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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近年來,關於瓷器的想象與官場的灰色經濟緊密相連。緣起於請托、招投標等名利之事,催生出來的巨大的禮品需求。而且瓷器沒有明確的定價標准,一旦東窗事發,價格的模糊也可以成為很好的搪塞理由。曾有紀委的辦案人員就某位官員受賄的瓷器專門到景德鎮找作者本人核實。根據這位大師的市場行情,那位官員收受的瓷器價格已經飆升到了500萬元。但那位大師回復紀委說,這瓷器也就值5000元吧。之後,只能不了了之,事實也無法求證。[網友有話說][更多精彩內容].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郭芳 實習生 簡文超 | 江西報道
瓷器是景德鎮的名片,是這個古城乃至古老中國一個充滿了文化想象力的符號。
歷史上的瓷都景德鎮作為歷代封建王朝的瓷器供給地,出類拔萃地傳承和發揚了藝術陶瓷的制作水准。青花、玲瓏、粉彩、顏色釉聲名遠揚,始終主宰著瓷藝的審美標准。傳統的手工技藝則奠定了它 “世界瓷都”的地位。
然而,上世紀90年代,景德鎮陶瓷因體制弊端及經營不善而日漸式微。就在景德鎮陶瓷整體跌入低谷的時候,那些老工藝人和老匠人經營的家庭作坊,以藝術陶瓷和高仿市場支撐起了日薄西山的瓷都招牌。但手工藝人的自足、小作坊的局限、品牌意識的匱乏,加上市場的急功近利,恰恰成為了制約景德鎮陶瓷產業發展壯大的瓶頸。
近年來,關於瓷器的想象與官場的灰色經濟緊密相連。緣起於請托、招投標等名利之事,催生出來的巨大的禮品需求,支撐了景德鎮歷史上空前繁榮、興旺的藝術陶瓷市場。但在浮躁、急功近利且失范的時期,這個看似已然勃興的市場正在被異化並走向畸形。
它孕育了一個瘋狂增長的藝術陶瓷時代,滋生了大量的仿品、贗品、劣品,批量生產了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大師及偽大師們。這一切正在導致千年瓷都瓷藝術文化和傳統手工技藝的衰退。
瓷都人不得不面臨諸多尷尬:產業的羸弱、品牌的空白、“大師經濟”的畸形。最可怕的是,面臨千年瓷藝術文化和傳統手工技藝的衰退——而這恰恰是“千年瓷都”的核心競爭力。
春節前後這段時間,因為嚴厲的反腐倡廉新政影響,馮駿的生意顯得有些蕭條,“風口浪尖上,大家都不敢出手。”
馮駿是景德鎮從事藝術陶瓷收藏的資深藏家。他的主要客戶是官員和富商。往年,春節前後是他生意最好的時候,“每到 10月份以後,市場一個月比一個月熱,熱到過完元宵為止。”但今年的情況有些不一樣了。
“十八大”之後,中央“八項規定”、“六項禁令”相繼出台,公款吃喝得以遏制,以傳統高檔保健品和煙酒為主的禮品市場明顯回落。馮駿原以為因傳統高檔煙酒受限而溢出的需求會轉移到藝術陶瓷市場上來,現在看來,這個判斷有些樂觀了。
雖然整個市場受到了一定影響,但像李純林這樣真正大的藏家受到的影響還是不大。
在過去的10年,他們親歷了景德鎮藝術陶瓷市場的瘋狂增長。而支撐起這個興旺市場的是轉型期中國龐大的官場經濟。
馮駿和李純林們希望風頭趕緊過去,他們幾乎很難相信,會因為新政的影響這個市場就此蕭條。
官場“雅賄”與瓷器市場
這樣一個市場是真實存在的。例如,兒子要當兵,送一個瓷器給首長很順理成章;一家企業的項目卡在某個領導的手裡,這時候,老板也許就需要送個百八十萬的瓶子過去。
