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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北京叫帝都，上海叫魔都，西安叫废都[size=12][color=#999999][size=12][color=#999999]

城市的治理水平和市民文化特征，在有灾难的时候表现得特明显。这种表现直接影响大家对这个城市素质的判断。





上海成为疫情中罕见的一座亮点城市。有人总结说：“从防疫模式看，你就会明白为何北京叫帝都，上海叫魔都，西安叫废都。”

疫情开始不久，上海就被网民称为“上海神话”。因为疫情中的上海人，似乎比别的城市更舒服，更有安全感，极少有被折腾的感觉。到现在为止，大多数上海人一次核酸检测都没做过。那些经常半夜凌晨顶着风雪排队做核酸、鼻子被捅过几十次、困在家里几天没饭吃、门上贴着封条的人，羡慕上海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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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海神话”，很多人不服气。早在2020年，就有人预言上海这样防疫不行，迟早出大事。2021年上海迪士尼乐园发现病例，司马平邦和一大群看不惯上海的大V迫不及待跳出开说上海神话终于破灭，必须马上全民核酸大检测。但是仅仅2天以后，上海就风平浪静，宣布疫情已经控制住。

西安疫情引起众多非议时，依然有很多人不相信上海这一套，认为上海之所以没有陷入西安这种情况，是运气好，若是真发生西安这种大传染，一定也是大规模封城、贴封条、民众买不到菜吃不上饭。

还有人说，上海之所以可以防疫做得好，是因为上海医疗资源中国最好，公务员数量多，投入大量人力去防控，所以才可以管的住，否则一定比西安还惨。

对于这些“质疑”，上海人根本不会在意。上海人讲实惠，你们信也罢，不信也罢，疫情中的上海人过得比别的地方自在，这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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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并不是没有疫情，而是经常出现疫情。但是上海总能在第一时间追溯到少数密接者，立即对他们进行隔离。等大众在新闻上看到疫情消息时，甄别与隔离工作已经完成，所以一次次疫情都能免于全民核酸检测检测。

有人质疑上海很多地方对健康码、行程码检查不严格。上海人的观点是：红码黄码的都控制了，街上走的人的都是绿码，为何还要查绿码？这本来就是多余的呀。如果你不知道谁是密接者，那是大数据系统有问题。你应该去改善数据系统，而不是满大街查绿码。逻辑就是这么简单。

上海不是靠“医疗资源多”或“行政人员多”，恰恰相反，上海是最少动用人力去防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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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防疫最需要消耗医护人员和公务员的劳动力？

比如说像某西安一样三天两头让一千多万市民通宵排队做核酸检测。甚至下达“2小时完成核酸检测”的艰巨任务。

比如说像西安那样把几万人连夜转移到距离市区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外地的隔离房。

比如说一千多万人口都被关在小区，需要无数人挨家挨户送米送菜。

比如说投入四万多警察去防控疫情。四万警察是什么概念呢，我来做个数据对比：

日本全国警察总数28万。蒙古国警察总数0.9万人。保加利亚警察人数4.7万。新加坡全国警察1.2万。印尼18万。孟加拉10万。柬埔寨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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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用脚指头去想想，也会知道一千多万人天天做核酸需要多少医务人员，动用几万警察，还有xx万的其他行政人员和志愿者需要多大的人力物力。

西安这种城市动用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干了些啥？

最近的一些丑闻网上遍地都是，这里不便赘述。解决民生问题最好、最受西安市民感激的盒马，仅仅是因为他们摆在架上的鸡蛋没洗干净，就被这些人抓到了，罚！

按照同等规模的城市看，上海可能是动用医疗和人力最少的城市。

上海之所以比别的地方更节省人力、物力，首先是专业人士做决策的结果。上海人有句老话：“市长书记都可以送给你们，专家要留在上海”。

在上海，绝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说法。据上海专家组透露，疫情开始的时候，上海专家组开新冠研讨会，几个市委领导坐在边上听，认真听四、五个小时，甚至到半夜。

所以上海的决策，绝不是领导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领导深入了解专家们的思考方式，尊重专家意见做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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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对上海防疫模式的质疑，早在2003年的SARS期间就开始了。那时候，上海专家组组长是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翁心华。

2003年4月20日，卫生部下发调整后的诊断标准，不再强调SARS的流行病学接触史，只要同时符合其他标准即可诊断为疑似病人。

对于这项标准的制定，翁心华绝不认同。

翁心华的观点是：假如不考虑接触史，就轻易戴上“疑似病例”的帽子进行隔离，势必会加大流行病管理负担，而真正感染SARS的患者就有可能住不上院。更重要的是，如果有病人一发烧或出现疑似症状就被作为疑似病人对待，容易造成过度诊断，原本没得这个病的人反而可能因为和真正的病人在一起而被感染。（这种感染现在依然普遍，比如多地的防疫过程中，有很多人是排队做核酸检测时被感染的）。

