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和新中国
二零一二年，中国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最大的一党制政权，在此年举行高层换届，而这必将影响到全球的政治风向。在无数目光聚焦之下，新任领袖习近平站在了人们面前；就如传统的政治戏码一样，这位领袖经“党内选举”和“不记名投票”成为国家元首；十八大会议宣布他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兼任军委主席。
外界对这位新晋领袖的信息很模糊，而中国人对他亦不甚了解。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在各国记者前亮相，最高领袖向媒体挥手致意，在按惯例宣讲了共产党对中国的积极意义后，习近平表示新的领导班子将承继历史，带领民族前进。他总结道：“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 此时大家都在猜想，这个人将把中国带往何处；许多人对习近平做了正面评价，认为他是一个平实的领导人。而民间亦对他寄予厚望；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开明的君主，会带领中国走向变革，甚至走向民主；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尤其抱有殷切的期望。
不过回想起来，胡锦涛上台的时候，民间的反应也是如此；如果再往前回溯，会发现每一任领导上台时中国人都会做一场春梦，梦到：“明君降世，国之中兴”。然而不过几年，这份热情和期望便会破灭，人们又开始寄望于下一任明君。
这是个稀奇的现象，似乎中国人在基因中比基督徒更渴盼救世主；即便每个王朝最终都把民族带向深渊，但这份火种不曾熄灭；因为儒家早就预表过中国会迎来君天下的时代，炎黄子孙将生活于一片王道乐土。
人们于是把希望放在了习近平身上，指望他给中国带来焕然一新的气象；而作为国家的新舵手，他也颁布了全新的政治纲要，提出有别以往的思路；他认为中国屈居一隅，韬光养晦，已失去了民族的锋芒。所以他要让国家重新腾飞，博取更显耀的国际地位。他把这种构想称之为“中国梦”，并且和前任领袖一样，他提出要深化改革，消除贫困，让全民进入“小康社会”。
但往往人的见解越成熟，在政治上的幻想就越少；清醒的人不会指望独裁领袖行善，只会指望他不搞破坏。当人们还在幻想“中国梦”带领民族阔步前行时，新的领航人已然朝反方向转了舵。——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大概谁都不会想到将来有一个人比他走得更远。习近平开始宣扬基于红色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强调思想作风建设，并提出要整顿社会风气。
这让全国上下的气氛变得阴冷起来，政府开始检视人们的言行，并禁止对敏感话题的讨论；媒体的声调逐渐改变，而许多网站也被清查。中国人曾经的精神乐园，——社交媒体，开始大批进驻网络警察和舆论引导员。中国的舆论空间被划出许多禁区，人们不得不在很多地方收回脚步，但却发现立足之地已变得异常狭窄。
与此同时，中国的监控数量呈几何数上涨，从城市到乡村都布满了政府的眼线。城市开始运行一种“网格化管理”的社区制度；同时民间的聚众，讨薪和上访等行为受到严密管控；而司法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因言论导致的“寻衅滋事”和“颠覆国家政权”等罪，甚至有人提出，“妄议中央”也可以成为一项罪名。
整个中国出现了远超薄熙来时代的不安情绪，因为习近平所带来的气氛有些反常；如果说薄是一个拿着话筒的红色吹鼓手，那么习就是拿着戒尺而来。人们从未感到红色专制的复辟如此接近，而此时媒体的论调也越发鲜明，那就是：新中国正走在习近平所领导的前进道路上。
领袖的个人画像
外界一直都不怎么看得清习近平，因为他是个风格不明朗的人，而且所言所行常常背离。人们可以从他身上观察到很多特质，但都不足以定义他；同时他示之以人的，是一副超然的人格画像。这种超然带有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并带有某种偶像光辉；习近平打算站在一个比传统更高的立足点，以产生对世界的影响力。
他上台后的一个主要行动是打击贪腐，两年时间内，他打掉了数百位贪官，收缴了百亿赃款。媒体宣称他一改中国靡败的政治风气，而这也积累了他的政治资本；同时，这位领袖也不忘塑造一个亲切，可敬，及威严的政治形象；他频频视察军区，发表战略部署和指示，让军队提高思想觉悟和警惕；而在人民那一边，则展现了慈父一般的胸怀；媒体屡屡拍到他与民众握手及抱起孩子的画面，就像曾经的独裁领袖斯大林和萨达姆所作的那样。
其实按共产党领袖的传统标准来说，这已经算足够的交代；但习近平的期望显然不止于此，他要让自己和过往的领袖判然分明，而不是作一个循规蹈矩的继任者。他打算用更进取的方式去宣传自己。
在这种意愿下，习近平展开了一番颇具规模的形象计划，他把自己塑造为一个性格积极和富有技术性的领导人。他向媒体宣称自己喜欢各类运动，诸如登山，网球，排球，武术，乃至冰雪项目；在访美期间，奥巴马与他谈及运动的话题，习立即表示自己喜欢游泳，且每天都会游一千米。