馮駿說,工作升遷、求人辦事,都有需求。“你總得送一個體現價值的禮物以示尊重。送現金領導不一定敢要,但送個100萬甚至1000萬的瓷器,領導收了也不容易犯錯誤。它只是在特定市場環境下賣到了100萬或1000萬,但按正常的生產成本或價格則遠低於此。”
瓷器因為沒有明確的定價標准,一旦東窗事發,價格的模糊也可以成為很好的搪塞理由。
曾有紀委的辦案人員就某位官員受賄的瓷器專門到景德鎮找作者本人核實。根據這位大師的市場行情,那位官員收受的瓷器價格已經飆升到了500萬元。但那位大師回復紀委說,這瓷器也就值5000元吧。之後,只能不了了之,事實也無法求證。
“收瓷器多安全,而且大師作品的價格隨著時間的推移從小‘大師’到大‘大師’,升值空間很大。”瓷器價值的不確定性在權錢交易的灰色空間中被充分利用了。
這種不確定性,打破了傳統禮尚往來中的等價交換原則,也使得瓷器成為了“雅賄”媒介。它價格模糊、隱蔽安全,同時又附庸風雅,因而廣受灰色禮品市場的歡迎。
景德鎮的藝術陶瓷市場就這樣慢慢壯大。根據景德鎮的官方統計,2010年景德鎮市藝術陶瓷年產值達到50.9億元,2011年達63.75億元。
趙樹新在景德鎮經營一家官窯。
一位來自西北的客戶向他定制了幾套茶具:9個小杯、1個茶壺。“畫都沒有,就是白胎,一套50萬元。仍用老工、老料,整一套的工藝和用料在市場上已經很罕見,純手工制作,已經做了一年多,才做了一半,成功率很低,成本很高。”
歷代官窯本來就很貴,從生意角度沒法規模化經營。趙樹新說,他做官窯主要是為了交朋友,交那種“跟錢過不去”的朋友。一般有人來找他做官窯,他都會勸說,你跟錢過不去啊?“但有些人就是跟錢過不去。送領導的,買官窯的居多。”
這是中國式的消費,與其他高端藝術品類似,正常渠道根本無法消化景德鎮龐大的高端藝術陶瓷產量,雖然私人收藏這些年漸漸興起,但官場裡的生意仍然是這部分市場消費的主流。不同級別的官員分別對應著一個與之官銜要害程度相匹配的送禮價位。
高端藝術陶瓷的送禮人多是這十幾年富起來的商人,他們的業務往往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例如房地產商、承包工程和爭取項目的老板們。這些人來自北京、上海、浙江、廣東等發達地區的居多。
當地的另一位藏家李純林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曾有一個開發商一次性買了一個億的瓷器。來找李純林的買家有很多也是房地產開發商。“這些人需要銀行的貸款,也需要與政府打交道,他們往往是瓷器最大的需求者。”
也有房地產商或類似的大富豪轉型做瓷器收藏,當然,這多帶有玩票性質。他們會以瓷器為媒介,建立一個官商密切互動的高級社交平台,轉而又為主業建立更加牢固和廣泛的官商關系。
馮駿將來找他的人總結分類為這麼兩種:手裡有權的和口袋裡有錢的,一個是買家,一個是付錢的人。“大部分情況下,官員帶著買單的人一起來,而買單的人一般是企業老板。” 領導帶著隨從,若看上某個瓷器便會詢問價格。“我經歷了這麼多,學都學會了,趕緊報個價給他,如果他說,這個不錯。也不現場買,第二天,那個買單的會回來找我想辦法搞定。”
外省的官員則會通過本地的官員朋友介紹給當地的大師和藏家們。
接受采訪的大師和藏家們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他們常常接待數百公裡以外的某幹部學院的學員,這些學員正在接受教育,但一轉身,其中一部分人又出現在了景德鎮藏家們的藏館裡或大師們的工作室中。
