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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與意大利總理德拉吉（Mario Draghi）在意大利總統府奎裡納萊宮（Palazzo del Quirinale）簽下了《法意條約》，確立雙方在不同層面的合作關系，以至在布魯塞爾的“統一戰線”。

此協定被不少歐洲媒體類比於1963年德法二戰後的友好協定《愛麗舍條約》（Élysée Treaty），而其簽訂時間適逢主導歐盟政治16年的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卸任在即，更給人“法德同盟”企圖搶當歐盟盟主的遐想。

雖然《法意條約》在馬克龍2017年上台不久後就開始鋪墊，然而2018年意大利民粹聯盟政府上台後，法意關系跌至法方形容的“二戰後最低點”（按：不要遺忘墨索裡尼曾入侵法國），《法意條約》就一直擱置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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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之爭到法意之盟

法意之間一直都存在著緊張關系。除了歷史問題之外，在薩科齊（Nicolas Sarkozy）與貝隆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的年代，雙方已就難民問題沖突。在外交層面，例如在如今戰火暫停的利比亞，法意所支持的勢力也站在對立方。

2019年初黃背心（Gilets Jaunes）示威期間，時任意大利副總理迪馬約（Luigi Di Maio）曾親訪巴黎與示威領袖見面以示支持，擺明車馬支持這個以反馬克龍為主軸的抗議。同時，他更無端向法國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西非法郎開火，指責法國“剝削非洲”。意大利右翼亦常有指控法國搶奪達文西的傳承權（按：《蒙娜麗莎》展於羅浮宮）。

而法國企業近年大手收購意大利各行業的企業（法國在2019年是意大利的最大外國投資者，意大利卻是法國的第8大），也在意國引來重大不滿，有極右議員更曾形容來自法國的大舉收購將使意大利成為“巴黎的殖民地”。本年初，法國造船巨企Chantiers de l’Atlantique對意大利同行企業Fincantieri的收購案就失敗告終，如今法德合資軍工企業KMW+Nexter對意大利同行企業Leonardo的收購案亦是兩國爭議焦點。

然而，在意大利中間左翼聯盟政府踢走極右之後，其第二孔特（Giuseppe Conte）政府與法國關系已明顯轉好，雙方去年在疫情下的通力合作已成功說服向來傾向“守財”的默克爾轉軚，支持了歐盟大規模共同舉債（即變相由富國支援窮國）的破天荒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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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2月，作為挽救歐債危機英雄人物的前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上台後，法意兩國更是愈走愈近。馬克龍與德拉吉二人9月就曾在馬賽的一家米芝蓮三星食府吃了四個小時晚餐，到午夜過後也暢談忘返。

這次《法意條約》簽署的選址，也是別具匠心。奎裡納萊宮原是羅馬教宗的夏宮，到拿破侖入侵意大利期間經過重新設計成為其皇宮，被喻為最切合其“大帝”身份的宮殿。在此象征著法意兩國復雜曲折歷史糾葛的場所簽下友好條約，無疑是要突顯出馬克龍、德拉吉二人一筆劃去不快往事的冀望。

《法意條約》的內容涵蓋層面極廣，包括安全、國防、歐洲事務、移民問題、工業、戰略性產業（5G、人工智能、雲端技術等）、司法、初創資金、創新行業、宏觀經濟、文化、青少年等。條約要求雙方處理上述項目的部門通力協調，而兩國的整個政府每年將舉行一次峰會。

在歐盟層面上，協議也要求每當歐洲理事會27國領袖會晤或其他歐盟會議之前，法意兩國將事先協調立場。目前，法德兩國也有同樣的安排，可見未來的法意兩國在歐盟層面也將以類似法德陣線的形象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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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同盟劍指德國？

《法意條約》的確立，在默克爾下台在即、新任德國總理蕭爾茨（Olaf Scholz）布魯塞爾經驗尚淺、德國出現1950年代以來首個三黨聯合政府的變局之下，就顯得尤其重要。特別是在歐盟正處於財政改革和氣候政策的風高浪尖之際。

在財政改革方面，歐盟早有所謂的“穩定與增長協定”（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SGP），要求成員國將財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之內，並將政府負債控制在GDP的60%之內，成員國在每年為此向歐盟委員會匯報。自歐債危機以來，此規定一直是北方財政穩健國與南方負債沉重國的爭議所在。經歷過疫情之下的暫緩執行，以及各國對於自身長遠投資不足的醒覺，不少國家都希望改革此規定。

德國一直屬於傾向反對改革的陣營。雖然此刻傾向財政保守的默克爾即將離任，而社民黨（SPD）的下任總理蕭爾茨也對改革SGP持開放態度，不過根據不少分析，這大概只會對某些投資項目（如綠色投資）作豁免，而非大刀闊斧的改革。加上德國財長一職將由比默克爾更著重小政府的自民黨（FDP）黨魁林德納（Christian Lindner）擔任，德國料將成為改革阻力。