当然在习近平释放这种信号的同时，国内也在进行对应的宣传；媒体罗列出习近平的个人事迹来证明他的确热衷于运动；包括他年轻时被下放到农村，并在七年知青岁月中激励而奋勇地前进。
这些报道获得了领袖的青睐，让习近平显得意气风发。而为博得领袖的欢心，人们想出了更多方式去取悦他。有喉舌为突出他亲切的形象，给他起了个昵称为”习大大“；当他在一家包子店用餐后，立刻有人写了一首《包子铺》来赞美其亲民作风。
这些人都得到了相应的赞赏，而其他人也唯恐落于下风。习近平在 2016 年视察新华社后，该社编辑立刻写了一首诗：《总书记，您的背影我的目光》，以表达对领袖的深情缱绻；而一位学者仿照中国著名的训蒙作品《弟子规》，创作了一篇《习子规》，以赞颂习的深思见解；同时中国最权威的姓氏名谱《百家姓》，被民间作者改为以“习”为首的《新百家姓》；俄罗斯歌谣《要嫁就嫁普京这样的人》，被改编为《要嫁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及姊妹篇《做人就做习大大这样的人》，甚至还有儿童版的：《我家有个习大大》。
实际上每次中国领袖上台，都必然引发文艺界的投机热潮。但习近平一开始就把宣传上限设得太高，以至于吹捧的调门越来越刺耳。——有人将习近平比作新的红色领袖，编写了歌曲：《跟着你就是跟着那太阳》；而一些人大胆寄调红歌，写出以《东方红》为底本的《东方又红》，及《习总书记的恩情永不忘》等。
但在毛泽东之后，为领导人编红歌被视为禁忌；而习近平此时已被推举到与毛并列的地位。不过政府对此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因为他们发现领袖并不反感，甚至还显得比较受用。而这也让宣传出现了脱缰之势，这股潮流开始从国内向国外溢出；并且在其中打头阵的人，正是习近平自己。
在上台的最初几年，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在媒体上放话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并且号召大家："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番话被媒体们会意，它们开始宣传习近平与书籍的渊源，还罗列了几份”领袖书单“。而“网民”们也应景地感叹道：“主席的博学让人钦佩”，“领袖的勤奋让人自愧不如”……。
这段时期的主流媒体，几乎都在颂扬习近平的读书故事。但中国有句老话：“饭不宜饱，话不宜多。”在一件事上见好就收，往往还能留一丝余韵。然而媒体的吹嘘却助长了习近平的胆量，让他走上了一条覆水难收的路。或许他看到此举成效显著，便忍不住把这个话题扩展到了外交场合；2014 年初，习近平出席俄国冬奥会时向采访者说：“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并列举了自己所读过的俄罗斯作家，有戈里，莱蒙托夫，普希金，克雷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并表示书中的许多精彩章节仍记得清楚。
而在同年 3 月，习近平参加中法建交 50 年大会，他拿出一张诡异的稿件，面对镜头开始逐条念出他所读过的法国名著，以及他赞赏的法国艺术。这和俄罗斯的场景如出一辙，只是名单换了法国人，有蒙田，拉封丹，司汤达，到福楼拜，大仲马，乃至于凡尔纳等；而艺术领域则包括莫奈，塞尚和罗丹等。
这场演讲的气氛有些异样，显然法国人对此感到不解；不过习近平此番演讲的效应还没有扩散，而这也让他一鼓作气；在 2015 的英国国事访问中，他在参加伦敦晚宴时习惯性地拿出稿件，如法炮制地开始念书单；这次的讲稿较长，整个讲话也几度间歇。他从古希腊名人念到了近代艺术家，当然也特别突出了英国。
此刻的习近平已如脱缰之马，只待拿下全世界的书名。在同年对美国的访问中，他也没有放过美国人，在演讲中将具有影响力的文人及著作一网打尽。在这几场跨国访问中，习近平生生地将演讲变为了报幕，他的稿件很长，念完一张撤走一张，而且要逐字逐句看清内容后才抬头发言。而且他的书单过于冗杂，从文史哲到经济政治，从先秦诸子到西方艺术，几乎像一部世界名著汇编。
然而习近平可能没有注意到，当他几次三番的念稿之后，气氛开始变得微妙；外国听众对一个独裁领袖贩卖他们的文化感到错愕；而中国人则分外尴尬，很多国人为这一幕感到脸红，因为习近平此刻代表的是中国。这几份国际书单开始在世界网络中扩散，习大大借此闯出了名头；但同时也有人察觉到了灾难，其中就包括习近平的幕僚们。
论谋臣
对独裁领袖来说，臣子们通常会为他描摹一幅理想的个人画像，为的是不触犯其尊严；正好似朱元璋的宫廷画师们从不画他本来的面目一样。但独裁者又不能尽信臣子们的阿谀，否则会障蔽判断；就像习近平的幕僚团队那样，仿佛集体陷入了魔怔，以至于鬼使神差地相信念书单这种小聪明可以创造个人魅力；而最奇怪的是，习近平也鬼使神差地照做了；并且人民日报还一本正经地把这些稿件做成了“习大大的书单”。
可以说这是近代政坛上最荒诞的一场闹剧，一国领袖即便再无知也不至于如此失格；这的确有习近平幕僚的责任，他们缺乏常识，不做考察，没有考虑到习近平早年不可能看到这些书；但核心的问题还在于习近平自己失察，没有考虑到正常人不会动辄念书单。这几番读书演讲恰恰暴露了他的匮乏，让他遭到十足的嘲讽。如果说习近平的幕僚是个出馊主意的团队，那么他自己则表现出无知无畏的态度；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明白得太晚，当反应过来时已难以挽回这一出败笔。
