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

香港的阶层已经非常清晰，之所以逐渐对内地失去温度，实际上源自香港社会的裂变。


谁都知道，发生在香港的小童便溺事件，只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件。虽然视频尚不完整，但从中多少可看到港人折射的“敌意”。


事件是一次内地香港矛盾的升级：从地铁进食风波到蝗虫事件，从导游耍泼风波到冲击驻港部队事件，某些香港人一再表现出与内地决裂的一面。


（一）


由于学业、家庭的缘故，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不时往返于粤港之间。打过交道的香港人，也有百人之多。以往，香港人给我的印象就是效率高、讲实际、口语中不时蹦出几句英文。对于内地人，虽不算特别友好，但也不至于粗鄙。


局势是从最近几年开始改变的。有些香港人突然对内地人好了起来，原来不屑说普通话的金融界精英，现在竟练成了“京腔”。有些香港人突然对内地人坏了起来，原来笑容满面的阿姐阿叔，突然变得极不友好，甚至怒气冲冲。


香港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其背后是割裂的香港社会。


2008年经济危机对香港经济影响很多，导致了香港社会的急剧分化。作为香港主要出口市场的美国、欧洲和日本需求严重萎缩，依赖出口的香港中小企业，包括在珠三角的生产型企业经营困难。


虽然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联手推出经济刺激对策，让香港渡过难关，但深层次的经济结构调整，对香港市民还是造成了长期的冲击。至少，香港可以提供的就业机会就比以往大幅减少。


这种情况下，香港的精英分子想得最多的，就是“北上”。这里面固然有些金融大鳄如李嘉诚者到内地淘金，但更多的是香港的精英阶层到内地谋求发展的机会。


在香港导演彭浩翔的电影《春娇与志明》（《志明与春娇》的续集）中，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有为青年北上的群像。与其受困于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不如远赴内地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从2008年开始，“北上”成为港人们找寻机会与财富的时髦路径。某财经媒体一篇文章称：


“内地澎湃的经济图景，为已经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商业社会里获取丰富经验的香港人提供了广阔的创富空间，而内地企业对香港专才的需求量逐渐增加，因为这些香港经理人能够最快速度地为内地企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国际知识以及企业文化。此外，另一个最直接触发港人北上的原因是香港公司内地业务的大量开展。”


我认识的W先生，就是北上的港人中一个代表。他毕业于香港大学，在一家港资企业做高管，曾在北京、广州、深圳都生活过，不时冒出两句“京骂”，在港人中算是“内地通”。他打字用拼音输入法，使用的都是简体版的Windows版本。


有一次，我开玩笑地问他：“是否嫌弃我们内地的穷亲戚？”他大笑说：“怎么可能！内地人是我们的金主，没有内地，我们哪有这么多的机会啊。我们很实际的，谁让我们发财，谁就对我们有恩。”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经济格局的洗牌，让香港的精英意识到不能再重复当年的路径，唯有及时调整心态，积极地融入内地社会，才有发展做强的机会。


当下最著名的北上港人，非在湖南卫视节目中一炮而红的邓紫棋莫属。谁说内地不是梦工厂？邓紫棋在香港娱乐圈据说混得很差，“说话得罪人，大佬不喜欢她”。


但当她鼓起勇气来到内地，并到湖南卫视参加节目，却一下子红遍全国！作为新生代的香港人，邓紫棋就能赢得内地观众的喜爱——货真价实的实力，敢打敢拼的勇气。哪怕国语不怎么标准，不妨碍她成为亿万内地人眼中的“90后女神”。她的成就，是香港本地“大佬”所料不及的。


虽然如今的两地矛盾越发尖锐，但作为香港的精英却更加向往内地。这些精英不惧怕走到内地的平台中与各路高材生一决高下。输了，也不会没有面子，赢了，整个舞台都是你的。难怪有评论说“两地富人联手赚钱，两地穷人互相谩骂”。


