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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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

l993年11月19日13时25分,广东省深训市葵涌镇致丽玩具厂(来料加工企业)发生火灾,死亡84人,伤40人。所幸的是消防队员赶到火场后,冒着生命危险斩断二楼和三楼窗户上的防盗钢网,使困在火海中的200多名打工妹得以死里逃生。这次火灾烧毁厂房1600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260万元。火灾系仓库内电线短路打火产生的熔珠引燃下方堆放的可燃物所致。

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 - 简介
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

1993年11月19日,深圳葵涌致丽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致丽玩具厂因仓库电线短路打火,喷溅的熔珠引燃可燃物造成火灾,起火时在厂员工数为404人,其中87名女工被烧死,51人受伤,直接损失达800万元。

香港商人劳钊泉连同他手下的厂长黄国光、经理梁建国、电工刘光万被迅速拘捕。而那些惊恐万状逃出生天的工人,那些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的死者,那些严重烧伤深度昏迷的伤者,那些从二楼三楼跳下严重摔伤的女工,那些随后从农村赶来的死者父母,他们的命运都被完全改写。

对于成立不过十余年的深圳,对于在中国汹涌而起的“民工潮”,1993年11月19日也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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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 - 对女工百余封书信的分析

寄钱回家责任感和成就感
打工妹外出工作,挣了钱寄回家是天经地义的,至少许多打工妹是这样认为的。1994年我们在珠江三角洲调查,外来女工头一年( 1993年)寄钱回家的情况是:37.2%的人寄了不到1千元,23.2%的寄了l-2千元,6%的人寄了2千元以上,表示没有寄钱的有6.7%(26.9%的人没有回答这一问题)。

未婚打工妹早晚是要结婚的。按照农村的习惯,女儿出了嫁就是人家的人了,她与娘家的关系基本是感情的往来,没有经济方面的义务,她婚前给家里的钱与她的未来没有直接关系。不像男性本身就是家族的延续,给家庭挣钱和给自己挣钱是一回事。那么,打工妹对家庭的经济支持出自什么原因呢?是父母或家庭的其他人要求她们这样呢,还是她们自觉这样做的?她们怎样看这件事?再有,她们寄回家的钱用来做什么了呢?

信件中有l0封/组(几封信寄给同一个人,算一组)提到寄钱的事,因为不多,摘录如下:信33是姐姐(哥哥?)写给姐妹俩:此前姐妹A寄过1000元,用了300元买树,“这根树…也是为你准备的(?)”钱不够了,希望再寄300元,这“是爸妈的意见,如果你万一没有钱也可以不寄”;姐妹 B寄了300元钱,200元用于贷款,100元买化肥。(看不出"买树"是做什么,但是寄钱事情看来是由家里安排的。)

信40姐姐写给妹妹:7月寄的300元收到,“下半年过春节就把钱一切还清楚给你”。(估计姐姐已婚,钱是向妹妹借的。)

信50妹妹写给姐姐:两次给家里寄了150元。现在哥哥上学等钱用,自己没有,急死了,姐姐如果发了工资多给哥哥寄一点。

信56姐姐写给妹妹:发工资多留一些自己用,有多余再寄回去。哥哥的钱由我负责。

信57-58姐姐写给妹妹:哥哥离家时,家里一分钱也没有,爸爸妈妈只好去借,现知道妹妹刚出来短暂时间,就寄回100元钱。自己刚发了 140元工资,寄回家100元。并准备下个月寄给哥哥。