并且这番举动还有一个附带影响，就是让习近平自断了退路；因为不刻意提到读书，很多人还无法掂量他的深浅；但要扮演专家，就没法在学问上留有余地。而习近平又常常读别字，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疑惑。人们发现他时常口误，例如把颐指气使和金科玉律这类俗语念错；不过这还算无伤大雅的口误，而当他把“精湛”念作“精甚”，“赡养”念做“瞻仰”，且在发言中被镜头拍到“岿然不动”这个词竟然有注音时，人们就看出他识字不多，而且根本不知道自己念的是什么。
其实历史没有规定国家领袖必须博览群书，只是独裁者往往热衷于造神；尤其是中国的领袖不乏文人，这更让习近平生出了攀比之心。但他可能没注意到，读书人不会卖弄自己；例如毛泽东就遍读经史，但他从未标榜自己读过多少书；再比如江泽民涉猎过西方文化，他曾在接见法国总统时赞扬法国文化底蕴深厚，有名人如巴尔扎克等；就如此简单一句话，点到即止，显得落落大方。
这种文人风度很让习近平羡慕，因为这是他的痛点。很多人都知道他读书不多，如毛泽东的秘书李锐曾说：“没想到他（习近平）文化程度那么低”。这种评判会让习近平感觉难堪，让他无法与那些风雅的领袖们并列；因此他显得很急切，并在对外公布的履历上注明自己是博士；但这种强调让他显得自卑而短浅，因为每个人的环境和时代背景不同。拿前任领袖们来说，毛泽东生于民国后期，处于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氛围；邓小平早年在欧洲留学，同时做资本主义的功课；而江泽民则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
但习近平却在忽视背景的情况下，草率地冒充文人。这反映出他的整个团队都很鲁莽，他们只考虑修补主子的短板，以至于创造了一种脱离现实的形象。他们本想为习近平搞一出“诗书负笈”的戏码，却不料透露了领袖“文表而枲里”，让他成为了世界的笑柄。
究其根本，其实是习近平本身缺憾太多，因此产生了对个人魅力的执迷；这导致他的团队眉毛胡子一把抓，希望各方面都能占一头。比如在读书之余，他们还打造习近平爱运动的形象，让他在镜头前呼吁全民健身；对奥巴马说每天游一千米估计也是幕僚们的主意，因为游泳往往可以彰显膂力和积极性，就像毛泽东游长江曾被传颂一样。
但习近平的团队瞻前不顾后，他们把习塑造得博览群书，却没有考虑到他不怎么识字；把他打造为一个运动健将，却没有联想他大腹便便的身型。——打造形象多少需要外部特征的对应，例如普京要做硬汉，他就会骑上摩托和拿上猎枪；薄熙来提倡运动，好歹会给重庆修登山步道；而胡锦涛出国访问，也能和日本国手福原爱打一局乒乓球。
反观习近平的谋臣们，一味地罔顾现实，他们的宣传毫无铺垫，也不考虑是否存在抵触。在习近平登基后，政府按照惯例制作了一张领袖半身像。但这张像和习近平本人差异甚大，照片的美化让他成为历代领导人中最脱离现实的一个。
观察这些人设策略，其实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团队中有人留过学，喜好从国际视角来创造亮点。人民日报曾经在外网发布了一个短视频“ Who is Xi Dada？”，在其中借洋人之口去宣传习近平，在对外国青年的采访中，大家都表示习近平“富有才干”，其中的女青年还认为他颇具男性吸引力。
这个视频是习近平访美前发布的，和念书单有异曲同工之效。这些受访者的奉承被外界强烈质疑，人们声称在其中嗅到了朝鲜的宣传气味。同时，为推行习近平的一代一路，媒体制作了一首童谣：“ The Belt and Road is how ”，并聘用外国儿童进行演唱。但这首歌在网上遭遇恶评，许多国家的网友留言指责，其中有人说：
“这是让小孩对基建感兴趣？”
或者说：
“显而易见，一代一路始于童工。”
上述这些宣传，显示出一种洋墨水的成分，但这个墨水显然经过了封建色彩的过滤。习近平的团队希望在国际舆论中做出尝试，但他们没能把握国际文化的脉搏；人们认为这些宣传十分低俗，并对儿童作为政治工具感到反感；有人就此制作了一首反讽歌曲：“ This is China Xi ”，同样以童谣的方式，揭露习近平在国家治理中的阴暗面。
皇帝和魅力型领袖
习近平的宣传不但在国际上遭遇了挫折，在国内也同样走得步履维艰；这源于他对政治形象存在过于迫切的需求；因为他在上台前是一个能见度不高的官员，整个政治履历平平，并无值得夸耀的政绩。他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被选为中国领袖，而这种环境并不能给他以安全感。
这样的资历让他难以得到各阶层的认可，而他指望在上台后去弥补这一切；他明白人们对国家领袖的要求不同于一个地方官，因此不能继续保持平庸；他至少要有比肩前任领袖的政绩，才能证明他有资格执掌中国的权力。
虽然习近平在上台的两年内就打掉了大部分敌对势力，让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但他一直陷于一种深刻的不安和自我缺失中；这种情绪在他登基的第三年，中国举办抗战 70 周年大阅兵时表现得尤其突出；这是习近平第一次阅兵，按惯例来说，正是展示领袖权威的重要场合。他坐上观礼车，巡视三军；但在整个过程中，习却没有展现出掌权者的从容，反而显得神情僵硬，意气消沉，似乎笼罩在一片焦虑中。
