天好，因為今天的確比昨天好；樓價是不會跌只會升的，打一生工賺的錢不如買一套房。我的前半生就是這種情況下過來的。至此我們整代的精英都強化了本來已有的投機習性，一心想發容易財。”


但香港經歷了十年的徘徊，“發容易財”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已經2014年了，香港人應當重新回到原點。這片土地上曾經創造過經濟奇跡，這裡的人曾經援助過經歷天災人禍的同胞。不要再被民粹主義所劫持，不要沉寂於30年前的回憶而不能自拔。


《麥兜故事之菠蘿油王子》有一句經典台詞：“爸爸活在過去，媽媽活在將來。只有我，留在現在。”這反映了當代港人的迷惘：過去的不可追，將來的怎能如願，能把握的就是當下——追尋“現在”吧。

[bcca]

部分香港人沒有自知之明，還以為象以前一樣的優越經濟上。如果中共不照顧的話，香港基本是生存不下去的

[星期五]

香港一位不願署名的立法委員所寫,把香港的問題寫得深入骨髓，非常值得一看。文章把地緣與經濟的關系，以及如何結合實際情況發展經濟，按香港的實力作了分析，值得借鑒。但是，這位立法委員也清楚，恐怕他寫得再好，也改變不了香港的大勢，香港衰落恐難避免。


導讀：香港的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誠發家了，堵死了下一個李嘉誠的路子。以李家為代表的香港四大家族，操縱港府政策，嚴控香港的土地供應，迄今香港的建設用地面積不到10%，這就一方面造成了房價地價比天還高，另一方面也拉抬了人工成本。畸高的營商成本，讓大部分工農業企業關門大吉。至於零售、酒店等服務性行業，則大多為四大家族所控制，乃至香港有“李家的城”的稱謂。類似“自由行”等中央給香港的經濟蛋糕，好處基本被控制了零售、酒店等產業的財閥拿走，普通民眾所獲寥寥，卻承受了人潮擁擠、物價抬升的弊端。占人口80%的中產和底層民眾活得太苦，自然就把氣撒在港府和中央政府身上。


克林頓1992年競選總統時的口號：“笨蛋，是經濟！”，就憑這句競選口號，克林頓打敗了攜伊拉克戰爭勝利之威的老布什。解決香港的問題，也得從經濟入手，需要大智慧，需要大勇氣。




要說香港為什麼會衰落，就要先說香港為什麼會崛起。


總結成功經驗這種事情，向來是一百個人有一百零一個解釋。不過委員認為真正靠譜的就一個原因：香港是內地和西方經貿交流的中轉站。這個條件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達到最優，使得香港一躍成為國際級的大都市，只不過這樣的好機會，之前之後都很難再找了。


首先，讓時光倒推回1840年。從英國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鮮戰爭爆發，中間有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這段時間裡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錯的經濟發展，但遠沒有日後那麼搶眼。這是因為，當時的香港並沒有在中國經濟版圖中占據什麼不可替代的地位。當年的中國對西方市場幾乎完全開放，外國人員、資金、貨物，都可以暢行無阻的直接進入中國內地，那麼自然沒有必要繞行英國控制的香港，多費一重周折。香港在當時的地位更側重於軍港，而非商貿中心。


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年輕的新中國同西方世界的經濟聯系幾乎完全被切斷。不過，中國並沒有因此而感到特別不便，因為中國倒向了社會主義陣營。蘇聯人可以為中國提供經濟建設亟需的資金和技術。既然中國並不十分期待來自西方的經濟資源，那麼作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醬油的份了。


轉機起於中蘇分裂。隨著中蘇關系的破裂，中國從蘇聯獲取資金和技術的渠道越來越狹小。而中國經濟建設、科技發展對外部資源的需求則一直有增無減。這種情況下，中國自然而然的轉向西方，尋求資源的替代來源。這種轉向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著名的“四三方案”，從西方引進全套工業生產設備，滿足經濟建設需求。這是自156個蘇聯援助項目之後，中國第二次大規模引進國外的工業技術和設備。以四三方案為代表，中國和西方經濟體系開始重建聯系。這種聯系由小到大，最終演變成全國性的對外開放。


順便說一句，當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負責人，就是後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他老人家。


