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諸古今皆准的權力規則
同人於野
(《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3年3月10日)
十九世紀末的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完全有理由成為一些人心中的偶像。他大力推動民主自由,在四十多年的任期內,把比利時從一個專制獨裁國家成功變成了一個現代民主國家。他賦予每個成年男子選舉權,甚至比美國提前半個世紀立法允許工人罷工。他對婦女兒童的保護領先於整個歐洲。比利時1881年就普及了基礎教育,確保每個女孩都能上到初中,並且在1889年通過法律禁止十二歲以下兒童工作。在利奧波德二世治下,國家的經濟像政治一樣獲得了大發展,他比羅斯福更早采取建設公路和鐵路基礎設施的手段來減少失業和刺激經濟。
然而在非洲剛果這個比利時殖民地,確切的說是利奧波德二世本人的殖民地,他完全是另外一個形象。剛果人,包括婦女兒童,在奧波德二世的統治下沒有任何人權,完全是奴隸。他們在警察部隊的強制下勞動,動輒被施以斷手之類的酷刑,有超過一千萬人被迫害致死,而這一切都是為了保證利奧波德二世在橡膠貿易中獲得巨額利潤。
為什麼同樣一個人可以在一個國家推行民主卻在另一個國家施行最殘暴的獨裁?有人可能立即會說這是制度問題。但“制度”在這裡與其說是答案還不如說是問題本身。為什麼比利時的制度越來越民主,而同一時期,同一領導人的剛果,卻越來越獨裁?難道是因為利奧波德二世只愛本國人或者有種族歧視?但後來剛果自己“選”出來的領導人並沒有做得更好,仍然是一個糟糕的獨裁者。在The Predictioneer’s Game(《預測師的博弈論》)這本書裡,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和紐約大學的政治學教授Bruce Bueno de Mesquita指出,真正原因是在剛果,利奧波德二世只需要讓少數人高興就足以維持自己的統治;而在比利時,他必須讓很多人滿意才行。我認為這個答案跟“制度論”的區別在於必須讓多少人滿意,這個人數不是制度“規定”出來的,而是實力的體現。
Bueno de Mesquita和合作者研究多年,得出了一個能夠相當完美地解釋很多政治現象的理論。這個理論認為不管是國家、公司還是國際組織,其政治格局不能簡單地以“民主”和“獨裁”來劃分,而必須用三個數字來描寫。以國家為例,這個“三圍”就是層層嵌套的三種人的人數:
名義選民:在名義上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全體公民。然而他們中的很多人,可能對誰當領導人根本沒有任何影響力。
實際選民:那些真正對誰當領導人有影響力的人。對美國來說這相當於是選舉這天出來投票的選民,對沙特這樣的君主國來說這相當於是皇室成員。
勝利聯盟:必須依賴他們,領導人才能維持自己權力的人。對美國總統來說這相當於是在關鍵選區投出關鍵一票讓你當選的人,對獨裁者來說這是你在軍隊和貴族內部的核心支持者。
看一個國家是不是真民主,關鍵並不在於是否舉行選舉,而在於勝利聯盟(以下簡稱“聯盟”)的人數。領導人工作的本質是為聯盟服務,因為聯盟對領導人有推翻權— 如果你不能保證我們的利益,我們有能力隨時換一個。如果聯盟的人數很多,那麼這個國家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民主國家。反過來如果聯盟的人數非常少,那麼不管這個國家有沒有選舉,它都是事實上的獨裁國家。這個理論看似簡單,其背後必須要有大量的數學模型、統計數據和案例支持,它們首先出現在政治學期刊上,然後被總結成一本學術著作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政治生存的邏輯》),並在2011年形成一本通俗著作The Dictator’s Handbook(《獨裁者手冊》)。