这是一种深层不自信的表现，是个人权威尚未稳固的状态；这在过往的领袖身上很少见，况且习近平年富力强，不过 60 出头；而回顾 1984 年的阅兵式，邓小平已 80 高龄，却依然显得精神矍铄，踌躇满志。
人们逐渐在习近平身上看出某种欠缺，大家很难说到底欠缺什么，因为他似乎拥有一切；但这种欠缺却十分致命，因为这是一种领袖人物的天赋和素质，这项天赋对掌权者来说十分重要，甚至比军权更重要，这就是领袖魅力。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把领袖魅力定义为：“人格的某种特质，使某人显得与凡人不同，且被看作拥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非凡能力或特性的人。凡人无法获得它们，而它们会被视为拥有神圣的源头，而拥有他们的人因此便被认定为领袖......魅力型权威则是：建基于领袖“超凡的个人特质、神奇的洞见或成就，并吸引跟随者尽忠和服从”之权力。”
澳洲心理学家伦·奥克斯对此作了一层注解，他说：“魅力型领袖精力旺盛，加上内心澄明，不会被常人的焦虑和内疚所困。”
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领袖通常是旧权威的挑战者，他们会与传统的权力嬗递发生冲突；但正是这种挑战者的意志，能创造一种内在信念，让他建立属于自己的权威。而这种超凡特质会被普罗大众视为神授的印记，让人民萌生追随的意愿。
所以天赋魅力会为领袖带来君权神授的意味，即便是唯物主义者和民主世界，也会为这种魅力着迷；而对领导者来说，这项特质能造就他的“自我本位性”，这种“自我本位”便是独立人格的锚点，它是个体的自我印证，标示着他在芸芸众生中的独一和稀缺。
历史中的伟大人物必然是魅力型领袖，而政治开创者也往往是魅力型领袖；政治家们通常都渴望这种魅力，因为它能赋予法律之外的合法性和号召力；然而这种天赋却无法世袭，即便这个继任者是一个皇帝。因为皇权无法赋予个人杰出的品质和让人倾倒的风采；皇帝可以居高临下，但魅力型领袖却是一位学习者，友人，和导师；他们富有学识，并能传递深邃的思想。
——而这正是习近平所无法跨越的鸿沟，他和魅力型领袖的任何一条特质都无法匹配。曾有记者采访他在梁家河当知青时的邻居，他评价习为“一个不爱交流，也不爱说笑的人"。记者在香港采访了一位习近平当地方官时与他接触过的人，他评价习道：“很乏味，没人会记得他”。
习近平的团队在他登基后试图补救这一切，他们搜罗了一切魅力特质往习身上堆砌，并试图通过宣传强加于全世界。而且为了符合魅力型领袖的思想家特质，他们还亟需为习近平打造一个思想体系。
然而中国的政治路线基本已被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所涵盖，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开始，价值体系已经沦为一种概念拼凑，显然中国领袖的思想魅力在褪色。但习近平心有不甘，他不愿像江泽民和胡锦涛那样成为一个过渡型领袖，这让他强烈地想要表现一种思想见地。
习的幕僚殚精竭虑，终于为他想出了一个颇有气局的概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口号旨在把习近平塑造为一个旷世英主，具有民族救星的地位。它显示出习近平强烈的好胜心，但却傲慢地把前任领袖们排挤到次要地位。因为它表示中国此前都处于蛰伏和衰微的状态，才需要某个伟人来一改颓势。
而反过来，这个口号也没有给习以自信；他仍然在前任们身上寻找可资借鉴之处，以至于身上时常出现其他领导人的痕迹。他在对内政策上仿效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在树立权威上仿效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外交上仿效江泽民的文化气质；但他并没有内化这些特质，因此显得格格不入。
习近平始终不明白，领袖素质是一种灵魂上的深度，是历史进程刻画在政治人物内心的烙印；它是个人的阅历，素养，以及后天磨砺所促成的自我本位的觉醒；无论作为一个宗教家，独裁者，还是民主斗士，必定要树立这种自我信念的笃定，才能将自己的意志贯彻至终。因为本固才能叶茂，唯有发自于内的认知才具有生命力。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一念书单就让人看出是在作假，因为他丝毫没有散发出内在的真实。
虽然习近平上台后取消了任期，以让自己具备长期执政的条件；但其实任期制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不具备服众的特质。他创造了很多概念，但一直没能找到一个可依附的内核；他时常说出自我标榜的话，但具有浓烈的假大空色彩。在历任领导人中，他是言辞最空洞的一个。在 2016 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习近平说要给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指明方向，这种言论就毫无意义。他传达给世界的印象和他本人大相径庭，但他却相信这些手段能赋予自己魅力，以至于不可自拔地投入到一种自我编织的幻想中。
负重前行之路