信59-62哥哥写给两姐妹:哥哥在上大学,两个妹妹在外打工,一是供哥哥上学,二是寄给父母。

信73妹妹写给姐姐:这个月发了200元工资,给哥哥寄了150元,“他在等我们寄钱去”。

信88妹妹写给姐姐:听说一位同乡今年已经给家里寄了2千元钱,自己只寄了500元,"问心有愧"。

信86哥哥写给妹妹哥哥已婚,有3个小孩)家里急需钱,一年要有1500元才行,"我现在是应该节约的时候了",一个月自己只用30元。妹妹借的钱收到,年底会还。

信92妹妹写给姐姐:几个月已经寄了2000元回家,但“实在太累太累”,没有时间写信,“苦了爸妈,天天盼月月盼都盼不到我的信”。

从已知的情况看,提到寄钱的10组信中,除了2封是借给已婚的哥姐外,其余都是打工妹提供给出生家庭的经济支持,而且大部分是在收入不多,节衣缩食的情况下把大部分钱给了家里。信57-58两姐妹中的妹妹,在姐姐无法寄钱的情况下,刚出来不久就寄回家100元钱(新工人在试工3个月期间月纯收入往往只有几十元),随后又寄给了困境中的姐姐一些。而姐姐刚发下工资 140元,立即寄回家100元。

这些浸透了打工妹汗水和青春的钱做了什么用呢?我们惊讶地发现,10组信中有5组是给哥哥,其中2人在外上学, 1人外出不知做什么, 2人不详。而且都是姐妹俩在外,商量着帮助哥哥。估计这种情况可能是家里再没有男劳力,父母年龄大了,姐妹俩就承担起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责任。那么,姐妹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结果如何?信59-62比较完整地记录了这一过程,我们试作分析。

信是受两个妹妹资助的上大学的哥哥写的,时间跨度为一年,从 1992年5月1日一1993年 6月 29日。根据信推测,她们是四川人,当时家里5口人(一个姐姐出嫁了),父母50几岁,在家种5个人的田,还养猪羊,二老都不识字。可以想象家里出了一个大学生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哥哥1989年到甘肃上大学,最初由家里务农的收入支付他的学费和生活开支,可能在后两年(1991年?)两姐妹外出打工,"为父母分担忧愁、责任"。她们大概每月每人寄150元,一半寄给哥哥,一半寄给父母。哥哥也体谅妹妹钱来得不容易,写信说,一个月不用寄150元,自己的生活费有100元就够了。只是在实习的一个月需要 300元,这段请妹妹不要寄给家里了。最后一封信(1993年6月29日)哥哥说他已分配在重庆,"从现在开始起,你们就不要给我汇款了,我已经有了工作,能挣钱养活自己了。"话语中充满着自豪。对两个妹妹的支持做哥哥的也感激有加,“你们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青春”,“作为当哥的我,又怎么会忘掉这一切呢?又怎么会忘记这一切呢?”(到这里,沉重的哀痛使我几乎写不下去了:那两位无私奉献的姐妹,后来都进了致丽玩具厂,就在她们的汗水终于得到回报--哥哥分配了工作后仅仅4个月,那场无情的大火结束了她们的打工生涯。这个结局太惨烈了!)

当前贫困地区的孩子读书,是农村家庭中与盖房、结婚并列的三项最大的开支之一。谁家有上中学以上的孩子,谁家的父母就要倍加辛苦,生活水平还会因之下降。如果有人上大学,就非得全家全力以赴不可。那两位姐妹就这样与父母同心同德,默默地为家庭做贡献。她们寄钱给父母、给哥哥是自愿的。另外几位寄钱给哥哥的姐妹也是一样,都是自愿的,而且是自觉的,没有谁来强迫(但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人安排)。比如信57说:的确,家里的金钱是很紧张,…哥哥走家里一分钱也没有,只好去借。现在在家的爸爸妈妈,收到才离开家女儿的钱,你知道他们是多么的高兴。妹妹,我知道,你那钱是来之不易啊?quot;信 50说:不知道你们发了工资没有,如果发了还是给哥多寄一点吧。…他说他到了学校只剩下 130元,可现有两个月了,不知道他现在在用什么。"在我们的其他访谈中,也遇到不少类似情况,姐姐出来打工的钱主要供弟妹上学。在谈到这些时,做姐姐的脸上露出的,是庄严成熟之色。也许,打工妹从来不认为这是牺牲,自己能为父母分担责任,与兄弟能上大学为父母争光一样具有某种成就感?

