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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北京叫帝都，上海叫魔都，西安叫廢都[size=12][color=#999999][size=12][color=#999999]

城市的治理水平和市民文化特征，在有災難的時候表現得特明顯。這種表現直接影響大家對這個城市素質的判斷。





上海成為疫情中罕見的一座亮點城市。有人總結說：“從防疫模式看，你就會明白為何北京叫帝都，上海叫魔都，西安叫廢都。”

疫情開始不久，上海就被網民稱為“上海神話”。因為疫情中的上海人，似乎比別的城市更舒服，更有安全感，極少有被折騰的感覺。到現在為止，大多數上海人一次核酸檢測都沒做過。那些經常半夜凌晨頂著風雪排隊做核酸、鼻子被捅過幾十次、困在家裡幾天沒飯吃、門上貼著封條的人，羨慕上海並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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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海神話”，很多人不服氣。早在2020年，就有人預言上海這樣防疫不行，遲早出大事。2021年上海迪士尼樂園發現病例，司馬平邦和一大群看不慣上海的大V迫不及待跳出開說上海神話終於破滅，必須馬上全民核酸大檢測。但是僅僅2天以後，上海就風平浪靜，宣布疫情已經控制住。

西安疫情引起眾多非議時，依然有很多人不相信上海這一套，認為上海之所以沒有陷入西安這種情況，是運氣好，若是真發生西安這種大傳染，一定也是大規模封城、貼封條、民眾買不到菜吃不上飯。

還有人說，上海之所以可以防疫做得好，是因為上海醫療資源中國最好，公務員數量多，投入大量人力去防控，所以才可以管的住，否則一定比西安還慘。

對於這些“質疑”，上海人根本不會在意。上海人講實惠，你們信也罷，不信也罷，疫情中的上海人過得比別的地方自在，這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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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並不是沒有疫情，而是經常出現疫情。但是上海總能在第一時間追溯到少數密接者，立即對他們進行隔離。等大眾在新聞上看到疫情消息時，甄別與隔離工作已經完成，所以一次次疫情都能免於全民核酸檢測檢測。

有人質疑上海很多地方對健康碼、行程碼檢查不嚴格。上海人的觀點是：紅碼黃碼的都控制了，街上走的人的都是綠碼，為何還要查綠碼？這本來就是多余的呀。如果你不知道誰是密接者，那是大數據系統有問題。你應該去改善數據系統，而不是滿大街查綠碼。邏輯就是這麼簡單。

上海不是靠“醫療資源多”或“行政人員多”，恰恰相反，上海是最少動用人力去防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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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防疫最需要消耗醫護人員和公務員的勞動力？

比如說像某西安一樣三天兩頭讓一千多萬市民通宵排隊做核酸檢測。甚至下達“2小時完成核酸檢測”的艱巨任務。

比如說像西安那樣把幾萬人連夜轉移到距離市區幾十公裡甚至上百公裡的外地的隔離房。

比如說一千多萬人口都被關在小區，需要無數人挨家挨戶送米送菜。

比如說投入四萬多警察去防控疫情。四萬警察是什麼概念呢，我來做個數據對比：

日本全國警察總數28萬。蒙古國警察總數0.9萬人。保加利亞警察人數4.7萬。新加坡全國警察1.2萬。印尼18萬。孟加拉10萬。柬埔寨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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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用腳指頭去想想，也會知道一千多萬人天天做核酸需要多少醫務人員，動用幾萬警察，還有xx萬的其他行政人員和志願者需要多大的人力物力。

西安這種城市動用這麼大的人力物力，都幹了些啥？

最近的一些丑聞網上遍地都是，這裡不便贅述。解決民生問題最好、最受西安市民感激的盒馬，僅僅是因為他們擺在架上的雞蛋沒洗幹淨，就被這些人抓到了，罰！

按照同等規模的城市看，上海可能是動用醫療和人力最少的城市。

上海之所以比別的地方更節省人力、物力，首先是專業人士做決策的結果。上海人有句老話：“市長書記都可以送給你們，專家要留在上海”。

在上海，絕沒有“外行領導內行”的說法。據上海專家組透露，疫情開始的時候，上海專家組開新冠研討會，幾個市委領導坐在邊上聽，認真聽四、五個小時，甚至到半夜。

所以上海的決策，絕不是領導拍腦袋想出來的，而是領導深入了解專家們的思考方式，尊重專家意見做出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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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對上海防疫模式的質疑，早在2003年的SARS期間就開始了。那時候，上海專家組組長是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翁心華。

2003年4月20日，衛生部下發調整後的診斷標准，不再強調SARS的流行病學接觸史，只要同時符合其他標准即可診斷為疑似病人。

對於這項標准的制定，翁心華絕不認同。

翁心華的觀點是：假如不考慮接觸史，就輕易戴上“疑似病例”的帽子進行隔離，勢必會加大流行病管理負擔，而真正感染SARS的患者就有可能住不上院。更重要的是，如果有病人一發燒或出現疑似症狀就被作為疑似病人對待，容易造成過度診斷，原本沒得這個病的人反而可能因為和真正的病人在一起而被感染。（這種感染現在依然普遍，比如多地的防疫過程中，有很多人是排隊做核酸檢測時被感染的）。