馮駿說,那些從他手裡買了東西的官員都很感謝他,因為那些東西後來可不只是漲了一點點而已。“8年前,廣東省一位官員從我手裡買了一塊瓷板,當時的價格是13萬,現在238萬都不止。買對了人的作品,就跟中簽一樣,一直往上飆,漲得比房價還要快得多。”
不少官員會拿一些別人送來的瓷器,請相熟且值得信任的行家幫忙鑒定。行家們發現,不少真正的好東西在官員手中,“尤其是熱門領導手中。”
而幫忙轉手兌現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馮駿說:“一般會以低於市場價20%的價格給我,這些東西放在他們手裡也沒用,還不如變現。”
但急於出手賣掉的畢竟是少數。李純林分析:“一方面,知道賣不了預期的高價;另一方面,事情總會敗露出去的,怕傳出去人家說這個人全賣掉了。”
官員是大師們的上帝
經常會有官員找馮駿、李純林這樣的藏家,打聽某位大師作品的價格。官員也喜歡借藏家的眼光幫他們推薦一些好東西。
李純林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現在送給領導的東西必須遵循兩個原則:第一,講名氣,大師名氣越大越好;第二,講價格,價格越高越好。“因為領導們之間也愛比較,自己擁有哪位大師的作品。”
事實上,沒有一定的鑒賞水准,一般人很難判斷一件瓷器的價值,因此,大師效應成為簡單迅速的衡量標准,大師的名氣而非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成為了市場的定價標准。國家級大師的作品動輒幾十萬、上百萬,職稱成為了瓷器價格的放大器。這也使得景德鎮的藝術家對評職稱趨之若鶩。
大師們很樂意與官員們交往。他們甚至會想盡辦法吸引官員到來,因為這些人會帶來買單的人。
景德鎮瓷器的興旺與龐大的官場需求之間的關系緊密而微妙。“沒有官場生意,怎麼養得起這麼多大師?某種程度上,盛世的大師們就是由整個官場裡的生意滋養起來的。”一位河南籍的省級大師向《中國經濟周刊》坦言。
如果說顧客是上帝,那麼,官員群體便是大師們的上帝。大師們很喜歡說,哪位大領導或大領導的老婆喜歡他們的作品。
在一個區域范圍內,高級別官員,尤其是處於塔尖上的那部分官員的興趣喜好,對該區域的官場興趣喜好風潮,有很強的導向作用,官銜從低往高,紛紛效仿跟隨,以求跟上級領導產生共同的話題,甚至“情感上的親近”。
如果哪一件作品能獲得某位高級別領導的中意,那麼這位大師的其他作品很快也會水漲船高。
上述河南籍大師的作品正是被景德鎮的某位局長看中之後才開始走俏的。“剛開始來景德鎮那幾年確實很難,局長來了之後好多了。”
官員們因此往往能以低於市場價位很多的價格拿到大師的作品,半賣半送已經是常態。
稍上檔次的藏家或大師的宴客廳,牆壁上懸掛滿了與高級別領導或政要的合影或留影。李純林的宴客廳也不例外,掛滿了從江西省內的高級別官員到國家部委的高級別官員的留影,或與他的合影。他樂於逐一向客人介紹來訪過的貴客。
李純林手裡有一個本子,詳細記錄了哪個領導喜歡什麼樣的東西,他因此很清楚領導們的喜好,領導們也喜歡找他。
“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一些所謂大師到了一個地方就想辦法將他的瓷器送到什麼地方去,送過去了以後,就說某個領導喜歡他的東西,或哪個部門放了他的東西。”李純林承認,那確實會有很好的廣告效應。
李純林也曾經因此獲利。某部委的新辦公大樓落成,地方各省廳都贈送禮物以示祝賀。江西省廳從李純林這裡訂了一個瓶子送去北京,擺在新大樓裡。結果不到一個月,一個與該部委有項目往來的商人便找過來向他訂了20件瓷器送給領導,總價100萬。