问题是为什么没有兄弟外出打工,供姐妹们上学的例子呢?为什么如果机会有限,这机会总是给男性;如果需要有人做牺牲,做牺牲的又总是女性呢?在家庭决策或打工妹自觉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的性别分工的迹象。这种性别分工表面的出发点是家庭整体的利益,但是暗含的是两性不平等的发展权利,它将男性个人的发展与家庭利益一致起来得到鼓励,而将女性的个人发展与家庭的利益对立起来受到贬抑。当女性还没有产生个人的什么非分要求时,比如在本文分析的范围内,还看不到这样的分工传统对打工妹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因为她们的发展机会相对匮乏,她们还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可能性。作为家庭的贡献者,她们的家庭地位和在社区的地位都会有所提高。但是,倘若不是如此,她们之中某些人也可能上大学,也需要别人做牺牲时,这样的分工就明显地不利于她。打工妹的感情和婚姻。在打工妹的书信中,恋爱和婚姻是另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是这个话题只是在最亲密的人之间才可能说。收集到的109封信中大约有20封涉及到交朋友结婚的事。我们先看这些信件涉及了些什么样的经历,再来分析打工妹们怎样看待和处理这一人生重大问题。

在前面关系网的叙述中提到一个叫刚凤的姑娘,她比较早地进入了恋爱(为此耽误了学业),与男朋友曾“好得形影不离”,两人一同来到深圳,在同一个厂打工。但刚出来没多久,两人关系就时好时坏,男朋友“冷漠”,刚凤也冷落他。“冷战”使刚凤陷入极其矛盾的境地,想分手,一是感情还在,“于心不忍”,二是怕他报复,“你知道他以前的为人”,三怕父母伤心。想“重新改变一下自己,好好爱他”,但是看来没有和好如初,她"窥探不出他的心理","深深地懊恼"不该走错这一步。最终两人分手。这里看不出“男朋友”的心理状态如何,但是可以从中看出,刚凤把爱情摆在极为重要的地位,爱情的挫折使她改变了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世界太复杂了,人也太复杂了”,并告诫朋友“你以后行事一定要小心从事,不要轻信他人”;对人生,"是好运的,终身好命。不幸的,永远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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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 - 追踪报告

A镇AA村是一个偏避的山村。从丰都县乘车一路颠簸,顺利的话,也得三个小时左右才能到达。廷芳家在一个离公路尚有半个多小时山路的山坳里。我们边走边问,翻过了一个又一个小山坡,路旁玉米正是成熟的时候,硕大的玉米结在玉米杆上,鼓胀欲裂。坡上梯田里的稻谷正在抽穗,远远望去,如锦缎一般。我们在信上只发现了一个廷芳,没想到这个无人知晓的山村里一个同姓家族中竟有三人同时经历了致丽大火的劫难:廷芳(死亡),廷英(死亡),廷芬(受伤)。我们碰巧在路边碰到了廷芬(伤者)的父亲,他推着一辆半旧的老式载重自行车正要到邻镇赶集。他把自行车停在路边,带我们回村子。我们边走边聊。据他介绍,他的女儿在93年的大火中被毒烟呛昏,两个星期后神智才完全清醒,回家后抱着父母大哭了一场。

1996年,她重到南方打工;97年,回家结婚;婚后到西藏打工,没挣上钱,今年准备回家,至今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攒足。这几年,村子里的劳动力,特别是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工也越来越不好打了。我们先到了廷英的家,一会儿工夫,一大群人把我们围在了中间,我们身上落满了好奇与疑问的目光。一个三十左右的年轻人狐疑地检查了我们的介绍信、学生证、身份证,才让我们开始采访。他是这个队的队长。廷英的哥哥不善言谈,他告诉我们他妹妹死时只有21岁,如果活着,现在该27岁了。廷英死后获得了二万五千元的赔偿费,部分用于廷英的丧事,其余的存到了信用社,现在已用得差不多了。哥哥到深圳处理他妹妹的后事时,被隔离起来,任何处理那场大火的文件都没有见到过,赔偿费也是当地政府通过邮局寄来的,他们对赔偿费很不满意。廷英的父亲也在人群中站着,他面容清瘦,沉默寡言,只是看着我们,跟着我们走,听他的儿子不太连贯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也许是我们的突然来访又使他陷入到那可怕的回忆之中,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听众,只有从他的双眼里才能看到那种失去爱女、无力回天的悲伤。采访完毕,廷英的哥哥带我们去廷芳(死者)家。

