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余华的小说属于先锋文学。
先锋派的文字带有一种天然的对传统的挑战，夸张、异化，甚至充满“荒唐走板”的腔调。
而他的成长史似乎也是一个“先锋派”作家的预演。
● 年轻时的余华
余华从小就调皮，一闯祸就跑得很远，过了不久，父亲来寻，因为怕父亲找不到他，他往往以哭声作为“信号弹”，暗示父亲他所在的方向，并为此自鸣得意。
但有时父亲分身乏术，无暇顾及他，他就讪讪地溜回去。
由于父母都是医生，余华的童年是在医院度过的。
在他们家的对面就是太平间，太平间很小，里面有一张水泥床。每隔几个晚上，他就能听到凄楚悲恸的哭声。最多的时候，每个晚上可以听见好几次。
那些哭声有的像漫长的序曲，有时会时断时续，直至最后喑哑下去，融入到那些星子明灭可见的暗夜里……
那时的夏天溽热难耐，余华有时午睡醒来，会发现自己流出的汗水能浸出身体的轮廓。
有一次，余华偷偷蹩进了太平间，第一次发现太平间里极其凉爽，他于是在那张干净的水泥床上躺了下去。
● 余华谈及自己在太平间睡午觉
他顿时感到一种遍布周身的沁凉蔓延开来，这让他燥热的心得到了妥帖的安放。
后来，余华读到了德国抒情诗人海涅的诗句：
“死亡是凉爽的夜晚。”
仿佛和多年前他躺在太平间冰凉的水泥床上的体验如出一辙。
但他的“顽劣”不止于此。
有一次，悠闲地在槐树下乘凉的余华，听到身为外科医生的父亲给哥哥讲自己在手术台上的战绩：最快的一台阑尾手术只用了15分钟。
后来父亲阑尾炎病发那天，为了见证父亲的“壮举”，他和哥哥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父亲自己给自己做手术。
兄弟俩于是“合谋”去医院，当他们将手术工具“偷”回来时，“我们希望父亲像个英雄那样给自己动手术，可他却哭了……他向我们瞪圆了眼睛，骂了一声：‘畜生。’”
或许是处置不当，父亲经历过这次手术后，身体每况愈下，几年后，从外科转到了内科。
而余华自己的阑尾，也在一次装病中，被父母联合起来切除了。几年前在《朗读者》里， 他提到了这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他们已经把我的手脚给绑住了，你们能不能让我下来，我说我现在不疼了。”
但为时已晚。
后来，余华悻悻道：“我们家已经没有阑尾了。”
但命运对人类是有补偿的。
在他即将升入初中时，父亲给他和哥哥在县图书馆办了一张借书证。
这是余华与文学结缘的开始。
余华对故事性的文字很感兴趣。但因为特殊年代的敏感与禁忌，除了鲁迅的作品，大部分经典都已被雪藏起来，因而他读过的书要么有头无尾，要么兴味索然。
读得不尽兴的余华，就经常给那些无厘头的故事附上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者为那些“未完待续”的文字续好一个理想中的结局。
冥冥之中，这便成为了余华走上文学之路的草蛇灰线。
3、
1977年，余华高中毕业，经历了两次高考，均落榜，后被分配到了县医院当牙医。
那时很多的乡镇医生大多属于“赤脚医生”，没有接受过什么正规的专业训练。
当时已年迈的师父给他演示了两次，就让毫无经验的余华，开始动手给人拔牙了。
初次给人拔牙，余华有些茫然无措，混杂着胆战心惊的恐惧，但箭在弦上，只能引而发之。
后来，他从最初的战战兢兢给别人拔牙，直至“钳起齿落”，游刃有余，5年里，他总共拔下了10000颗牙齿。
那些形态各异的牙齿，最后都以腐烂的、狰狞的面貌被扔到了垃圾桶里，他感觉，也像自己溃败的人生，被无情遗弃。
这样的人生，不再是他想要的，甚至是深恶痛绝的，因为“每天看着别人张开的嘴巴，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
那时他很羡慕在文化馆里上班的人，看到他们成天在街上走来走去，优哉游哉，于是，他也萌生了去文化馆上班的想法，但当时要想去成文化馆，只能写小说。
所以，他提笔成文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宏愿，像“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这样忧患深重的创作背景更不可能出现在他的生命中，对于当时的余华而言，他只是想改变现状而已。
1998年，有四个中国作家去意大利参加远东地区文学论坛，主办方给出的题目是为什么写作。
到了余华发言，他说，“不愿意做牙医，想睡懒觉，想不上班。”
但“曲线救国”之路并不好走。
“当时那个邮递员，他也不会敲门把信递给我，每次都把我的退稿从围墙外面扔进来，只要一听到‘啪嗒’一声，我父亲就跟我说，退稿来了。
我心理素质不错，捡回来以后，稍稍失落一下，然后再找一个比它更低一档的杂志寄。”
创作5年，退稿无数，直至他的小说陆续得以发表。
1987年，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在《北京文学》上发表。