（二）


我认识的B女士，在香港一个超市当收银员。她四十多岁，离异，孩子10岁。她就像香港著名本土影片《麦兜故事》中的“麦太”，一个人带着幼子艰苦地为生活打拼。很多年前，她曾在一间大公司任文员，算是一个“小中产”，但后来，公司倒闭，她从原来的阶层跌落。


B女士只去过一次内地。她在18年前去过一次上海，因为“厕所太脏”“秩序太乱”，而且听不懂国语，就再也没有去了。


她非常重视手头这份工作，因为这是她生活的全部依靠。按她的话来说，“生活已经没有太多可能性”。她不会离开香港，也永远不会离开香港。


我最初认识B女士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她对我非常友善，跟我买了过很多零食。她会说，这个饼干内地没有，你试试，很好吃。这话完全发自内心，没有任何的“秀优越”。那个年代，大部分香港人还非常简单，希望让内地客尝试最好的食物、游览最好玩的乐园，以及对香港留下好印象。


但现在，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很多像B女士这个年龄段的人成为人生的输家。他们在香港社会中艰难生活，承受着高房价、高物价的煎熬。


他们一再试图回归中产阶级，但绝望地发现，很多工作岗位已经被内地优才所挤占。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内地高材生，除了粤语水平有所欠缺外，无论是综合素质还是工作热情，远胜于这些上了年纪的香港人。而目睹来港消费一掷千金的内地土豪，又会让他们感慨万分：自己反而成为了被同情的对象。


有学者总结，这叫结构性失业。这是外部环境变化和产业偏食的后果，香港只鼓吹金融和高端服务业，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香港作家陈冠中说，“失业打击了我们这代部分人，而将继续打击下一代”。目前，香港的失业率之所以还保持在3%的偏低水平，原因在于特区政府开发“低价值、高就业”的机会，比如快餐店职员、清洁工、收银员等。B女士就成为其中之一。虽然工作是有，但重新回到中产阶级变得遥不可及。


这个群体的香港人，变成了超级大都市中的贫民。其实每个城市都一样，最排外的，往往是社会底层之人。他们太过脆弱，没有生存技能，没有竞争优势，甚至脑子也没有跟上这个时代。经济一体化的大潮冲垮了他们小富即安的香港梦，他们必须接受挑战，哪怕他们完全不具备应对能力。


他们未必真的会侵略内地客，但他们会成为视频中冷漠围观的路人。当内地客遭到欺负、攻击的时候，他们不再挺身而出。


有一次在街头，一位讲国语的漂亮姑娘向B女士问路。B女士爱理不理，态度并不友好。听说B女士的前夫，娶了一位年轻的内地女子。


（三）


一个城市，总有精英和穷人，双方观点不一致也是寻常的事。但第三股势力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这就是一群喊着“港独”口号的青年。他们大多是80后、90后的青年，他们冲动、偏激，任务是“捍卫民主”“捍卫本土价值观”，会唱“蝗虫歌”，在网络上发帖，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ID号是“热血公民”的阿K，就是这样一个人。他28岁，开了一间玩具模型店，但生意并不理想。他没有考上大学，中七之后就出来工作（香港本地生源大学录取比例只有30%左右），在社会上打混10年尚无成就，只能接受平凡一生。可他考上大学的书友，也没有谁特别优秀，虽然不少人进了500强公司，但也被生活反复折磨，每天加班，累而无所获。


阿K陷入了一种“殖民怀旧”的情绪中，总认为是“97回归”破坏了香港的繁荣。据说，他每晚会听上世纪80、90年代的歌，比如《一人有一个梦想》，也会看无线的老剧集，比如《笑看风云》，常泪流满面。


这一代香港年轻人，很多人都加入了各种社团。社团生活是他们寻求自我坐标的一部分，在网络空间上，“港独”这个词如野火一样蔓延。阿K等人将自身的挫折，视为中央政府的管制。正好碰上“国民教育”的推广，一些港人“揭竿而起”，阿K也趁机在网站上发表宏论，甚至连玩具的测评，他都要喷喷内地人，将玩具论坛弄得乌烟瘴气，似乎只有如此方才解恨。