廷芳家屋前便是一湾茂盛的稻田。我们去的时候,廷芳的父亲正在地里干活,他扛着锄头赤着脚把我们迎到家里。廷芳死时才20岁,母亲一提起的自己唯一的女儿,眼圈刷的一下便红了。她站在屋檐下望着我们,嘴唇嚅动着,想说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廷芳死时她唯一的弟弟还不足十岁。由于交不起学费,现在他辍学在家务农。我们问及他对他姐姐的印象,他看着我们只是腼腆地摇头。他父亲深圳处理女儿后事时,是和廷英的哥哥一块去的,可是一下火车便作两处。“我当时被关了三天,不许出来,也不许和别人交谈。”他心有余悸地告诉我们。出事后,廷芳家共获得赔偿二万五千元,除丧事外,他们用这笔钱到A镇修了房子。94年春节前又收到葵涌镇政府寄来的由香港捐赠的1000元港币。此外,再没有得到过任何形式的帮助。廷芳出去打工是为了摆脱贫穷,可是她的这个任务是完不成了。采访结束后,廷芳的父母顺着田埂把我们送出了老远老远。

在采访中我们也遇到了侥幸从那场大火中逃生的人。其中一个是吴小莲。在打工妹们遗留下来的信件中,与吴小莲相关的地址有三个,且都在不同的村镇,我们只好凭运气挨个去找。我们的从F镇街头开始找起,找到J村,正要再花二十元钱请渔船的老板给我们做向导,再带我们到一组去时,被一个人追上来把我们叫住了。原来我们在镇上时问过她,但她一时想不起来。事后突然想到有个人像是我们要找的吴小莲,所以专门租了一条船赶上来叫住了我们。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在这个淳朴的好心人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一个理发店,开店的正是吴小莲。小莲看上去整洁、干练,她热情地用川味很浓的普通话和我们交谈。在致丽大火发生前,她在那里打了近一年工,刚开始工资500--600元,后来只上半天班,工资就降了下来。吴小莲回忆说,火灾发生时,卷闸门太紧,打不开,窗子又用铁条封死,楼梯上堆满了货物,挤满了逃命的打工妹。大家乱作一团,哭喊声,尖叫声,咒骂声响成一片。当时她在三楼,情急之中,顺着楼梯扶手溜下来才逃出一条命来。家里人得知致丽大火的消息,都以为她已经死了。吴小莲虽然死里逃生,但她从此再也忘不掉大火中伙伴们悲惨死去的景象。她逃出火海,回头便看见一个叫陶秀明的打工妹口吐鲜血,在烟火中倒地而亡;一个叫淑媛的姑娘也转眼之间葬身火海。她看见她的姐妹们纷纷被烧死、踩死、熏死。在厂里她有一个最要好的一个朋友宛芬也被活活烧死。宛芬的父母到深圳领骨灰盒的时候,领回了一个错的骨灰盒,后来到深圳换了一个,但小莲至今也不敢肯定宛芬的骨灰是否真正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她的父母身边。

采访结束了。万水千山,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我们身心俱疲。川东山区农村美丽的自然风光同严酷的生活现实形成的强烈反差像楔子一样楔入了我们的心里。被采访的这些人,无论是死去的人、受伤的人、还是活着的人,只不过是致丽大火众多受害者中的一部分,我们能用白纸黑字写在这里的,更只是他们的巨大的苦难和殷殷企望中很少的一部分。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六年前的那场大火尚未熄灭,它依然痛苦地燃烧在遭受劫难的生者心中。