景德鎮的官員不只是熱衷於瓷器收藏,許多官員還熱衷於瓷器的創作。江西省政府的一位高級官員,他的另一個為人熟知的身份是中國陶瓷工藝大師。
2010年,時任景德鎮主要領導的他被評為中國陶瓷工藝大師,這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
業內人士公開質疑其評選大師“程序不合法”。據知情人士透露,在江西省報送北京的35人名單中,並沒有這位官員。但最後在公布的名單中,他的名字赫然在列。
據當地圈子裡的人透露:該官員喜歡搞一些陶瓷藝術交流活動,“他常用自己的作品與那些著名大師的作品進行互換”。
業內大多數人對他業務能力的評價是:能畫一點東西,但算不上名副其實。他雖被評上了國家級大師,藏家們卻很少收藏他的作品。
不過,這並不影響當地商人對他的作品趨之若鶩。
在上海舉辦的一次瓷博會上,這位官員的作品成了景德鎮大師裡面賣得最好的,“其他人的都賣不動,就他的被一搶而空”。
事實上,景德鎮對瓷器熱衷的官員還有很多。
在景德鎮一位國家級著名大師開辦的藝術培訓班上,經常能見到當地官員的身影。陳翔也是培訓班的學員,每周六都會去參加培訓,他的同學中,不乏政府等各級別的官員。“大多數是為退休做准備。”
李純林說:“人們其實並不反對官員有情操、有愛好,更不是反對官員發展職務之外的才華,人們反對的只是可能發生的權錢交易,基於官員的特殊身份,很難分辨你賣的是作品還是權力。”
李純林講了這樣一個故事:當地一位在任官員畫了瓷器,送到藏家的賣場去賣,標價6萬。隔天,他帶一個求他辦事的人一起去看那件瓷器說,“這個瓷器真好”。求他辦事的人不動聲色地趕緊買下送給他,瓷器於是回到了他家裡。再隔天,他又把那個瓶子放到賣場去賣……
說完,李純林特別又強調了一下,“這是真事”。(應采訪者要求,文中部分名字為化名)
畸形的“大師時代”
若幹生產“大師”的評選機制的背後,是一大批等待成為“大師”的參評人、幫買“大師”的中介人、大師背後的槍手群,還有等待“大師”出爐後炒作、送禮的買家和賣家們。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郭芳 實習生 簡文超 | 江西報道
2013年1月14日,接到了江西省工業和信息化委員會(下稱“省工信委”)寄來通知的時候,沈浮正在家裡生著悶氣。初選第二名,結果竟然在江西省工藝美術大師86人名單之外。
在這份通知裡,省工信委對沈浮未被評上大師表示了歉意,並指出第七屆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正在籌備中,沈浮還有機會。
沈浮的心裡多少好受了一些,但他也不敢抱太多希望。在他看來,評選已經“全亂套了”。競爭已經陷入了非理性,他的同行為了評選,不是傾家蕩產、孤注一擲,至少也是不惜血本、代價高昂。
他沒打算像他們那麼幹。
大師潮
畫家紀長嶺與沈浮一樣,在此次江西省工藝美術大師的評選中落選。年前的一次朋友聚會中,紀長嶺與沈浮一見面便緊握著對方的手不放,頗有英雄相惜的悲壯感。
據沈浮和紀長嶺各自得到的內部消息:在景德鎮市的初選考試中,他們分別獲得第二名和第四名。但到了省裡,選出來的86人中,二人都沒在其列。
相比沈浮,紀長嶺心裡要平衡一些,他好歹評上了一個“江西省技能大師”的稱號,該評選由江西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組織。沈浮沒有參加,即使是像沈浮這樣做了大半輩子陶藝的人,“之前也根本不知道還有這個稱號”。