此時，法意兩國以歐盟第二、三大經濟體形成夾擊之勢就特別重要。事實上，在《法意條約》簽訂之際，德拉吉就公開表明SGP從金融海嘯以來已被證不足，歐盟“必然修正過去、規劃未來”。

另一方面，歐盟會否將核能當作“綠色能源”也將影響未來的氣候投資。在此，作為新聯盟政府一員，德國綠黨對此堅決反對，但七成發電依靠核能的法國卻力主將核能介定成綠能。德法立場對立之際，意大利就有明顯的介入空間——雖然意大利十年前曾以公投中止新核電廠的興建，但其政治阻力遠不如德國，因此是法國可以拉攏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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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豬”的復興？

這個“法意同盟”的走向，配合德國政府換屆，為英國脫歐後盟內地位相對提升的意大利，提供了甚多國際政治籌碼。而不經民選、民望卻高見七成的德拉吉，也成為了意大利數十年來難得獲廣泛國際尊重的領袖；疫情與歐盟給予意大利最大額的復蘇基金（總額約2,000億歐元）也為意大利帶來了難得的改革和重推經濟增長的本錢。不少人也在問，意大利這個曾淪為“歐豬”之一的盟內大國能否借機重振國力。

雖然意大利本年經濟增長預計高達7%，但這只是疫情沖擊後的復蘇。事實上，意大利2019年的實質GDP比2000年還要低。相對而言，法國和德國同期的實質GDP就分別增長了16%和24%。

意大利最嚴重的問題在於體制缺憾長期不能解決，其官僚系統繁瑣、司法程序漫長，不少人連打官司的意志也缺乏，司法系統的運作不良就大大打擊了投資者的投資意欲——根據歐盟委員會的數字，解決一場民事官司在意大利平均需時超過500日，這是德國的2.5倍之久。

此刻，意大利最難得的機會在於德拉吉的任命。由於政壇上除了極右意大利兄弟黨（FdI）外，包括另一極右聯盟黨（Lega）在內的絕大多數政黨如果提前大選都定必失去議席，因此他們都堅決支持德拉吉這個威望極高的人繼續當總理，甚至不惜放棄自己的主要政綱。這，就造成了一個極為特殊的局面——因比例多數制形成政黨林立、政府慣性頻繁倒台的意大利，竟然出了一個歐盟主要國家中最穩定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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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吉上任以來強硬抗疫，一早實施了歐盟國家中較為嚴格的疫苗接種政策（所有雇員必須接種疫苗或提供兩天內的自費陰性檢測），大大推高了疫苗接種率，又通過了一系列的官僚體制和司法改革，並正在推動改善市場競爭性的政策。此等大刀闊斧的政府行動為長年以來所未見，不少學者甚至擔心國會多黨對德拉吉的服從給予後者過大權力，批評這是威權主義傾向，稱意大利已變成“德拉吉斯坦”（Draghistan）。

吊詭的是，除了外部因素的影響之外，意大利能否把握好這個復興時機，很大程度取決於“德拉吉斯坦”能否存活下去。

目前，根據民調，如果意大利提前大選，由兩大極右黨派與貝隆斯科尼的傳統右翼意大利力量黨（Forza Italia）組成的右翼政府料將上台，很可能會使德拉吉的改革路線中斷，並使意大利成為歐盟下一步整合的絆腳石。難題就是要如何留著德拉吉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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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吉的三條路

最理想的狀況，是德拉吉留任至2023年中再如期舉行大選。如果當時改革路程成功，甚至能讓民眾看到成效，這有可能會阻止極右政黨為主的政府上台。

然而，改革成效有疫情和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並不在德拉吉可控的范圍之內。於是，來年1月的總統選舉，就成為了值得關注的變局。由於意大利總統在總理任命和部長任命上行使權力的空間較大，即便右翼勝選，如果德拉吉控制總統一職，他也可以盡力推舉願意保留其改革路線的政府上台。

問題是，如果德拉吉參選總統，他必須放棄總理一職，在另一威望不足德拉吉的總理主政下，提前大選，也即是極右勝選，就變得更有可能。這就造成了德拉吉至今也未肯表明自己會否參選總統的現象。

於是，這就回到了《法意條約》的邏輯，也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意大利央行行長Guido Carli對於二戰後意大利經濟發展史的解讀——意大利政治階層沒有維持一個社會運作與發展的精神，因此該國必需國際或跨國壓力去迫使意大利接受對其有利的規范。Carli稱此為“外部規限”（vincolo esterno）。

有德拉塔參與的意大利加入歐元區過程如是，疫情後以改革計劃換得歐盟復蘇基金資助的行動亦如此，此刻德拉吉以《法意條約》規范化兩國官方的合作關系亦是出於同一道理。當外部的規范存在之後，後來的意大利政客也許將無意或無力去與之爭斗，最終屈於“外部規限”之下。

無論德拉吉的種種嘗試最終能否重振意大利的國力和經濟，此時此刻的國內外環境的確是意大利難能可貴的“大國復興”良機。到底意大利將來能否化身為歐盟一方強國，還是繼續深陷持續不斷的政治肥皂劇中，未來一兩年值得我們小心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