纵观习近平执政十年，会发现他性格比较强势，在政策上也比较激进。但从人格上来说，他却是一个被动者。从头至尾，他都很少坦然地自我表达，而更像被人推动一般，显得亦步亦趋；并且在幕僚们粗暴的推波助澜下，还一路走得跌跌撞撞。这些因素都在积累他的不自信，也让他表现得越发拘谨。——在 2021 年 7 月的世界政党峰会上，习近平按照惯例读稿，但在近尾声时，却重复念了之前的稿件；有人从旁将后续稿件递过来，习近平浑浑噩噩地问了句：“我这说完了吗？”——这显示出他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且注意力不足。
此外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采访女记者向习近平问及中美贸易战，说川普是个精明的谈判者，中国打算如何应对？他思索一阵后，翻看了一下手上的册子回道：”我看看我准备的这个本本上有没有这个内容“（本本大概是幕僚为其准备的发言稿）。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人们发现习近平离开稿件就异常困窘，他无法自如地回应预设范围之外的问题。而面对这一幕，国内的喉舌只能没话找话，辩解说是习主席在刻意展现幽默；但实际上任何人都能看出这是一个困顿的局面，习近平的反应让人联想到邓所批评的本本主义，让人感到他十分教条化。在这上面人们不免联想到邓或江这些领袖，他们在外事场合中矫健的谈锋和此刻的习近平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此时在台下随行的王毅和杨洁篪都一脸茫然，两人既感到关切又感到失落；他们可能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最后却产生了一种无力感。
为避免更多的挫折，习近平只能尽少地表现自己，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刻意地低调处理。这自然能让他少出岔子，但另一方面也让他的政治形象越发苍白。人们看出习近平在治国上缺乏建设性，而这种负面印象不可避免地会延伸到政权本身。习近平对此感到紧张，因为这意味着他的执政基础在削弱，会让他遭受更多的质疑。
这刺激到了习近平对权力的执念，为稳固权威，他让幕僚们为其编写了《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在 19 大时将其写入党章，又在次年的 13 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将其写入宪法；与此同时，全国把习思想纳入学校的教育课本，同时也将其开发成移动应用，以让公务员们定期学习。
这些举措是为了让习近平的声音对国家进行全方位覆盖，并在一种强迫的意味下表明他的执政合理性。同时为了稳住局势，他大力营造宣传气氛，让媒体和喉舌去粉饰自己；多年前人们曾因薄熙来滥用网评员而批评他，但没有料到习近平对此的狂热尤有过之，他让舆论引导制度蔚然成风；无论学校，机关，公司，还是社区，都遍布着舆论维稳员，以维护领袖的伟岸形象；政府打算把赞美领袖作为政纲，要求全民都具有政治自觉性。
然而这种舆论滥用正体现了习近平内在的匮乏，暴露出他执政力不足的困境；他扩大宣传是担忧自己的形象在对比其他领导人时落于下风，尤其是那些能力杰出的近代领袖，如江泽民和薄熙来等；他一度羡慕他们举止从容，能言善道，可以在国际社会中如鱼得水；江泽民曾在华尔街敲钟，也曾在哈佛演讲；薄熙来不是总书记，却得到了各国领袖的赞誉。他们身上总有发掘不尽的素材，而习近平却不得不借助于媒体和网评员的鼓噪，去制造一种成就卓著的幻象。
习近平当政这十年，是网络水军最汹涌的时期。因为他执政的缺漏太多，只能依靠这种偏方来弥补。但舆论煽动终究是无本之木，没有任何政治家能依靠它维持地位永固。同时伪装民意显得过于猥琐和下作，网评员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臭名昭著，其引导舆论的边际效益也在递减。而且当一群乌合之众献媚表功的时候，往往不知节制；例如有人尝试编辑“习主席语录”这种新一代红宝书，也有人把习近平的画像和毛泽东并列，就像华国锋当年的待遇。此外在“大国崛起”的论调下，喉舌们掀起了“厉害了我的国”宣传活动，以夸耀习近平带领中国步入强国之列。还有大学研究员发表了《中国国力全面超美》的文章，并罗织数据来证明这个论点。
这类文章在国内引发了批评，人们认为这会带动新一轮的浮夸风，即便是官媒也不得不叫停这种做法。显然习近平身边有人发现，这种风气夹杂着捧杀的风险；有人在暗中使力，试图把习推向一个极端；而“低级红高级黑”这个词也在此时被提出来，官方指责各种夸诞吹捧看似帮忙却实则拆台。在习近平上台这些年，整个外宣就处于这种摸爬滚打和左右冲突中。而习近平自己也有所警觉，他在一篇讲话中说："不良文风蔓延开来，不仅损害讲话者、为文者自身形象，也降低党的威信……"。
这是个矛盾的现象，因为习近平的团队就是过度宣传的始作俑者，而他们又要对此进行降温。作为一个领导人，习不会不明白过火的吹捧是危险的，但他对个人崇拜的热衷造就了这个投机市场；他有时候也很难判断哪些宣传是合宜的，因为他拿不准这些人是否真心在帮他。——在人大会议中时常出现一些情绪激昂，饱含泪光的人大代表，对着镜头感叹习近平的伟大，并希望他执政终身。这些矫揉造作的奉承一方面让他感到不安，一方面又让他感到宽慰。习近平虽然要杜绝不良文风，但又需要它们来召唤忠诚。