在景德鎮,碰見一個大師並不算稀奇,甚至有“一堵牆倒下來,砸到十個人,七個是大師”的說法。
僅僅是大師的種類,從省級大師到國家級大師,不同機構組織評選出來的琳琅滿目的大師稱號就有將近20種,包括江西省高級工藝美術師(下稱“高工”)、江西省工藝美術大師、江西省技能大師、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中國陶藝大師、中國陶瓷設計藝術大師等。
根據景德鎮截至2012年初的官方統計,景德鎮有中國工藝美術大師23人(約占全國的1/3),中國陶藝大師27人,中國陶瓷設計藝術大師24人,省工藝美術大師74人,省高級工藝美術師1800多人,還有一大批深懷絕技的民間陶瓷藝人和陶瓷藝術工作者。
在名目繁多的大師中,最受認可的是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其次是中國陶瓷工藝大師。1979年,王錫良成為第一個景德鎮的中國工藝美術大師。
江西省工藝美術大師則是從1995年開始第一次評選,由江西省工信委及省輕工行辦等部門組織,迄今已經舉行6屆。2001年以後,江西省工藝美術大師的評選人數呈幾何倍數增長,由2001年的第三批19人猛增到2012年的第六批86人。
截至目前,根據景德鎮藝術陶瓷業內人士的非官方統計,加上在其他省份評上的大師,如今的景德鎮,省級以上大師就有300多個。
“太泛濫了!誰都可以成為大師。”當地一位藏家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他曾經的同事,一位專門負責買菜的采購員如今也成為了大師。
景德鎮大師潮的興起是在本世紀初。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由於計劃經濟模式與“大鍋飯”機制的弊端,使得景德鎮的陶瓷企業再也無法適應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大量訂單被浙江、山東等省份拿走,發展舉步維艱、瀕臨破產。本世紀初,國企改制風潮席卷瓷都,“十萬陶瓷產業工人一夜之間全部下崗”。這些人後來在自家的後院開起了小作坊謀生計,前面是門店,後面是生產作坊,條件好一些的,則有自己的畫室。
再後來,為推動當地經濟的發展,江西省政府開始大力推動大師評選,評選的大師一屆比一屆多,這些以小作坊謀生的陶瓷藝人相當部分成為了大師。
大師的稱號賦予這些陶瓷技藝者一種職業肯定和榮耀,但真正令他們對大師的稱號趨之若鶩的仍然是經濟利益的驅動。
多年形成的以大師稱號、職稱為定價核心要素的畸形價格評定體系,使得“大師”稱號成為作品價格的放大器。
“大多數情況下,大師的作品容易賣出高價錢來,不同級別的大師價格差異巨大。從省高工評上省級大師,價格馬上翻一番,再從省級大師評到國家級大師,價格又再翻一番,一年一個價。”上述那位藏家說,當然,同一級別的大師作品也會良莠不齊。例如,同是國家級大師,有的人作品可能只賣10萬,出類拔萃者之作品也許就高達數百萬甚至上千萬。
但無論如何,評上更高一級的職稱,意味著更多的財富。這是市場的規則,雖然不規范的市場很可能會失靈,但更多的人仍然願意跟隨著市場的規則走。
千萬買一個國家級大師?
2012年底,藏家熊晉生突然聽說一位他熟悉的女大師又上了一個台階,被評選為國家級大師了。他很詫異,“根本不相信,就她那樣的水平也能評上國家級大師”?