巧合的是，与内地夫妇发生冲突、拦着婴儿车的两个年轻人，正好与阿K同一岁数——这种年富力强、血气方刚但前途渺茫的年轻人，既脆弱又蛮横，容不下一泡内地儿童的童子尿，又在错误时机中显示强硬。香港本地的批评者将他们形容为“废青”（废掉的青年），恐怕并不过分。


最近，台湾的反服贸运动上演得轰轰烈烈，在强调捍卫本土价值观的同时，也提出了针对内地的口号。台湾学生“行动宣言”中说：“我们不是不愿意接受挑战、不是不愿意面对竞争的青年……我们要掌握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要的是一个给年轻人公平发展和竞争的环境和机会。”


“港独”运动与其在本质上也极其相似，就是在全球化时代中的“本土觉醒运动”。全球化浪潮将重新引导国际分工，造成各国、各经济体的巨大变化，传统的方式受到冲击。从1999年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开始，每年总有弱势群体——农民、工人、边缘人冲入主流视野，提出反对这个“新自由主义全球体制”，甚至要求某一区域进行自治。这只是弱者一次呼号，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暴戾一面”。


香港以国际城市自居，但在东亚，中国已经成为经济一极，香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内地经济体系之中。所以，香港青年成为弱势群体，成为了反体制的呼号者。


虽然张牙舞爪、强词夺理，实际上，他们已经被时代所抛离。他们在这个时代，找不到自己的坐标，还活在《笑看风云》的时代中。当他们试图取笑一个2岁的内地儿童时，他们已经“废”了。


（四）


香港的发展，必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有人能在中国的发展中寻到机会，并获得巨大舞台，从而成为新贵；


有人却受制于内地人才的冲击，自己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生活在无休止的抱怨中；


有人成为了偏激的爱港者，不愿努力，不求上进，怀念往日的荣光，在网络上与内地人谩骂……


香港的阶层已经非常清晰，之所以逐渐对内地失去温度，实际上是香港社会的裂变。


在内地儿童便溺一事上，内地人也需反思。的确，作为长期基础文明不过关的内地人，要补的课还很多，包括过马路、排队、上厕所等等。但在这件事上，港人无疑是暴露了最脆弱的一面：在急剧的经济形势变化下，优越感荡然无存，自我迷失，逃避现实、怯于接受挑战……


陈冠中曾经在作品《我这一代香港人》中总结：“香港人有了这样的全民共识：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因为今天的确比昨天好；楼价是不会跌只会升的，打一生工赚的钱不如买一套房。我的前半生就是这种情况下过来的。至此我们整代的精英都强化了本来已有的投机习性，一心想发容易财。”


但香港经历了十年的徘徊，“发容易财”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已经2014年了，香港人应当重新回到原点。这片土地上曾经创造过经济奇迹，这里的人曾经援助过经历天灾人祸的同胞。不要再被民粹主义所劫持，不要沉寂于30年前的回忆而不能自拔。


《麦兜故事之菠萝油王子》有一句经典台词：“爸爸活在过去，妈妈活在将来。只有我，留在现在。”这反映了当代港人的迷惘：过去的不可追，将来的怎能如愿，能把握的就是当下——追寻“现在”吧。

[bcca]

部分香港人没有自知之明，还以为象以前一样的优越经济上。如果中共不照顾的话，香港基本是生存不下去的

[星期五]

香港一位不愿署名的立法委员所写,把香港的问题写得深入骨髓，非常值得一看。文章把地缘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如何结合实际情况发展经济，按香港的实力作了分析，值得借鉴。但是，这位立法委员也清楚，恐怕他写得再好，也改变不了香港的大势，香港衰落恐难避免。