然而，盡管中國大陸已經定下了對西方開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實際操作中，開放面臨重重問題。中國的辦事規則和西方的貿易規則互不熟悉，缺少熟悉兩邊狀況的中間人，還有中國在政策上、法律上對直接來自西方的人員、物資、資金也有種種限制。種種麻煩導致中國對西方經濟資源的需求始終難以得到充分滿足。而這正好構成了香港崛起的條件。香港人熟悉大陸，即使在中國和西方關系最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國內地和香港間也保持著相對穩定的人員、貿易往來。香港人也熟悉西方，畢竟是在英國統治下渡過了一個多世紀，他們對西方的法律、貿易規則等等都很熟悉。這個有利條件讓香港迅速獲得了中國內地同西方間經貿往來的中轉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時也還充當了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聯系橋梁。從八十年代兩岸關系緩和算起，直到兩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陸與台灣間的人員物資往來，絕大多數都會選擇從香港轉道。


數量巨大的轉口貿易讓香港一舉成為亞洲地區首屈一指的交通樞紐和貿易中心。隨之建立起來的還有金融中心，這一點同樣得益與中國市場：來自西方世界的資金要流入中國大陸，同樣需要一個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於吉隆坡，也都想爭奪亞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質上講就是它們背後缺乏一個足夠吸納大量資金的市場。在這個問題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較長短的對手是東京，其背後自然是整個日本市場。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後，尤其是香港回歸以後，這種有利地位卻開始日漸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將此歸結為特區政府無能。這個理由不成立。我們後面還會提到，特區政府並不比港英政府更無能。真正的原因在於，中國內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灣地區的聯系日漸緊密，直接的經貿往來越來越容易，那麼為什麼還要走香港繞道呢？香港作為貿易中轉站的地位從根本上講，來源於東西方直接交流的不暢。這是一個暫時現象而非永久問題，所以自然是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了。只不過這個暫時現象持續了一代人的時間，所以經常被這一代人視為天經地義的事情。對於更早的歷史，人總是健忘的。
當然，我們不是說香港只能在轉口貿易中心這一棵樹上吊死。只要尋找到新的金剛鑽，當然不擔心沒有新的瓷器活兒。用公司的轉型來打比方：同樣是做攝影膠卷的公司，面臨數碼照相技術的絞殺，富士公司和柯達公司就是一好一壞兩個轉型。富士依托化學制劑方面的基礎，轉型做化妝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業內的一個巨頭了。而柯達選擇向印刷出版業轉向，偏偏這也是個被電子信息產業擠兌的夕陽產業，於是柯達轉型走的舉步為艱，最終在世界經濟危機中被一網打盡。香港的問題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達？
轉型成功的關鍵，是要尋找可以做大的朝陽產業，而且要是本地有條件發展的產業。那麼香港的朝陽產業該是怎樣的產業？


首先說，所有低端產業都沒戲。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誠發家了，堵死了下一個李嘉誠的路子。李老板是當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這是一個典型的勞動密集型輕工業，各國產業升級路上的第一台階。但是發家以後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產，操縱香港的土地價格一路飛升。居高不下的地價對工農業發展是致命的，沒有幾個企業的利潤率能夠應付如此高漲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數小而精的高科技工業，大部分工農業企業都早早關門大吉了。當然，工農業萎縮的另一個原因是自然的產業升級規律：香港有錢了，平均工資高了，需要維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產業就自然完蛋了。簡而言之，產業升級是單行線，沒有回頭路可走。這兩個原因限定了香港未來的出路，只能在第三產業裡找，並且只能是對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業。


第二個因素是，必須是不易搬家的行業。今天的大陸顯而易見是個比香港更遼闊更活躍的市場，如果一個產業能夠輕易搬家，那麼直接舉家遷往大陸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當年紅極一時的影視娛樂業。今天的大明星們名義上是香港人，實際上一年大半時間在大陸拍戲、走穴。香港發展成什麼樣與他們何幹？真正香港本地制作的“土產”電影如今早就沒了九十年代在大陸市場一統江湖的氣勢，就是因為人脈資金都早已流向大陸，樂不思蜀了。


第三個因素是，目標產業必須能夠吸納相當可觀的勞動力數量。畢竟，香港是一個上千萬人口的城市。一項只能讓少數人暴富的產業是當不了支柱產業的。少數超級富翁和大批貧民構成的社會連穩定都談不上，何談發展？沒錯，委員說的還是房地產業。李大富翁在房地產業裡賺得盆滿缽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還是鳥籠，連內地許多大城市的居住條件都趕不上。這樣的產業繼續畸形繁榮，對香港實在不是什麼好事。