基於對這位女大師社會人脈的信心,他收藏了不少她的東西。但他仍難以相信她能這麼快就晉升到國家級大師的行列,“三年前她才剛評了省級大師。”
等到與她見面時,他驚覺:“她老得一塌糊塗,一個人一旦利欲熏心,根本睡不著覺。”
他說,評選這個事情確實讓人身心疲憊。
第六屆江西工藝美術大師評選,在景德鎮選送到省裡面的名單中,初選的前10名中,有7人沒有進入最後的86人名單。
按照沈浮的說法,景德鎮初選的時候有190多人報名,通過現場考試,最後選定了前65名報江西省參與評選。但最終出來的結果卻讓他大吃一驚:很多連景德鎮的初選都沒通過的人,經其他地市報名到省裡,最後反而評上了大師。
而評選的名額從最初宣布的要評56人,之後加到80人,再到最終名單的86人,也讓沈浮覺得很不嚴肅。
“真正的不公是官員參與到評選中來。”一位要求匿名的落選者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在《第六屆江西省工藝美術大師評審細則》中,對於評委有這樣一條規定,“評審專家組由領導小組部分成員和聘請的專家組成,聘請的專家要求達到60%以上。”但事實上,此次評選領導小組組長為江西省的一位副省長,省工信委領導為小組常務副主任,其他成員包括省文化廳、省國資委等部門領導共11人。
“官員怎麼能做評委呢?評委一定要找懂行的行家來當,最好異地的,他們對參評者不熟悉,這樣才能保證公正。但現在基本上是本地人做評委,這些人大多存在世襲或裙帶關系,最後評比的名額也就是大家瓜分一下,很難保證公平和公正。”熊晉生認為,官員的參與最終讓評選本身淪為了撈取個人或部門利益的工具。
在景德鎮,圈裡流傳著這樣的說法:“百萬買一個省級大師,千萬買一個國家級大師”。
熊晉生抱怨,“現在就像市場招投標一樣,你只要達到一定的標底,大師的帽子就能戴上了。這樣一來,一些不會畫瓷器的,也能評上大師。很多真正有本事的卻不一定會去參評。”
但為了爭搶幾年一屆的大師名額,仍有人不惜傾家蕩產、賣房賣車,甚至借高利貸。“也有花了1000多萬沒評上,一夜白頭的。”一位不願具名的圈內人說。
殘酷的競爭現實催生了中介人生意。中介人一般會告訴參評人,他認識某某領導,有什麼樣過硬的關系,可以去疏通。
就在沈浮得知自己沒有被評上之後,接到了一個電話,對方在電話裡告知沈浮,給他50萬,他可以幫忙找關系。
“他說認識評審小組一個領導的侄子,可以幫忙操作。”但沒想到,到凌晨1點(那位領導)家裡還坐滿了人,都是沒有評上的。”
不少落選者通過不同的渠道對評選結果表示抗議,最終才有了1月14日這份來自江西省工信委的通知。
“90%都是代筆”
“許多大師要拼命應酬拉關系,不然,誰來買他的作品?聽說哪裡來了一個客戶,哪裡來了一個老板,哪裡來了一個領導,那得趕緊過去接觸。如果他那裡正好來了買家,那他就得想盡辦法把人留住。這樣哪裡還有時間畫畫?”熊晉生的講述很是激動。
於是,代筆這一職業產生了。
不僅是熊晉生,幾乎所有接受采訪的藏家和玩家們都說,“現在景德鎮稍微有點名氣的,90%以上都有‘槍手’,從國家級大師到省級大師甚至高工,絕大多數都有代筆。”
熊晉生說,工筆畫對眼睛要求很高,年齡大的那些大師根本就沒法畫了。“至於那些本來就沒有真才實學、職稱完全靠買來的,那更需要代筆了。”熊晉生舉例那位剛剛評上國家級大師的女大師,陶瓷圈的人提起她都直搖頭,“她是做雕刻的,根本不會畫畫”。
90%是業內的一個普遍估算。根據熊晉生的總結,那些不會畫的大師、畫不動的大師、沒時間畫的大師、著急掙錢還債的大師,都是“槍手”在代筆。
替大師代筆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弟子,操作過程很簡單,一張瓷畫的大多數由弟子完成,師傅只要點兩筆再署上自己的名字即可。