卫生部表示，如果上海坚持意见，需要提交情况说明并签字，要承担以后的责任。

现在穿越回去，或许你会明白“承担责任”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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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们确实承担了一定的风险，但大家都认为，坚持这样的筛查原则对于上海SARS防控很重要。因为春季是呼吸道疾病多发季节，患者出现咳嗽高热、肺部阴影等症状十分常见。如果把这些都作为SARS疑似病例隔离，无疑会加大流行病管理负担，真正感染的患者可能住不上院，因此要严把关口。

后来的调查结果证明了翁心华为代表的上海专家组的专业性和正确性。

检测结果表明，在SARS流行中后期，北方有些地区已被临床确诊为SARS的病人中，有一半左右体内没有SARS病毒感染的依据，即存在“过度诊断”的现象。误诊SARS过度治疗对患者的严重后果，你若是回顾一下往事，或许还能在老新闻里找到那些被误诊而被“激素疗法”的后遗症。当然，还有一些人原本没病，送到医院跟患者关在一起，就感染了。

翁心华当年坚持的“流行病学接触史”调查，也成为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重要措施之一。

上海并不创造小汤山、火神山、雷神山之类的展示建筑工人精神的建筑业奇迹，更没有石家庄正定县把500亩耕地几天时间改为隔离中心的壮举。上海投入的人力、物力，真的不算太多。

上海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东西表演给大家看。上海能做到的一点小事，就是让大家觉得疫情没有改变人生太多，让上海人在疫情年代还可以活得像个正常人。

喝水不忘掘井人。今天中国有与世界接轨的“感染科”，上海有这样高效而减少扰民的防疫模式，离不开以翁心华为代表的专家，以及上海历任主管重视专家意见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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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这种决策背后，还有上海市民海派文化的底气。

与西安、山东、东北之类的地方比，上海的市民文化有一些明显特点，比如接地气，国际化，理性，尊重个人，尊重私产，讲规矩，讲究利益平衡。

上海人在人际关系方面“拎得清”，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便宜我不能占，但是属于我的权利半点都不会退让。上海人的个人权利感特别强，不喜欢讲大道理，而是要跟你讲规矩。在上海把千千万万的屋子用封条一贴，不让别人出门买菜，一定会出大麻烦。

上海人在经济方面喜欢算细账，各方面的得失，都要计算清楚，做各种权衡，即便是聚餐吃饭，也很在乎大家的消费承受力和心理感受（上海人聚餐也是AA居多）。在外地人看来，会觉得上海人精明、小气，太计较利益。这是上海人做事非常理性的一面，他们比北方和西部的人更强调理性。

在这种理性的气氛中，如果没有实效却为了表演工作干劲而瞎折腾，会被上海人歧视。上海人讲实惠，他们注重低投入，高收益。

由于思维的理性，上海人做事非常尊重知识和权威，专家的意见比长官意志更有说服力。日常生活中，上海人很少有兴趣听领导讲话，而是要听专家怎么讲。上海的领导也很配合，很少出来发表讲话，而是让专家出来说话。

所以在上海，各种瞎折腾的事情相对于其他地区稍微少一些。做事的投入产出比，也会略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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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可以这么说：世界各国近代文化，大部分都是通过上海租界介绍到中国的。无论是西洋风俗，白俄文化，东洋品味，都从上海输入。上海滩还集中了在中国的犹太富商、印度阿三、韩国志士。既有厚道敬业的日本商人内山完造，也有昭和维新的精神领袖北一辉。文化达人、工商巨头、国共两党名流，也大多以上海为基地。

开埠以来，上海任何时代都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最近我刚看了一部电影《爱情神话》，这是一部上海人自己演、全篇说上海话的电影。《爱情神话》和多年前的一部沪语片《股疯》类似，都是上海味很浓的佳作。这种上海味里，就包括浓厚的国际视野、个人权利、理性算计、尊重知识和权威。

《爱情神话》里有一些展示这种海派文化的细节，比如一个摆摊修鞋的人，也是要喝咖啡、谈论专业素养和高雅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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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上海共有6913家咖啡馆，是全球排行榜第一名，远超伦敦、东京、纽约等城市，每万人拥有2.85家咖啡馆，每平方公里就有0.86家咖啡馆。

接纳多元文化的上海，有很大的文化包容力，吸引大批的人才到上海落户。上海房价飞涨，根本原因是这座城市对精英和人才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