在通俗史書和影視劇中人們經常研究權術,驚異於為什麼像慈禧和魏忠賢這種文化水平相當低的人能夠把那些飽讀詩書的知識分子玩弄於鼓掌之間。難道政治斗爭是一門需要特殊天賦的非常學問麼?現在Bueno de Mesquita的“三圍”理論,可以說是抓住了政治的根本。所有領導人,不論什麼體制,其做事的終極目的只有兩個:第一是獲得權力,第二是保住權力。要知道即使最厲害的獨裁者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意志為所欲為,他們必須依靠聯盟才能統治。為此領導人取悅的對象不應該是全體人民,而必須是聯盟。這就是為什麼那些一心為民或者能從長遠籌劃國家發展的領導人即使在民主國家也常常幹不長,而那些腐敗透頂的獨裁者卻常常可以穩定在位幾十年。從這個根本出發,“三圍”理論可以回答我們對政治斗爭的種種不解之處。朱元璋為什麼要殺功臣?變法為什麼困難?為什麼民主黨歡迎非法移民卻反對給高技術移民提供特別渠道?民主的美國為什麼會推翻別人的民選政府?為什麼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源越豐富,它就越不可能民主化?為什麼經濟發展並不一定能帶來民主?所有這些問題都可以用領導人和聯盟的互動來解釋。三圍理論能把種種帝王之術解釋的明明白白,可以說是學術版的“厚黑學”和現代版的《韓非子》。
政客搞個什麼政策,常常從意識形態出發來給自己找理由。比如共和黨經常談論家庭價值,什麼反對同性戀和墮胎之類。這些所謂的自由或保守思想都是說給老百姓聽的。真正重要的是不同政黨各自代表一部分選民的利益,並都爭取中間派。政客,是一種比老百姓理智得多的動物,他們並不從個人好惡出發做事,背後完全是利益計算。《獨裁者手冊》提出了五個通用的權力規則。不管你是獨裁者還是民主國家領導人,還是公司的CEO,哪怕你對如何治理國家和管理公司一無所知,只要能不折不扣地執行以下規則,你的權力就可保無虞。
要讓聯盟越小越好。聯盟人數越少,收買他們要花的錢就越少。
要讓名義選民越多越好。名義選民多,一旦聯盟中有人對你不滿,你就可以輕易替換掉他。
控制收入。領導人必須知道錢在哪,而且必須能控制錢的流動。薩達姆上台七年前就已經掌控了伊拉克的石油。
好好回報聯盟對你的支持。一定要給夠,但是也不要過多。
絕對不要從聯盟口袋裡往外拿錢給人民。這意味著任何改革如果傷害到聯盟的利益就很難進行。凱撒大帝曾經想這麼做,結果遇刺身亡。歷史上變法者常常以失敗告終。
也就是說領導人要做的事情其實非常簡單:通過稅收、賣資源或者外國援助拿到錢,用一部分錢把聯盟喂飽,剩下的大可自己享受— 或者,如果是好的領導人的話,也可以拿來為人民某點福利。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既然聯盟必須拿到回報,而警察又是一個重要的聯盟力量,為什麼獨裁國家的警察工資反而都比較低?答案非常簡單:因為對領導人來說縱容警察腐敗是比直接給他們發錢更方便的回報辦法。
聯盟是領導人的真正支持者,但由於其掌握推翻領導人的手段,他們也是領導人的最大敵人。領導人對付聯盟,除了必須收買之外,還有一個用外人替換的手段。路易十四繼位初期聯盟裡的貴族都不是自己人,他的做法就是擴大名義選民,給外人進入政治和軍事核心圈子的機會,用新貴族替代舊貴族,甚至把舊貴族關進凡爾賽宮,使這幫人的富貴只能依靠他。對領導人來說,聯盟成員的能力不重要甚至反而有害,忠誠才是最重要的。朱元璋為什麼要屠戮功臣?就是要削弱聯盟的能力,同時證明聯盟成員是可替換的。我們完全可以想象中國皇帝的統治之所以穩定,一個很大原因就是通過科舉制度擴大了名義選民,讓功臣和貴族始終保持一定的不安全感。
聯盟和名義選民的相對大小關系,是政治格局的關鍵。有沒有投票選舉,有沒有自由媒體,有沒有三權分立,有沒有監督機制,都是細節而已。只有當聯盟人數足夠多,成功的民主政治才有可能實現。如果聯盟人數少,哪怕在民主國家也會發生獨裁式腐敗。此書中有個好例子。美國加州貝爾市人口不足四萬,經濟很差,然而其市長卻給自己定了個78萬美元的高年薪,其市政委員會成員年薪也有10萬— 要知道洛杉磯市長年薪才20萬,美國總統才40萬,其它地方的市政委員會工資不過每年幾千而已。貝爾市長能做到這些,恰恰是其成功設計了一場參加人數很少的投票,把貝爾市從普通城市變成“憲章城市”。這意味著很多事情可以關起門通過少數幾個聯盟成員自己做。