因此各路媒体挖空心思地往他身上贴金，试图为领袖打造一座偶像金身。但习近平的个人特质太薄弱，以至于这些金箔一贴上去就剥落下来。各种赞誉在他身上总像雁过无痕，无法驻留。而这也是中国媒体的困境，他们在习近平身上感到很吃力，比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吃力；他的形象早已千疮百孔，即便最会搬弄辞藻的人也感到力有不逮。但凡他身上能流露一星半点的闪光，媒体都像如获至宝，立刻集体躁动。
不过大家都明白，这些用宣传所挥舞出的流光溢彩总会消散，剩下的将是显而易见的简陋和破败。而习近平的压力比媒体们也不遑多让，他用空前的力量来做政治宣传，但始终无法获得牢固的拥护；他的执政就像逆水行舟，需要马不停蹄地造势，一旦在炒作上有所松懈，形象就会迅速褪色。双方就在这种情形下勉力加持，但无奈朽木难支，付出再多努力也还是看到对方一点点垮下去。
大国内政 1：重塑权威
习近平原本希望以扩大宣传的方式，来激发人们对他的好感；但他又欠缺自我支撑的优势，因此难以留住人们的拥护。这导致人们对习的态度很矛盾，大家一方面感到他的表现差强人意，是个不合格的领袖；但一方面又看到他手握重兵，因此不得不在表面上虚与委蛇。
而这也让习近平政治思路经历了一场转变，在一开始，他并没有打算把个人崇拜搞得太隆重；他虽然宣扬红色思想，但和薄熙来的唱红是基于同样理由，就是处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民主自由化后遗症；这是共产党的集体决策，而并非他们的个人意见。反而习近平在登台之初就试图展现一个先进的形象，希望以此招来大众自发的拥戴；不过这种尝试遭遇了挫败，他发现越是搞政治秀，自己的弱点暴露越多，而这也为他招致了批评和嘲讽。
这让习近平萌生了一种逆反情绪，他认为人民在改革开放下被过于纵容，以至于失去了对领袖的尊重。——他放弃了打造国际形象的努力，而开始强化内政。他把自己的困境上升到整个政党的层面，认为势必要钳制人们的言论和禁锢他们的思想，否则他们就会对政权生出异心。
这个局面实际已经越过了政党内部所认可的界限，高层打算遏制右倾和民主意识，但并不意味着要走向个人崇拜。但习近平却借此加强个人集权，并在执政作风上转为偏激。他相信一切改革都可以退转，自由思想也可以被抹杀，比如伊朗和柬埔寨就是成功的案例；——这两个国家都曾经历过民主改革，也获得了短暂的社会解放，但经过独裁者们的努力，最终还是把国家拉回了专制。
这种由民主向专制的逆转型，给了习近平启发；他要一改中国人思想上的放任局面，让他们重新学会敬畏。他修改了党史，把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错误，都重新定义为一种探索。他要人们把不良认知剔除，并将共产党定义为毫无瑕疵的政党。他在党史学习大会上强调说：“一些错误倾向要引起警惕，有的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
而为了为重塑专政的权威；习近平的政策也显得越发凌厉，并在宣传上有意无意地制造恐吓气氛；他时不时地颁布一两条严苛的法令，以此来给社会做压力测试；如果民众反应强烈，就把法案稍作调整；如果没有抵抗，就不妨加重力道。
在中南海的一条条政令下，大家看到违背主流意识的媒体在网络中消失，网信办封禁了“影响青年人意识形态”的 APP，并发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算法推荐的互联网内容符合主流价值。此外文旅部加强了娱乐场所的管理，规定 KTV 传唱的歌曲不得存在危害国家统一等九项内容。
习近平就是以这种温吞而隐晦的方式，给社会管控层层加码，并收紧人民的权利。在他看来，只要实施政治高压，人们挺直的脊梁自然会弯下去；就像塔利班可以重新掌管阿富汗，伊朗可以从代议制退回到政教一体，缅甸军政府可以推翻昂山素季的民主改革一样。
同时，为了让领袖的意志绝对化，习近平打算彻底净化中国；他认为国家要坚决清除那些影响政权的外道势力。在这些势力中，习尤其憎恶宗教；他认为社会主义容忍宗教是一种妥协，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宗教宣扬精神救赎，让人们不向世俗权力臣服，这本身就与一党制权威相对立。
早在胡锦涛时期，中国就形成了打压宗教的风气；而到了习近平这里，更是认为下手宜重不宜轻；自 2014 年开始，政府以"三改一拆"的名义开始拆除各地的基督教堂和十字架；这场活动自浙江福建开始，逐渐推进到北方和内陆。仅浙江两年间就拆除了上千个十字架，而安徽半年间拆除了九百个十字架。并且为了防范宗教活动回潮，政府将大部分宗教集会定义为非法活动，并在教堂内安装了监控。
拆除宗教标志被上升为国策，除基督教外，习近平也掀起了新一轮的灭佛运动和去伊斯兰运动；——山西仙堂山的世界最大坐佛像，河北皇安寺 60 米的观音像，辽宁庄河市的千佛洞佛像等，都在习近平任内以各种理由炸毁或拆除。在云南巍山县，政府对伊斯兰教展开了系统性打击，官方以非法宗教场所为由，派出警察去突袭清真寺；而其实这些清真寺早已有所警觉，他们在此前给寺庙挂上了国旗，只是这未能成为宗教的保命符。
此外，政府同步地在文化领域内去除宗教痕迹；一些小学开始排查和清除有关”宗教，反动和境外“书籍，这个政策很快蔓延到中学，大学，甚至图书馆；管理员按名排查，以至于荒诞到尼采的《敌基督者》和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这类非宗教著作也被下架。