导读：香港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以李家为代表的香港四大家族，操纵港府政策，严控香港的土地供应，迄今香港的建设用地面积不到10%，这就一方面造成了房价地价比天还高，另一方面也拉抬了人工成本。畸高的营商成本，让大部分工农业企业关门大吉。至于零售、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则大多为四大家族所控制，乃至香港有“李家的城”的称谓。类似“自由行”等中央给香港的经济蛋糕，好处基本被控制了零售、酒店等产业的财阀拿走，普通民众所获寥寥，却承受了人潮拥挤、物价抬升的弊端。占人口80%的中产和底层民众活得太苦，自然就把气撒在港府和中央政府身上。


克林顿1992年竞选总统时的口号：“笨蛋，是经济！”，就凭这句竞选口号，克林顿打败了携伊拉克战争胜利之威的老布什。解决香港的问题，也得从经济入手，需要大智慧，需要大勇气。




要说香港为什么会衰落，就要先说香港为什么会崛起。


总结成功经验这种事情，向来是一百个人有一百零一个解释。不过委员认为真正靠谱的就一个原因：香港是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只不过这样的好机会，之前之后都很难再找了。


首先，让时光倒推回1840年。从英国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鲜战争爆发，中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日后那么抢眼。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外国人员、资金、货物，都可以畅行无阻的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那么自然没有必要绕行英国控制的香港，多费一重周折。香港在当时的地位更侧重于军港，而非商贸中心。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年轻的新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特别不便，因为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既然中国并不十分期待来自西方的经济资源，那么作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这种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着名的“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全套工业生产设备，满足经济建设需求。这是自156个苏联援助项目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工业技术和设备。以四三方案为代表，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系开始重建联系。这种联系由小到大，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对外开放。


顺便说一句，当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负责人，就是后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老人家。


然而，尽管中国大陆已经定下了对西方开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缺少熟悉两边状况的中间人，还有中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济资源的需求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这正好构成了香港崛起的条件。香港人熟悉大陆，即使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最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间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人员、贸易往来。香港人也熟悉西方，毕竟是在英国统治下渡过了一个多世纪，他们对西方的法律、贸易规则等等都很熟悉。这个有利条件让香港迅速获得了中国内地同西方间经贸往来的中转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时也还充当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桥梁。从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算起，直到两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陆与台湾间的人员物资往来，绝大多数都会选择从香港转道。


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这一点同样得益与中国市场：来自西方世界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质上讲就是它们背后缺乏一个足够吸纳大量资金的市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较长短的对手是东京，其背后自然是整个日本市场。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香港回归以后，这种有利地位却开始日渐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将此归结为特区政府无能。这个理由不成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特区政府并不比港英政府更无能。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湾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直接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容易，那么为什么还要走香港绕道呢？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东西方直接交流的不畅。这是一个暂时现象而非永久问题，所以自然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只不过这个暂时现象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所以经常被这一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更早的历史，人总是健忘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香港只能在转口贸易中心这一棵树上吊死。只要寻找到新的金刚钻，当然不担心没有新的瓷器活儿。用公司的转型来打比方：同样是做摄影胶卷的公司，面临数码照相技术的绞杀，富士公司和柯达公司就是一好一坏两个转型。富士依托化学制剂方面的基础，转型做化妆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业内的一个巨头了。而柯达选择向印刷出版业转向，偏偏这也是个被电子信息产业挤兑的夕阳产业，于是柯达转型走的举步为艰，最终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被一网打尽。香港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达？
转型成功的关键，是要寻找可以做大的朝阳产业，而且要是本地有条件发展的产业。那么香港的朝阳产业该是怎样的产业？


首先说，所有低端产业都没戏。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李老板是当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各国产业升级路上的第一台阶。但是发家以后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产，操纵香港的土地价格一路飞升。居高不下的地价对工农业发展是致命的，没有几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应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数小而精的高科技工业，大部分工农业企业都早早关门大吉了。当然，工农业萎缩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然的产业升级规律：香港有钱了，平均工资高了，需要维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产业就自然完蛋了。简而言之，产业升级是单行线，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两个原因限定了香港未来的出路，只能在第三产业里找，并且只能是对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业。