國際奧委會和國際足聯都是小聯盟組織,這就是為什麼它們都很腐敗,而且它們的主席都能在任很長時間。國際奧委會總共只有115個委員席位,重大決定只需要贏58票。這意味著只要收買少數委員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投票結果,而眾所周知奧委會委員在決定奧運舉辦城市時的確會接受賄賂。據BBC估計現在賄賂奧委會委員的總價碼大約不過才一千萬美元。國際足聯更腐敗,你只需要13票!所以賄賂他們一個人需要的錢就更多,據報道有一個委員的親口開價是單人八百萬美元。也只有腐敗,才能解釋把世界杯主辦權交給卡塔爾這樣的荒謬決定。其實消除腐敗的辦法很簡單:擴大聯盟人數。比如可以給全體奧運會運動員投票權,不過奧委會主席是不會贊成這個建議的。
上市公司雖然有廣大的小股東(名義選民),但是董事會往往只有十幾個人。聯盟人數極少,對CEO來說是一個容易形成獨裁的局面。一般人可能想象CEO的工資應該跟他的業績密切相關,而據《經濟學人》2012年報道的最新統計,CEO工資跟業績根本沒關系!事實上,CEO的最佳策略不是搞業績而是搞政治。他們必須在董事會安插自己的人馬,研究表明越是在董事會有親信的CEO,他們的在位時間就越長。比如惠普女CEO Carly Fiorina因為行事高調和錯誤收購康柏,現在已經成了IT史上的笑話,但是她在任內做的每個動作都符合權力規則。Fiorina一上台就不斷在董事會排除異己,減少聯盟人數。而她不顧市場反對堅決收購康柏,正是為了擴大名義選民,進一步沖淡董事會中對自己的反對勢力。然後她給新的董事會加薪,正是收買聯盟。當然最後因為惠普的業績實在太差,股價一跌再跌,Fiorina任職六年後被迫在2005年下台。就是這樣她仍然得到一筆巨額遣散費。其實Fiorina被趕下台的關鍵還是董事們都有股票,他們對股價的關心最終勝過了對Fiorina“喜愛”。我們完全可以設想倘若惠普不是一個公司而是一個國家,也許Fiorina就會在領導人的位置上一直幹下去。
那麼在人民享有廣泛的投票權,聯盟人數理論上可以達到全體選民的一半的民主國家,權力規則是否還起作用呢?答案是民主國家領導人與獨裁國家領導人並無本質區別:他們都必須優先保證自己鐵杆支持者的利益。
Bueno de Mesquita提出,當我們談論民主政治的時候必須了解一點:所謂“國家利益”,其實是個幻覺。國家作為一個抽象概念並沒有自己的利益 — 是國家中的不同人群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政客們無非是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團進行博弈而已。因為聯盟人數太多,民主國家領導人沒有辦法直接用錢收買聯盟,但是可以給政策。以美國大選為例,奧巴馬的鐵杆支持者就是窮人,以西裔和黑人為代表的少數民族,年輕人和女人。那麼他當選後就一定要把大量稅收用於社會福利,加強醫保和社區服務。最近羅姆尼敗選後就此大大抱怨,但是羅姆尼當選也得回報自己的支持者。美國政界常見的“專項撥款(earmark)”和“豬肉桶(pork barrel)”現象,就是政客回報自己選區的特定選民的手段。《獨裁者手冊》列舉了權力規則在民主國家美國的種種體現:搞集團投票(block voting),國會選舉要劃分選區,就是為了減少聯盟人數;民主黨傾向於增加移民並給非法移民大赦,就是要擴大名義選民;兩黨都特別重視稅法,就是要控制錢;民主黨搞福利,共和黨支持把大量研究經費投入到疑難雜症等往往只對富人有利的研究,就是為了回報各自的聯盟;共和黨反對給富人加稅和醫保改革,就是因為絕對不能動自己聯盟的利益。美國以外,種種選舉中的政治手段也是屢見不鮮。在新加波不給李光耀的黨投票的選區的住房計劃會被削減;有些國家存在直接買票的情況,而更高級的做法則是哪個村子投給我的票最多,我當選之後就給哪個村修條路。