而代筆的弟子除了跟著大師學習調色等,每個月能拿到2萬~3萬元不等,出師後還能掛上某某大師弟子的名號,對他們而言也是一筆劃算的買賣。
就在記者采訪某位大師時,這位大師的畫作還被一個內行玩家當場指出是代筆之作。場面頗為尷尬。
但這也只有真正內行的人才能分辨出來,大多數人仍然無法辨別。“若幹年後,當市場歸於理性,很多玩家會猛然發現,自己手裡一堆贗品。”(應采訪者要求,文中部分名字為化名)
景德鎮:藝術瓷都的困惑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郭芳 實習生 簡文超 | 江西報道
年前,謝忠良剛剛過完六十大壽。他原計劃擺宴20桌,結果來了40多桌。客人大多來自北京、上海、浙江、廣東,還有許多江西省內的其他城市,非富即貴。
謝忠良是景德鎮當地最資深且著名的陶瓷收藏家,在景德鎮陶瓷收藏圈中,享有較好的口碑。陶瓷收藏最熱的那段時間,他一天要接待近20撥顧客,“人多的時候,排著隊付錢”。
但他現在還是決定盡快賣掉自己手裡收藏的一部分瓷器,他對景德鎮藝術陶瓷未來的市場前景並不看好,“太濫了,再這樣下去沒法玩”。
異化的市場
景德鎮的另一位藏家范君卻很是樂觀。在他看來,這個市場僅僅是一個起點,還遠未達到頂峰。
景東陶瓷集團董事長張曉東也認為,與其他藝術品相比,藝術陶瓷還不是最高點,仍有發展空間。
1996年,原來是景德鎮一家國營瓷廠的工人的范君,在企業改制後被迫開始了自己的瓷器買賣。“最開始跑廣東,那時候的市場還沒有現在這麼好,買張松茂(1988年第二批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一只300件(‘件’是景德鎮陶瓷大小規格單位,瓶子分150、200、300件不等)的瓶子也就幾百塊錢。”
2000年,景德鎮的藝術品陶瓷市場開始有了火熱的苗頭。緩慢增長了8年之後,2008年,景德鎮現代陶瓷藝術品市場終於迎來了一個大爆發。
2009年,張松茂的一塊《國色天香》粉彩瓷板拍出67.2萬的高價。僅僅兩年後,2011年12月18日,在北京昆侖飯店舉行的北京萬隆2011秋拍名家繪瓷專場上,張松茂繪制的另外一塊《國色天香》巨幅瓷板,以1165萬元成交,這也刷新了張松茂作品的拍賣紀錄。
范君的生意也越來越好,早期收藏的張松茂的作品,價格連翻了幾番。2010年,他用幾塊張松茂的瓷板,換了一套別墅和一輛奔馳,現在看來,他還覺得自己虧了,“我的瓷器是每年都在漲,漲得比房價還快”。
范君建議,現在如果經濟實力雄厚,可以買點好東西,賭一賭時間,隔兩三年就要翻一番。
例如,投資一個青年畫師的瓷器,起步階段可能是8000元,過了5年以後,肯定會漲,但到底是變1萬還是2萬元,那就要看他的本事了。他的努力,將增加你的財富。
但其實,相當一部分有潛力的畫師會被投資人“承包”起來,之後炒作成大師,投資人因此會更快地獲取更多的回報。許多藏家善用此道。
“其實,景德鎮的藝術陶瓷,這麼多年就是這麼炒作出來的。一家公司簽約幾個畫家,包下他們所有的作品,再把影響力炒作起來。”昌南官窯的陳新遠說,炒作的推手不僅有景德鎮本地的藏家,也有沿海發達地區以及東南亞國家的商人。
范君說,要捧一個人很容易,要毀一個人也很簡單,將你手中擁有的大量的他的作品放到網上去,再定一個很低的價格。
然而,“景德鎮的陶瓷只有在景德鎮才有市場,離開了景德鎮便不值錢。”這是許多景德鎮藝術陶瓷圈內人的總結。
當地流傳的一個故事,很能說明問題。2012年上半年,贛州的一個老板,因生意周轉急需用錢,想在贛州出手一塊著名大師的瓷板,他買的時候350萬,結果降到150萬,贛州當地也無人肯接。無奈之下,運到景德鎮來賣,結果賣了600多萬。
於是,許多景德鎮人到外地低價買入當初賣出的瓷器,然後再回到景德鎮高價賣出。
式微的藝術