說到這裡，有人可能已經看出問題了。上述的幾個考量因素之間是有矛盾的。比如，一個產業如果在香港吸納大量的勞動力，那它就必然背負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導致競爭力下降。


還是前面那句話，兩難的選擇，不是要證明香港的產業轉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說，產業轉型，無論在哪裡都是要經過痛苦的調整、犧牲，承擔相當的風險，在不同的因素間走鋼絲的。坐在家裡就能日進斗金的好日子已經過去了。未來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犧牲，才有回報的。當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條件，只要願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還是很多的。比如，旅游業就是一個可選擇的目標產業。香港畢竟是一個比出境游要廉價方便的旅游目的地，旅游業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幾個條件的產業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問題在於，大多數人對於發展模式的轉變還沒有意識，沒有這個心理准備。從很多角度來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態甚至可以稱得上“不知死活”。


從前兩年開始，我們越來越多的見到香港市民同內地游客之間發生沖突的新聞。隨便在網絡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將內地赴港游客稱為“蝗蟲”》、《香港導游辱罵內地游客》。


很有意思。旅游業是香港這幾年少有的景氣行業，可以說代表了香港產業轉型的希望。可是屢屢爆出的負面新聞讓人覺得，香港不過是一個和內地許多劣質旅游開發區類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對待本地的旅游行業信譽，這是一種什麼心態呢？


再就是最近的奶粉問題。新聞很多了，這裡不再附送相關鏈接。內地人到香港大批量采購奶粉，許多商店貨架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輿論的反響不是“商機難得，擴大進貨”，而是“內地人搶了我們的奶粉”。作為一個以轉口貿易起家，以自由貿易為榮的商業城市，竟然鬧到要動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戶購物……這讓人想起了鴉片戰爭前的清朝：獲悉外國商人大批采購瓷器絲綢、市面上貨源緊張的消息，清政府的反應不是擴大生產，而是禁止商品出口。當年的清朝沒有受過資本主義洗禮，尚屬情有可原。可今天的香港呢？


委員以為，上述事實足以說明，大多數香港人不知道香港發達的原因。他們表面上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傑出代表，骨子裡還是盯著眼前一畝三分地的小農心態。他們口裡以貿易中心為榮，實際上卻不知道（或者不關心）這貿易服務於哪個市場哪個客戶。他們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陸市場的結果。所以，他們是在迷茫中稀裡糊塗的發展起來的。今天的他們又在迷茫中稀裡糊塗的停滯不前。那麼委員當然可以預測，他們也將在迷茫中稀裡糊塗的衰落下去。


當然，許多香港人不會承認這一點，他們更喜歡將今天的停滯歸罪於特區政府。聲稱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樣子，就是因為特區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


這是很荒唐的。特區政府事實上和港英政府毫無區別，都是“殖民地政府”。


回歸前的港英政府是個確鑿無疑的殖民地政府，沒有決策權，只有執行權。做決策是英國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慮如何執行英國政府的決策。在香港回歸的時候，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會的穩定，中國政府承諾，香港現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變。這意味著，香港特區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樣，仍然只是一個殖民地政府。基於各方面因素考慮，中國政府從未大幅調整香港特區政府的架構和工作模式，賦予其決策的能力。


那麼誰來替香港做決策呢？是中國政府麼？我們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諾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國政府除了在少數基本問題上保持發言權，以此體現主權之外，在大多數具體的政策問題上並不願插手香港內部事務。


所以這就是香港特區政府的問題，它是一個殖民地政府，上面卻沒有了宗主國。它無條件保留了英國人留下的施政綱領，沒有能力根據經濟形勢變動予以調整，就像一輛卸掉了方向盤的汽車。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艱難。


要理解香港特區政府的這一缺陷，我們可以考察一下08年美國金融危機時美國政府的反應，對比98年香港金融危機時香港政府的反應。08年華爾街搞出危機的時候，美國政府毫不猶豫的拋棄了之前一直高調宣傳的“政府不幹預市場”的口號。為了避免通貨緊縮風險和全面的經濟崩潰，美國政府立刻插手幹預市場。反正幹預市場也罷，不幹預市場也罷，都是政策選擇而已。對於美國政府，這不過是一張紙上寫什麼字的事兒。現在改幾個字也沒什麼，毫無心理壓力。可是香港政府在98年的救市決策就艱難的多了。當時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後來的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他自己事後回憶說，他覺得政府幹預市場違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幹預市場經濟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棄了自己的理想，以致於在宣布救市決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頭痛哭。曾蔭權的心態就是一個典型的殖民地官員的心態。他從未掌握決策權，只能把上級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國政府布置的政策當聖旨來遵循、來信奉。如果英國政府命令改變這個政策，他什麼話也不會說。可要他自己違背這個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樣。