在习近平的去宗教化大业中，基督教遭患尤重，但他发现打压教会反而激励了信徒的热忱；在一些被拆除的教堂前，信徒们屡屡聚集在废墟上向十字架祈祷。这种执着让中国这个无信仰社会感到难以理解，也更加让习近平认为宗教是政权的威胁；他对此表态说：“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并且：“中国的宗教必须中国化。”
习近平下定决心，要扭转业已执行了六十年的宗教统战策略，从这片大地革除神权的影响；同时，他还要建立一个文化上统一的中国，在打击宗教之余，他也开始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尤其是那些具有本土宗教的民族。习近平认为这些民族的独立信仰在滋养一种内生性的抵抗，因而分化了中央的权威。他改变了以往的怀柔政策，责令少数民族学校用汉语教学，并在各个方面取缔其文化特权。这些政策尤其针对西藏，内蒙和新疆这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地区。
大国内政 2：君威与法制
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人们曾诟病他对法制的漠视。但在今日，人们肯定会对他表示宽容。因为相较于习近平，他的手段早已相形见绌。
其实无论是信仰自由，还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都被列入宪法保护。但这些明文对习近平毫不构成约束，他在践踏法治方面，几乎可以说任由一己之欲。
正如拆除宗教建筑可以采用一些任性的理由，对信徒的打压也可以采用地痞流氓般的手段；习近平旨在用领导批示，行政命令，和军警镇压来取代法制。这不仅针对宗教人士，亦针对普通人；政府对一切群体都采取着高压的姿态，例如在习近平任期内发生的深圳工人维权事件，和妇女反对歧视的抗议等，都被政府以雷霆手段镇压和抓捕。
但习近平发现，无论宗教拒拆还是民间抗议，后面总有一群支援他们的力量，就是中国的维权律师；这些律师通过法律途径为大众争取权利，并指责政府的非法作为。——这再次触碰了习近平的权威，认为法制给了人们过多的话语权，尤其是给了律师对抗政府的资本。若说薄熙来当年对抓捕律师的质问还需要闪烁其词，那么习近平则显得目空一切。——既然维权是法制系统和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他就要亲手去拆除它。
2015 年 7 月，政府发动了著名的“ 709 维权律师大抓捕”，当局在 23 个省份系统行动，对上百位律师，维权人士和公民记者进行了传唤逮捕。这次事件中一些律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入罪，一些人被失踪。政府在媒体上宣称律师是社会事件的幕后推手，和访民与犯罪团伙相勾连，炒作敏感事件，扰乱社会秩序。
而且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发现很多人权律师同时也是基督徒，这足见宗教会在无形中传达普世价值；而当这些普世价值唤起大众的良知和正义时，就会引发人们对专制的抵触。
习近平很忌惮这一点，他把抓捕异议人士定为了国策。而且他有一个根本的看法，就是中国的人权抗争实际来自于于西方的自由思想，这种思想正是资本主义刻意给中共制造的威胁。早在抓捕律师前，西方就点燃过其中一个导火索，就是在 2013 年，彭博社一年间数次报道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官的海外财产，并列举了详细数据和资料来源。
这个消息让政府异常紧张，并立刻用防火墙进行了屏蔽；这种言论自由的风气让习近平很恼怒，因为他们总在揭露各个国家的政治暗箱，尤其是揭露中国的官僚财富和少数民族问题；并且在习近平抓捕了律师和维权者之后，也是这些新闻媒体在国际上进行救助和声援。
这种人权监督和自由价值的传递，显然在策反群众，给政府制造阶级敌人；习近平认为形势已发展到需要从源头上切割的地步；在之前彭博社发布报道后，政府就拒发了该社和《纽约时报》等记者的签证；而恰好美国认定五家中国官媒为“外国使团”，并非自由媒体；习近平也立刻回击，吊销了外媒的记者证，并同时驱逐了美国三大报业的记者。
而一旦赶走外国媒体，政府打击维权的行为就会更少受到关注，让习近平可以肆无忌惮；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中国 2020 年连续成为世界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仅在这一年就抓捕了 117 名记者，尤其是疫情期间前往武汉的记者。
在打击人权上，习制造了创举，他抓捕维权人士的数字超越了江胡两届领袖之和。他相信律师总有抓完的一天，记者总有噤声的一天，少数民族也总有屈服的一天。中国可以接受低人权的状态，而这最终能消除大众的叛逆之心；如果全民都在歌颂领袖，那么这种歌颂就会变为真正的拥护；就像朝鲜人民那样，没有办法去分清现实中的真伪。
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1：三位一体（青少年，民企，商业寡头）