“像現在這種玩法,早晚有一天得完蛋,我就擔心景德鎮的瓷器毀在我們這一代人手裡。”謝忠良很無奈。
謝忠良玩藝術陶瓷的商業模式已相對更成熟,上世紀80年代末期就開始從事藝術陶瓷生意的謝忠良有自己藏館、經紀公司及生產作坊。他以年薪或月薪制簽下了一批畫師,合同期內,作品歸謝忠良所有,但對畫師的創作數量不做要求,以保證質量。最頂峰時,他公司裡有30多位畫師。
“市場已經太浮躁了。”謝忠良感慨,好東西太少。再繼續這樣下去,景德鎮的藝術陶瓷將淪為一般的工藝品,再無收藏價值。
在孔發龍看來,“真正好的原創,需要時間去思考和醞釀,現在很少人願意花心思在作品上,大多是‘應酬之作’。”
大師對畫作的原創性也不重視,很多大師都靠臨摹那些賣得好的作品。張松茂的《國色天香》是被臨摹最多的一幅作品,幾乎每一位大師都畫過《國色天香》。
而且,很明顯地,景德鎮的瓷器在工藝上越來越簡化。“通常哪種材質成功率高就用哪種材質,而成功率高的材質燒出來的東西肯定就一般。”但陳新遠認為,歷史上,景德鎮的瓷器之所以最負盛名恰恰是它的72道工序。“但現在都只是買來白胎在上面畫畫,瓷器本身的好壞根本不看重。瓷器本身的質量好壞在很大程度上也左右著作品的價格。不同的瓷土,不同的燒制工藝,質量、成本相差極大。”
謝忠良認為,工藝的簡化讓景德鎮的瓷器丟掉了傳統,也削弱了它的藝術價值。
“畫畫也簡化,什麼快畫什麼,大師們感覺畫復雜的作品時間都浪費掉了,賺錢的時間都沒有了。”玩家孟慶慶向《中國經濟周刊》感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景德鎮藝術家創作最好的時期,大師們經過艱苦的人生磨礪創作出來最好的作品。“那個時候的人是為了藝術而藝術,現在是為了人民幣而人民幣。”
張曉東出生於陶瓷世家,父親張松茂、母親徐亞鳳均為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他本身也是江西省工藝美術大師。但他現在主要轉到藝術陶瓷的經營上來,擔任他父母經紀人的角色。“轉經營以後畫畫就沒靈感了,因為你一天到晚想著錢,畫什麼看起來都像是人民幣的樣子。幹脆不畫,專門幹企業去。”
“這個行業的專業分工仍然很不夠。” 張曉東認為,景德鎮的藝術陶瓷運作到今天這麼爛的地步,一個很重要原因是缺乏成熟的經紀人運作機制。大量的創作之外的事情由經紀人來解決,畫家應該集中精力在創作上。但目前,景德鎮多數的畫家還是家庭小作坊的運作模式,又搞創作又搞經營。結果創作搞不好,經營也搞不好。
鑒於對景德鎮藝術陶瓷市場的悲觀預測,謝忠良已經開始著手出讓自己手裡的瓷器,轉而收藏硯台。就在兩年前,他開始用出售藝術陶瓷的錢收藏硯台。
陳新遠早期從事房地產挖到了第一桶金。2004年,陳新遠從浙江老家來到景德鎮,致力於打造一個屬於景德鎮的高端禮品瓷品牌。
陳新遠試圖走加盟經銷商模式,先拿訂單,再組織合適的藝人團隊制作。春節前,兩三千塊錢一套的商務禮品訂制供不應求。他篤定,這是他未來的主打市場。
不過,他跟謝忠良的判斷基本一致:目前的景德鎮藝術陶瓷市場已經開始走下坡路。
“在特殊的時期,大師的名號就是一個標杆,大師署名的作品就能賣得很好,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藝術陶瓷的發展,但市場終歸會逐漸恢復理性,那時候,大師又會逐漸退出歷史舞台。這兩年,大師的號召力明顯下降。大師越評越多,也就越來越不值錢。”他認為,再過個5到10年,品牌才是真正的大師。而這正是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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