有這麼一幫人,他們相信民主國家的領導人真心熱愛民主,希望能借助外國力量推動國內的民主。這幫人太天真了。民主國家領導人的確要取悅人民,但僅限於其本國的人民。事實上,民主國家領導人在國內處處受限,但在對外政策上卻可以像獨裁者一樣行事。美國總統愛說美國要在世界范圍內推進民主,而此書指出,這全是胡扯。美國對外政治的唯一原則是確保美國人的利益。為此美國要求外國政府施行有利於美國的政策。這有兩個辦法,不常見的辦法是戰爭,常見的辦法則是對外“援助”。
2010年,女經濟學家Dambisa Moyo出了一本書,Dead Aid(《援助已死》),列舉大量事實證明發達國家對非洲的種種所謂援助,根本沒有起到任何正面作用。實際情況是絕大多數援助金額和物資被當地獨裁者占有,他們正好可以用這筆收入回報聯盟。你想給獨裁國家饑民提供直接援助,該國政府會首先要求你交稅。然而明知援助無效的情況下,為什麼發達國家和國際組織仍然要繼續提供援助呢?因為援助的目的本來就是收買獨裁政府。援助其實就是一個幌子,就好像以對方小孩上大學為名義的行賄一樣,你要當真去考察這錢是不是交了學費就荒唐了。美國曾經通過對埃及援助來促成埃以和談,埃及政府拿了錢辦了事卻並未在本國宣傳美國的好,埃及老百姓反而更恨美國了。
Bueno de Mesquita使用一個簡單的數學模型證明,越是聯盟人數少的國家,它的政府就越容易被收買,因為收買少數人花不了多少錢。同樣一筆錢投給民主國家可能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投給獨裁國家卻可以立即讓該國政策發生一個改變 — 所以越是獨裁國家,越容易出內奸。給一個獨裁國家援助,等於幫著獨裁者收買聯盟來鞏固自己的地位。此書介紹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研究,統計發現那些當選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的國家,在其任期內,經濟發展和政治自由都變的更落後了!為什麼?因為更大的發言權可以換來更多援助!很明顯,這個安理會效應在獨裁國家更強。
從容易收買的角度看,美國領導人更喜歡獨裁的外國政府。最近一系列非洲國家民主化以後給美國帶來了很大麻煩。在歷史上如果一個民選的外國政府對美國人不利,美國甚至可能直接出兵幹掉這個民主政府,然後換上一個獨裁傀儡,比如智利的皮諾切特。有人可能會說難道美國人民不喜歡推行民主麼?沒錯,但這種喜歡僅限於口頭說說,如果你要讓他們拿自己的利益換別人的民主,那就不幹了。《獨裁者手冊》生動地說,什麼叫民主?民主就是government of, by, and for the people at home。
盡管此書對美式民主的弊端多有披露,有人對此書的一個批評仍然是其大大美化了美國的民主,而且高估了美國勝利聯盟的人數。有研究表明很多美國選民的意志並沒有在獲勝後得到體現。但不論如何,這本書的基礎論述是可取的。在我看來此書並沒有把民主神聖化,它只是用一個有點憤世嫉俗的態度告訴讀者,獨裁體制收買少數人,民主體制收買多數人,本質都是收買。
我讀此書的一個突出感受是民主的本質就是讓老百姓過好當前的小日子,而不要談什麼長遠目標和偉大理想。有人認為民主是一個手段,其實民主本身就是目的。書中列舉好幾個研究數據,說明在相似經濟發展條件下,民主國家的教育與醫療水平,地震等自然災害死亡人數,都明顯優於獨裁國家。一個有意思的統計是越是獨裁國家,從首都機場機場到首都市區的公路修得就越直,因為獨裁國家征地容易。
我們甚至可以說民主制度就是一種以滿足人民短期利益為目標的福利制度。一個最能說明問題的現象就是所有政府都樂意借錢,因為借錢可以自己花,還錢則是下屆政府的事。而且就算你不借錢,你的競爭者也會借錢,還不如你借了錢,給政府負債,反而讓競爭者不好接手。政府借來錢不必生利,直接分給聯盟收買人心就行。唯一能限制獨裁政府借錢的是別人願意借給他多少錢。唯一能限制民主政府借錢的是他萬一還不上債會被降低信用等級。本來經濟增長的時候正好還債,但西方政府沒有這麼做,他們有錢了也不還。當一個政客批評別的政客不顧國家長遠利益借錢花,他的實際意思是說怎麼這錢不是我借的!