從這個角度上講，索羅斯當年攻擊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給香港特區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壓力，以致於這個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認識到需要做點什麼來自我保護。如果他能夠用溫水煮青蛙的手段來炮制香港，香港特區政府或許真未必有這個自衛的意識呢。


這方面的另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港幣的匯率問題。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根據英國人的決策，港幣匯率盯緊美元匯率。香港回歸後這個政策依然連續。實際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員退休後反思，認為應該適當調整匯率，才能促進經濟發展。可就是沒有一個金融官員能在任上做這個決策，所以今天的港幣匯率依然盯緊美元，僅在小范圍內允許輕微浮動。


當然，要說特區政府的政策完全沒有變動，這也不確切。實際上，香港就像一輛沒有方向盤的汽車，輪子轉向什麼方向，完全取決於輪子壓過什麼樣的坑。這個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過，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臉，一日三變。沒有一個穩定的決策方向，盲從民意的結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莊豐源案：這是內地產婦赴港生子，然後援引基本法規定，要求給孩子授予香港特區居民身份的濫觴。當時的全國人大就給香港法院建議，提醒他們此例不可開，否則後患無窮。可是這個建議被公之於眾後引發香港輿論強烈反彈，認為這是中國政府試圖操縱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順應民意，裁定產婦要求合法。十多年後，香港大小醫院幾乎被大陸產婦擠爆，香港民眾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釋，不再允許赴港產婦的新生兒獲得特區居民身份。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最近的奶粉案例，香港政府再次出現類似的行為。三月初，香港民意強烈反對內地游客強購奶粉，香港政府於是下令無限期禁止游客攜帶大量奶粉出關。違規者將被課以高額罰款，並沒收所帶奶粉。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奶粉立刻滯銷。一個月之後，香港政府改口說禁令頒布一年後要重新檢討。然後到了五月初，再次改口說半年之後重新考慮禁令問題。而據赴港游客反映，香港海關現在對攜帶奶粉的查禁已經形同虛設。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香港一些輿論喜歡批判說香港今日的經濟不景氣是因為香港特區政府不遵循民意。從以上的諸多案例我們實際上已經看到，第一，香港繁榮與否與香港民意無關，港英政府時期何曾在乎過香港民意？香港繁榮和中國大陸的發展狀況倒可以說息息相關。第二，香港特區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從民意，如同蒙著眼睛的毛驢，繞著“民意”這個磨盤打轉。第三，正是因為特區政府盲從民意，才導致重要的決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規、無力改革，無謂的瑣事上卻被泛民派綁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擾。香港居民則被這兩派政客演戲逗的哭哭笑笑，不知所措。


那麼，中國政府介入香港事務，是否可以扭轉這個趨勢、帶動香港經濟成功轉型呢？委員對此也不樂觀。香港輿論對於中國政府介入香港事務懷有極大的抵觸，對內地普通游客橫挑鼻子豎挑眼，歸根結底是優越感在作怪。典型案例就是“地鐵上能不能吃東西”的問題。內地游客在香港地鐵上吃東西，引發同車香港人不滿，最後演變成內地游客和香港人的對罵，然後又變成了“游客素質問題”“社會公德問題”的大討論。可幾乎就在那同時，有人見到西方游客在香港地鐵上吃喝，同車香港人卻是一片沉默。所以，什麼素質問題、公德問題、乃至法律規定問題，都是表面問題。實質是香港人面對內地人時的優越感問題：“我們是富裕先進開化的上等人，你們是貧窮愚昧閉塞的下等人。我們怎麼能對你們委曲求全？當然應該是你們曲意迎合我們才是。”香港人只要還有這個心態，中國政府任何試圖介入香港內部事務的行動都只會招來更強烈的反彈。健康的、可持續的改革，必須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礎之上。現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沒有理性決策的能力，改革從何談起？要想改變這個心態，香港的經濟狀況至少要跌落到明顯低於中國大陸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優越感。


這就是委員說香港的未來一片渺茫的原因。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沒有能力走這條路，也不接受中國政府帶路。這是個死結。


嗟爾香港，氣數盡矣！

[本那比經略]

不是香港人討厭大陸人才要求民主的，而是大陸政府對香港過多地插手，背棄了港人治港的承諾，才引發香港人討厭大陸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