衛生部表示，如果上海堅持意見，需要提交情況說明並簽字，要承擔以後的責任。

現在穿越回去，或許你會明白“承擔責任”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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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他們確實承擔了一定的風險，但大家都認為，堅持這樣的篩查原則對於上海SARS防控很重要。因為春季是呼吸道疾病多發季節，患者出現咳嗽高熱、肺部陰影等症狀十分常見。如果把這些都作為SARS疑似病例隔離，無疑會加大流行病管理負擔，真正感染的患者可能住不上院，因此要嚴把關口。

後來的調查結果證明了翁心華為代表的上海專家組的專業性和正確性。

檢測結果表明，在SARS流行中後期，北方有些地區已被臨床確診為SARS的病人中，有一半左右體內沒有SARS病毒感染的依據，即存在“過度診斷”的現象。誤診SARS過度治療對患者的嚴重後果，你若是回顧一下往事，或許還能在老新聞裡找到那些被誤診而被“激素療法”的後遺症。當然，還有一些人原本沒病，送到醫院跟患者關在一起，就感染了。

翁心華當年堅持的“流行病學接觸史”調查，也成為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重要措施之一。

上海並不創造小湯山、火神山、雷神山之類的展示建築工人精神的建築業奇跡，更沒有石家莊正定縣把500畝耕地幾天時間改為隔離中心的壯舉。上海投入的人力、物力，真的不算太多。

上海沒有什麼轟轟烈烈的東西表演給大家看。上海能做到的一點小事，就是讓大家覺得疫情沒有改變人生太多，讓上海人在疫情年代還可以活得像個正常人。

喝水不忘掘井人。今天中國有與世界接軌的“感染科”，上海有這樣高效而減少擾民的防疫模式，離不開以翁心華為代表的專家，以及上海歷任主管重視專家意見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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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這種決策背後，還有上海市民海派文化的底氣。

與西安、山東、東北之類的地方比，上海的市民文化有一些明顯特點，比如接地氣，國際化，理性，尊重個人，尊重私產，講規矩，講究利益平衡。

上海人在人際關系方面“拎得清”，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便宜我不能占，但是屬於我的權利半點都不會退讓。上海人的個人權利感特別強，不喜歡講大道理，而是要跟你講規矩。在上海把千千萬萬的屋子用封條一貼，不讓別人出門買菜，一定會出大麻煩。

上海人在經濟方面喜歡算細賬，各方面的得失，都要計算清楚，做各種權衡，即便是聚餐吃飯，也很在乎大家的消費承受力和心理感受（上海人聚餐也是AA居多）。在外地人看來，會覺得上海人精明、小氣，太計較利益。這是上海人做事非常理性的一面，他們比北方和西部的人更強調理性。

在這種理性的氣氛中，如果沒有實效卻為了表演工作幹勁而瞎折騰，會被上海人歧視。上海人講實惠，他們注重低投入，高收益。

由於思維的理性，上海人做事非常尊重知識和權威，專家的意見比長官意志更有說服力。日常生活中，上海人很少有興趣聽領導講話，而是要聽專家怎麼講。上海的領導也很配合，很少出來發表講話，而是讓專家出來說話。

所以在上海，各種瞎折騰的事情相對於其他地區稍微少一些。做事的投入產出比，也會略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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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中國最早開放的城市，可以這麼說：世界各國近代文化，大部分都是通過上海租界介紹到中國的。無論是西洋風俗，白俄文化，東洋品味，都從上海輸入。上海灘還集中了在中國的猶太富商、印度阿三、韓國志士。既有厚道敬業的日本商人內山完造，也有昭和維新的精神領袖北一輝。文化達人、工商巨頭、國共兩黨名流，也大多以上海為基地。

開埠以來，上海任何時代都是一座國際化的城市。最近我剛看了一部電影《愛情神話》，這是一部上海人自己演、全篇說上海話的電影。《愛情神話》和多年前的一部滬語片《股瘋》類似，都是上海味很濃的佳作。這種上海味裡，就包括濃厚的國際視野、個人權利、理性算計、尊重知識和權威。

《愛情神話》裡有一些展示這種海派文化的細節，比如一個擺攤修鞋的人，也是要喝咖啡、談論專業素養和高雅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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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1年，上海共有6913家咖啡館，是全球排行榜第一名，遠超倫敦、東京、紐約等城市，每萬人擁有2.85家咖啡館，每平方公裡就有0.86家咖啡館。

接納多元文化的上海，有很大的文化包容力，吸引大批的人才到上海落戶。上海房價飛漲，根本原因是這座城市對精英和人才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