《北京文学》的副主编李陀看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后，很兴奋，并对他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已经走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
这位惜才若渴的伯乐对余华说，你的小说写得很好，我给你推荐到《收获》去。
被誉为“五十年中国文学的剪影”的《收获》，是由巴金先生和靳以先生创办的，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极具权威性。
《收获》在1987年的第五期和第六期连着发表了余华的两个中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和《一九八六年》。
后来，《收获》就成了余华发表作品的主战场。
他的很多小说都是寄过去以后就发表，不需要修改，只有《在细雨中呼喊》是例外。
● 余华朗诵《在细雨中呼喊》
当时余华的责编是巴金先生的女儿李小林，李小林对他说，“这部小说要是别人写的，我现在签发，下一期就出来了，因为是你写的，你就得回去给我改好了。”
余华改完之后，李小林直接拿给旁边的人说，这个长篇，下一期发头条头版。
1991年，余华的首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一经发表，就成了“先锋小说”的经典之作。
4、
在余华的小说中，写的最多的，就是人们谈之为之色变的生死故事，因为那是他过往的经历中最司空见惯的体验。
在漫长的成长期，他曾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还有随时爆发的街头群架，在时代大环境之外，他更习惯了医院走廊里消毒水的气味，习惯了病房里痛苦的呻吟和太平间传来的号哭之声，习惯了患者脸上苍白与无助的神情。
“生活和命运，同情和怜悯，这些贯穿了我所有的小说。”
因此，在《在细雨中呼喊》后，他又创作出了具有强烈现实主义风格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
● 余华作品集
其中，《活着》荣获了意大利文学最高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而《许三观卖血记》则获得了美国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
凭借两部写尽人世苦难的作品，余华再次震惊了文坛。沉寂已久的文学市场上，也刮起了一股“余华热”。
1994年，《活着》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获得了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最佳男演员奖等7个大奖。
● 电影《活着》剧照
但作为一部传世之作，《活着》的篇幅只有13万多字，大概是余华写得最短的长篇，却成为一根凛然的长刺，扎进了无数读者的心里。
在小说里，余华写有庆的死，凤霞的死，苦根的死……写到家珍的死时，他感觉“胸口的热气像是从我指缝里一点一点漏了出来”。
有人说，“一个人生，真不可能遭遇不断接踵而来的那么密集的苦难。陪伴他的亲人全死了，最后只剩下他命最硬，余华把这历程极端化了。”
但很多时候， 极端化的，也许未必是文学，而是生活本身。
到了《许三观卖血记》里，“活着”则成了以血续命的救赎。在余华举重若轻的文字里，渗透出来的，是浓稠的悲苦和求生的意志。
小说一开始，阿方就告诉许三观：
“力气有两种，一种是从血里使出来的，还有一种是从肉里使出来的，血里的力气比肉里的力气值钱多了。”
在小说高潮处，为救一乐，许三观苍凉地说：
“我三个月卖了三次，把身上的力气卖光了，只剩下热气了。前天在林浦卖了两碗，今天又卖了两碗，就把剩下的热气也卖掉了。”
苦难本身不忍卒睹，但余华意图展示的，其实是那些挣扎于土里、泥里和死亡线上的人们，所传达出的一种对苦难的隐忍与超越，而这，未尝不是一个历经五千年沧桑的民族生生不息的缩影。
这也正如他在自序中申明的初衷：
“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美国《华盛顿邮报》曾如此盛赞这部小说：
“《活着》是不失朴素粗粝的史诗，斗争和生存的故事，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残忍与善良的形象。”
莫言曾不无羡慕地说：“他的《活着》已经发行2000万册了。要知道，一辈子有一部书如此畅销，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很幸运的事。”