第二个因素是，必须是不易搬家的行业。今天的大陆显而易见是个比香港更辽阔更活跃的市场，如果一个产业能够轻易搬家，那么直接举家迁往大陆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当年红极一时的影视娱乐业。今天的大明星们名义上是香港人，实际上一年大半时间在大陆拍戏、走穴。香港发展成什么样与他们何干？真正香港本地制作的“土产”电影如今早就没了九十年代在大陆市场一统江湖的气势，就是因为人脉资金都早已流向大陆，乐不思蜀了。


第三个因素是，目标产业必须能够吸纳相当可观的劳动力数量。毕竟，香港是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一项只能让少数人暴富的产业是当不了支柱产业的。少数超级富翁和大批贫民构成的社会连稳定都谈不上，何谈发展？没错，委员说的还是房地产业。李大富翁在房地产业里赚得盆满钵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还是鸟笼，连内地许多大城市的居住条件都赶不上。这样的产业继续畸形繁荣，对香港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已经看出问题了。上述的几个考量因素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一个产业如果在香港吸纳大量的劳动力，那它就必然背负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导致竞争力下降。


还是前面那句话，两难的选择，不是要证明香港的产业转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说，产业转型，无论在哪里都是要经过痛苦的调整、牺牲，承担相当的风险，在不同的因素间走钢丝的。坐在家里就能日进斗金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牺牲，才有回报的。当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条件，只要愿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还是很多的。比如，旅游业就是一个可选择的目标产业。香港毕竟是一个比出境游要廉价方便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产业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没有意识，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从很多角度来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态甚至可以称得上“不知死活”。


从前两年开始，我们越来越多的见到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


很有意思。旅游业是香港这几年少有的景气行业，可以说代表了香港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是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让人觉得，香港不过是一个和内地许多劣质旅游开发区类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对待本地的旅游行业信誉，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再就是最近的奶粉问题。新闻很多了，这里不再附送相关链接。内地人到香港大批量采购奶粉，许多商店货架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舆论的反响不是“商机难得，扩大进货”，而是“内地人抢了我们的奶粉”。作为一个以转口贸易起家，以自由贸易为荣的商业城市，竟然闹到要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户购物……这让人想起了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获悉外国商人大批采购瓷器丝绸、市面上货源紧张的消息，清政府的反应不是扩大生产，而是禁止商品出口。当年的清朝没有受过资本主义洗礼，尚属情有可原。可今天的香港呢？


委员以为，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香港发达的原因。他们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杰出代表，骨子里还是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心态。他们口里以贸易中心为荣，实际上却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贸易服务于哪个市场哪个客户。他们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所以，他们是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发展起来的。今天的他们又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停滞不前。那么委员当然可以预测，他们也将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衰落下去。


当然，许多香港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更喜欢将今天的停滞归罪于特区政府。声称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特区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


这是很荒唐的。特区政府事实上和港英政府毫无区别，都是“殖民地政府”。


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是个确凿无疑的殖民地政府，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做决策是英国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虑如何执行英国政府的决策。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承诺，香港现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这意味着，香港特区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样，仍然只是一个殖民地政府。基于各方面因素考虑，中国政府从未大幅调整香港特区政府的架构和工作模式，赋予其决策的能力。


那么谁来替香港做决策呢？是中国政府么？我们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诺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国政府除了在少数基本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内部事务。


所以这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问题，它是一个殖民地政府，上面却没有了宗主国。它无条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没有能力根据经济形势变动予以调整，就像一辆卸掉了方向盘的汽车。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艰难。