这,就是我的姐妹们真实的故事。

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 - 应汲取的主要教训

1、疏散通道、出口严重堵塞。由于厂方采用封闭式生产管理,将东北角的楼梯封堵,厂房的窗户外均设有铁栅栏,而且将一层的四个出口中的三个全部锁死或焊死,仅留下西南角一个出口。两部楼梯只有西北角的一部能使用,其人员疏散要经过一条宽仅0.78米、长8米的狭长通道,才能到达西南角出口。当一层发生火灾时,二、三层正在加班的300余名员工无法及时疏散逃生,造成群死群伤。

2、电动缝纫车间人员密度过大。当初厂房建造设计时,每层楼为50人。但投产后,三层电动缝纫车间建筑面积为800平方米,安装了230台电动缝纫机,工作通道只有0.8米宽,生产旺季有230人在车间工作,火灾发生时三层当班员工达160人。由于人员过密,通道狭窄,致使工人逃生时互相拥挤,延误了逃生时间。

3、乱搭乱接电源线路。1992年6月,第三任港方经理梁建国雇用了没有电工证的刘光万为工厂电工。刘光万发现配电房里闸刀开关上用的不是保险丝而是2.5平方毫米的铜线,不仅没有把铜线更换为可熔断保险丝,而且自己在安装石板闸刀开关时继续使用铜线代替保险丝。三层电动缝纫车间电源总闸曾发生过三次烧坏电闸的事故,但均未引起厂方的警惕。此次火灾后,勘察现场发现一层两个电源开关的保险丝仍是用铜丝代替的。

4、严重忽视消防安全。该厂业主消防安全意识淡薄,没有制定任何消防安全制度,没有组织过消防演练;员工普遍未经消防教育培训,既不会使用灭火器,也不会报警和逃生。相当多的人将火警电话误认为999。珠海市香洲消防中队距前山纺织城约5公里,而拱北消防中队距前山纺织城为8.5公里,由于报警人不知火警电话,而是向拱北消防中队办公室的行政电话报警,延误了灭火战机。事后了解到,6名安装工人在最初发现起火时不懂打119电话报警。在珠海市有相当多的人都误认为火警电话是999(这是香港的火警电话),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看来要提高全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必须加大消防宣传的力度,切实解决公益宣传的收费问题。

5、城市缺乏消防基础设施总体规划,消防供水困难。珠海市作为特区,城市建设发展很快,但与城市建设发展相配套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未能纳人城市总体规划,保持与城市的总体规划同步发展。前山纺织城A座厂房发生火灾,其周围不是新建的工厂就是大型的施工工地,但水缺乏,消防供水管道尚未通到这里,消防车要到3公里外的地方加水,车辆来回一趟需20分钟,严重影响了灭火战斗的开展。

6、防火责任制不落实。致丽玩具厂外方董事长指定中方厂长为防火责任人,而中方厂长有职无权,尤其无财权,买个灭火器也要征得香港老板同意,致使防火责任制难以落实,要投资整改火灾隐患也极为困难。

7、镇政府领导认为当地条件差,好不容易招商办厂,怕外商跑了,因而对外商无视安全生产的行为姑息迁就,在安全生产管理上不敢严格要求,对火灾隐患的整治抓得不够,督促检查不力,还采取向消防安全整治小组行贿的方式,为工厂说情,为外商创造所谓的“宽松”环境。


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 - 后记

十几年后,这一群人都已经做妈妈了,大火的记忆已经深深镶嵌进入她们的灵魂,无法忘记。但是,她们现在都自食其力,也从不抱怨。我们曾经问过她们是否对当年出来打工后悔,其中的何玉兰非常坚决地说:“不,打工是我们走出去的惟一办法。只是我们恰好成了牺牲最大的人。”