但他也很担忧：“同时也是一种不幸，因为有了这么畅销的书，余华的创作动力明显减退。”
5、
正如莫言所料，有一部《活着》立于群山之巅，余华的超越之旅，举步维艰。
● 莫言（右）与余华合影
继辉煌之后，余华沉淀了多年。
千禧年之际，他接受了一次外媒的采访。当记者提出关于中国时代变化的相关问题时，余华说打算创作一部能够展现改革前后中国变化的小说。
其实，在此之前，他曾在一位欧洲记者的启发下，开始写《兄弟》。但过程并不顺利，在写了大概10万字时，便搁置了一段时间。在从美国访问归来后，他便决定完成这部长篇小说。
然而这部五十万字的鸿篇巨制发行后，虽于2008年获得第一届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但在国内却引起了巨大争议。
东方网评，这部小说显示了余华的魄力与勇气，这毕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需要作家提供因果的阶梯，使得人物命运的发展和转变扎根于个性和社会的现实土壤中。
《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则认为，《兄弟》与余华以往的作品相比，显得十分复杂和杂乱。
可是余华不止一次表达过，“我最爱的书是《兄弟》。”
七年后，余华的另一部长篇《第七天》问世。
余华通过《第七天》，想打通死亡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的通道，以此来展示时代变迁下，社会现实中至善温暖和冷酷绝望并存的一面。
暴力拆迁、灾祸后有关方面瞒报死亡人数、医院将死婴做医疗垃圾处理、冤假错案、刑讯逼供……当这些奇幻诡谲、充满着黑色幽默的故事，宛如“浮世绘”般一一呈现出来时，他的小说再一次被批判“像新闻的部分”。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为余华正名：“网友之所以会认为余华在做新闻剪报，是因为余华写的是我们已经视而不见的日常生活，太真实，触及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我们远远没有讲清楚、不愿意讲的东西。”
这或许就是一个作家的使命感，摒除那些浮华与粉饰，将笔触夯进现实的土壤，下方或许藏污纳垢，或许白骨累累，但只有将其挖掘出来，或许才能让活着的人清醒地面对真实的世界和自己。
对于一贯写实的余华而言：“《第七天》是我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以后可能不会有这么近了，因为我觉得不会再找到这样既近又远的方式。”
除了《兄弟》、《第七天》，包括他去年出版的《文城》也引来不少热议。
但外界对其作品的毁誉参半并没有冲淡他去看球的兴趣，在五棵松吹着空调，看进球的舒爽就像一阵风，吹落了他心中聚拢的几团乌云。
倏忽间，它们就不见了。
他仿佛天生就具备一种自我疗愈的能力。甚至，有时在伤口尚未结痂之前，他就自动阻遏了这一切的发生。
“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想想顿觉释然。
这几年，每到诺贝尔文学奖揭奖之时，很多人都为余华感到意难平。
他也经常被问及，如何看待自己是否能拿到诺贝尔文学奖。
余华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我要是告诉你不想要这个奖显然是假话，但我说我想要这个奖就变成了笑话，又拿不到。”
我们总以为一个写尽了人间悲惨的人，脸上应该自有一种苦大仇深的穆然，言谈举止间一派萧索之气。
然而余华每次和外界的对话，总能让人忍俊不禁。
譬如，他谈起当年调转去文化馆的情形：
“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我就知道这个单位来对了。”
“《活着》这本书，你给打几分？”
“9.4。”
“剩下的0.6分去哪了？”
“这个你得问问豆瓣。”
有人说，余华将幽默留给了自己，悲伤留给了读者。
但我想，知“庄重”者，才明白“谐趣”的点在哪里；也唯有懂得“谐趣”，才通晓，最大的“庄重”未必不是笑着流泪。
因此，人生不需要刻意解构，每个人都可以是悲喜剧大师。
● 余华的家乡，现在的海盐县
我们一次次选择“出逃”，又一次次被裹挟“入场”。
而当时代的大潮与命运的洪流都可能成为一种吞噬时，每一个辗转于生活枪弹“攒射”之下的人，都是勇士。
步履趑趄，向死而生。
就像余华说的：“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
这大雨倾盆的夜晚，这山花盈野的春天，都是人间。
活着，终于，成为了我们每个人最大的幸运。文/荠麦青青
论坛通告:
个人空间:
论坛转跳:
赞 
花篮 
投诉
踩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