盡管民主也有很多弊端,它仍然比獨裁強得多,絕大多數人恐怕還是寧可生活在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裡。那麼到底怎樣才能成為真正的民主國家?民主的一個先決條件是政府必須是人民納稅養活的。如果這個國家擁有石油之類的自然資源,獨裁者只需把這個資源控制在手裡就能確保足夠的收入去喂飽聯盟,那麼他就任何時候都不需要什麼民主。我們現在看緬甸似乎有民主化的跡象,但是按此書分析,緬甸自然資源非常豐富,軍政府靠賣資源就能獲得巨大收入,在這種情況下想搞民主很難。只有在國家收入必須依賴稅收的情況下,獨裁者為了獲得收入才有可能給人民更多自由,市場經濟才有可能。俄羅斯現在民主程度下降,一個重要原因是石油漲價了。此書甚至設想如果當年石油也有這麼貴,可能戈爾巴喬夫根本沒必要搞改革。
實行民主的另一個條件是最好在這個國家的建政之初,聯盟的人數就比較大。有人把華盛頓施行民主而不稱帝歸結於他的個人美德,這是大錯特錯,其實華盛頓哪有稱帝的資本!美國建國靠的軍事力量本身就是各州組成的一個聯盟,根本不是誰一家獨大的局面。
那麼現在世界上這些獨裁國家,怎樣才能過渡到民主呢?一個常見的論點是認為經濟發展會帶來民主。這個論點的邏輯是說經濟發展必然會讓人民變得更加自由,而富裕和自由的人民必然會要求更多的民主權利。此書對這個論點不屑一顧。問題是當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其政府的收入也會上升,領導人手裡有足夠多的錢可以很好地安撫聯盟,他日子過得好好的為什麼要搞民主?歷史的經驗表明反而是一個國家經濟出現嚴重問題,乃至於領導人沒錢了按不住聯盟的時候,這個國家更有可能突然實行民主。從這個角度說經濟危機的時候借給獨裁者錢,等於幫他維持統治。為什麼幾年前埃及發生了革命?此書提出這是因為軍隊沒有像以往一樣鎮壓上街群眾。而軍隊之所以旁觀是因為穆巴拉克沒錢了,聯盟感到他已經不能保證自己的利益。穆巴拉克之所以沒錢,則是因為正好在經濟不行的時刻美國減少了對埃及援助。
歸根結底,民主的本質不是選舉,而是聯盟人數多。所以民主化的根本辦法就是擴大聯盟人數。但是這一點不能指望領導人,因為根據權利規則,領導人在任何情況下希望的都是減少聯盟人數。而另一方面名義選民則在任何情況下都希望擴大聯盟人數。真正能讓聯盟擴大的,其實是聯盟本身。獨裁國家的聯盟成員本來是不希望聯盟擴大的,因為聯盟人數越少,每個人能得到的利益就越大。然而人數少也意味著存在不安全感,領導人可以隨時替換他們,這還不算在政權更迭的時刻聯盟本身能不能繼續存在都成問題。這樣聯盟有可能會樂意增加人數來換取安全感。我們看有人評價前蘇聯解體是《來自上層的革命》,也許就是這個機制起的作用。
《獨裁者手冊》進一步使用了一個相當簡陋的數學模型來說明如果聯盟人數繼續增加,他們反而會因為這個增加而獲得經濟上的好處。這個模型是這麼算的:聯盟人數增加意味著國家更民主,於是稅率會降低,於是人民會更加樂意工作,於是經濟增長,於是每個人的收入都增加。在我看來這個模型相當不可靠,單說“民主國家稅率低”這個論點,就讓歐洲那些高福利國家情何以堪。
我想,經濟發展帶來民主這個論點還是有道理的。正如去年出版的The Rational Optimist(《理性樂觀派》)這本大肆鼓吹商品交換帶來人類一切好處的書所論證的,所謂民主和法治這些東西,並非是哪個強人自上而下賜予人民的,而是人民在市場交換過程中互相磨合和演化出來的。隨著經濟發展,國家中會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敢於要求更多權利的人來。這些人如果足夠多,他們將是所有政黨都必須爭取的對象。
他們想加入勝利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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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人的溝通問題源於，要麼只講別人喜歡聽的，要麼只講自己想講的。而正確的方式是：講你應該講的，用別人喜歡的方式。” by 不知名微博網友，轉帖之轉帖直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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