要理解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一缺陷，我们可以考察一下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的反应，对比98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的反应。08年华尔街搞出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毫不犹豫的抛弃了之前一直高调宣传的“政府不干预市场”的口号。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和全面的经济崩溃，美国政府立刻插手干预市场。反正干预市场也罢，不干预市场也罢，都是政策选择而已。对于美国政府，这不过是一张纸上写什么字的事儿。现在改几个字也没什么，毫无心理压力。可是香港政府在98年的救市决策就艰难的多了。当时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后来的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他自己事后回忆说，他觉得政府干预市场违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预市场经济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以致于在宣布救市决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头痛哭。曾荫权的心态就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官员的心态。他从未掌握决策权，只能把上级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国政府布置的政策当圣旨来遵循、来信奉。如果英国政府命令改变这个政策，他什么话也不会说。可要他自己违背这个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样。


从这个角度上讲，索罗斯当年攻击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给香港特区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压力，以致于这个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认识到需要做点什么来自我保护。如果他能够用温水煮青蛙的手段来炮制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或许真未必有这个自卫的意识呢。


这方面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港币的汇率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根据英国人的决策，港币汇率盯紧美元汇率。香港回归后这个政策依然连续。实际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员退休后反思，认为应该适当调整汇率，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可就是没有一个金融官员能在任上做这个决策，所以今天的港币汇率依然盯紧美元，仅在小范围内允许轻微浮动。


当然，要说特区政府的政策完全没有变动，这也不确切。实际上，香港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轮子转向什么方向，完全取决于轮子压过什么样的坑。这个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过，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脸，一日三变。没有一个稳定的决策方向，盲从民意的结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庄丰源案：这是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然后援引基本法规定，要求给孩子授予香港特区居民身份的滥觞。当时的全国人大就给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否则后患无穷。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后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顺应民意，裁定产妇要求合法。十多年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香港民众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释，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特区居民身份。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最近的奶粉案例，香港政府再次出现类似的行为。三月初，香港民意强烈反对内地游客强购奶粉，香港政府于是下令无限期禁止游客携带大量奶粉出关。违规者将被课以高额罚款，并没收所带奶粉。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奶粉立刻滞销。一个月之后，香港政府改口说禁令颁布一年后要重新检讨。然后到了五月初，再次改口说半年之后重新考虑禁令问题。而据赴港游客反映，香港海关现在对携带奶粉的查禁已经形同虚设。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香港一些舆论喜欢批判说香港今日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从以上的诸多案例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第一，香港繁荣与否与香港民意无关，港英政府时期何曾在乎过香港民意？香港繁荣和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倒可以说息息相关。第二，香港特区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从民意，如同蒙着眼睛的毛驴，绕着“民意”这个磨盘打转。第三，正是因为特区政府盲从民意，才导致重要的决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规、无力改革，无谓的琐事上却被泛民派绑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扰。香港居民则被这两派政客演戏逗的哭哭笑笑，不知所措。


那么，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是否可以扭转这个趋势、带动香港经济成功转型呢？委员对此也不乐观。香港舆论对于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怀有极大的抵触，对内地普通游客横挑鼻子竖挑眼，归根结底是优越感在作怪。典型案例就是“地铁上能不能吃东西”的问题。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东西，引发同车香港人不满，最后演变成内地游客和香港人的对骂，然后又变成了“游客素质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的大讨论。可几乎就在那同时，有人见到西方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喝，同车香港人却是一片沉默。所以，什么素质问题、公德问题、乃至法律规定问题，都是表面问题。实质是香港人面对内地人时的优越感问题：“我们是富裕先进开化的上等人，你们是贫穷愚昧闭塞的下等人。我们怎么能对你们委曲求全？当然应该是你们曲意迎合我们才是。”香港人只要还有这个心态，中国政府任何试图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行动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弹。健康的、可持续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础之上。现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没有理性决策的能力，改革从何谈起？要想改变这个心态，香港的经济状况至少要跌落到明显低于中国大陆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优越感。


这就是委员说香港的未来一片渺茫的原因。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没有能力走这条路，也不接受中国政府带路。这是个死结。


嗟尔香港，气数尽矣！

[本那比经略]

不是香港人讨厌大陆人才要求民主的，而是大陆政府对香港过多地插手，背弃了港人治港的承诺，才引发香港人讨厌大陆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