从习近平的一系列手段可以看出，他要重塑中国的政治秩序，并带来国家结构的深度转变；而这还需要满足一个核心条件，就是经济领域的支持；——在这个领域，习近平同样进行着一场斗争；他大刀阔斧，对国家经济逐层整改。从他就任以来，国家对企业的政策变得越来越严苛；而且政府设计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打击手段，给各种产业带来了重重压力。
这多少让人们感到费解，因为习近平的目的显得隐晦难辨；人们推测他认为邓小平的路线已不符合中国的现状，但又没看到他提出更行之有效的方式；不过这正是习布下的一个经济迷雾，在这道迷雾中，有一个三路并进的架构；而这个架构的第一层，就是青少年管理：
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强调，要加强青少年的意识形态教育。他在一篇讲话中说，要：“引导青少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提醒他们：“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在领袖的指示下，全国掀起了一场文化批判之风，政府针对“不良”“反动”和“低俗”信息进行全面整治；官方尤其指责娱乐行业，认为它们在荼毒青少年。国内媒体发布了一片文章：《警惕追星思维侵蚀主流价值观》，认为明星打造“偶像金身”，操控青少年精神。广电总局提出：“要抵制低俗之风，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止未成年人节目出现商业化，成人化，和过度娱乐化倾向。
政府规定传媒平台下架所有存在“价值误区”的节目，并且为了“防沉迷”而屏蔽了境外游戏平台。习近平再次提出，抓思想要“从青年和娃娃抓起”，他要求学校恪守教育底线，不得宣传违背核心价值的思想。此外，为了给学生“减负”，政府向中国最传统的行业——课外补习下手。国务院发布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规定培训机构不得占用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同时这些机构不得上市，也不再进行审批；并且严禁加入境外课程，以及聘请外籍人士。
就此来看，习近平似乎是冲着孩子来的，因为课外教育和娱乐业有浸染中国意识形态之嫌；不过这场行业整顿也引出了习近平经济迷雾的第二层，——政府并不只是在整肃娱乐和教育，而是在对民企的全行业下死手；习的政策不是为了规范市场，而是打算推倒重来。
在最近几年的市场整顿下，有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对民企的打击往往和政治打击并轨；政府在几年间抓捕了数位“言行不审慎”的企业家，其中包括重庆的李怀庆，河北的孙大午，北京的耿潇男等，这些企业家都存在政治上的言论不当，并且为维权者和异议分子发声。
这再次反映出习近平最根本的顾虑，就是经济自由化可能催生民主变革；他上台后遭遇了不少反对之声，其中很多就来自于律师和企业家之流；他认为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一样，都会让人产生政治诉求，而这也是西方输入资本主义的意图所在。在某种意义上，经济自由化是一种错误。需要纠正的是这种模式本身，而不是一两个企业家。习近平执政期间，以“非法经营”，“破坏生产”等罪名抓捕和剥夺营业许可的企业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分析，近几年被定罪的企业家中， 民营企业占比八成以上。
而对那些无法在政治上定罪的民企，习近平策动了一场行政风暴；他频繁出台法规，收紧企业的经营许可，加强生产流程审核；同时将税收和社保缴纳比率大幅上调，此外还在信贷上提高了他们的融资门槛；不过最关键的，还是规定私企要建立党支部，让他们养一批官方眼线去监控自己。
企业在这种整顿之下异常艰难，他们看出政府在刻意制造经营困境和流动性枯竭，而究其根本是为了对私营企业进行侵蚀和吞并；因为每当企业难以周转时，后面就会出现官方的影子。很多人或许记得 15，16 年的 P2P 的爆雷潮，中国曾出现大批金融难民；但人们并不知道很多 P2P 公司被政府做了清算接管，不过接管的只有资产，而不包括债务。
对习近平来说，他经济规划的第一，第二层不过是行政建制之上的顺势而为；而这个迷雾的第三层，则是一场权力革命。这场革命的对象是那些财雄势大的金融寡头，它们披着私企的外衣，背后却盘踞着一帮政治权贵；他们垄断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并以此干预朝政。
[align=start] 这成为了习近平最大的执政阻力，他一直试图瓦解这些势力。而这个意图最早见诸于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提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主张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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