王雪花后来结了婚,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这是一段没有真正爱情的婚姻,丈夫时常殴打她。前些年,王雪花离婚又再婚,丈夫以前还有一个女儿,所以她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每天照顾孩子上学,生活忙碌紧张。但是一有空余的时间,王雪花就坐在电脑前写博客,她说:“我要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希望那样的悲剧再也不会发生。”
何玉兰是我们接触的致丽姐妹里最坚强最自信的人。她告诉我们:“我常常会忘记自己是个残疾人,我不希望别人怜悯和同情,即使我只有一只健康的手,也要自食其力。”

陈玉英从病床上站起来后,也获得了爱神的眷顾。2002年,她做妈妈了,女儿的降生让她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也让她更加感念在遭遇灾难时社会对她的帮助。2002年3月,陈玉英成立了忠县自强残疾人服务站,开通了两条热线电话,专为残疾人分忧解难。她也因此获得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被重庆市授予三八红旗手和荣誉市民称号。

陈玉英说,还有一件伴随她终生的事要做,就是要建一个致丽死伤姐妹纪念馆,把她们的遗物、照片和故事留给后来的人们。只要打工妹还在出发,还在流动,还在牺牲,致丽姐妹的故事就有必要让人们记住。

火灾多年之后,陈玉英应邀到香港去参加一个由国际社会举办的纪念致丽大火的活动。在会场,一个香港老板说,死几个人有什么?那么多名人伟人最后不都死了,你们老纠缠过去干什么?

陈玉英拄着拐杖站到他的面前,严正地说:我还活着,我就是一个证明。

是的,玉英、雪花、天玉、玉兰、术兰……都是证明,那些死者衰老体弱的父母,让人瞠目的破败家境,那些修在大山秃坡上孤独的墓碑,那些发霉的照片,那永远的青春笑靥,都是证明。[3]

[怀念故乡]

是的，以我亲眼所见，一些打工者的处境，近几年来是有所改进的。

今天再读当年的记录，还是感慨。

[怀念故乡]

但是，教训不能不吸取。

记得即便是近年，工人聚居地的火灾事故还是时有发生，是这样一个印象，所以，过去的惨痛教训不能忘。

[怀念故乡]

陈玉英拄着拐杖站到他的面前,严正地说:我还活着,我就是一个证明。

[一步一脚印]

按照清醒派的说法。。。这个是前进道路上必须付出的代价。。。

[一步一脚印]

或者叫瑕不掩瑜。。。

[岭杉]

9......3，震惊。

富是伉。。。

在欧州，在北美看的报道。。。记忆犹新。。。

[怀念故乡]

一步一脚印 _BBCODE_WROTE:

按照清醒派的说法。。。这个是前进道路上必须付出的代价。。。

记得始作俑者去年还出了书，自认是不世之功。

好在他们不在第一线，也没有亲友在工厂和农村的现场。

[陆压]

传承于"革命的螺丝钉"这一理念,people are surely dispensable.

[怀念故乡]

岭杉 _BBCODE_WROTE:

9......3,震惊。 富是伉。。。 在欧州,在北美看的报道。。。记忆犹新。。。

1993年在我来说也是难忘的一年。
93年秋,我从美国回到中国,不过是三年的间隔,却发现了最大的变化。所在的研究所,实施了相当彻底的承包制。哈,当年安徽农民在不得已情况的承包竟推演到大城市的成型的研究所。

我所见到的就是只要员工你有足够的勇气,而且你能取得所领导的信任,你就可组建在所长领导下的公司,就可向外宣称你可经营原研究所的业务,而且可享用原研究所以前的成果,(当然要取得所领导批准)。

这样,就出现了我直到现在搞不懂的事情,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司机竟敢代表研究所到社会上承接工程,而且我们在前几年十几个高级工程师和工程师的研究成果(图纸及工装设备)被这些承包人无任何代价地使用。

一些工程师,只要不被那些承包人看中,那就下岗了,工资呢?没有人给发啦。

这些身边的事,似乎比南方远处的事故还要让人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