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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银行人大逃离：行长降薪七成，员工菜场发传单 

[/align]“金饭碗已经没有含金量了”，接受采访的几位前任、现任银行从业人员，曾享受了银行业大爆发的红利，也亲历了红利不再的失落，不再忍受内卷的他们，开始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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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郑州那场暴雨吗？

两位郑州某银行实习生冲进暴雨急流，救了五个人。

刚在银行实习10天的他们，被银行破格录取为正式员工。

在一众叫好声外，也有不少质疑，“在银行工作，这算是报恩吗？”，“银行可不同以往了，转正了也没啥可庆祝的。”

“质疑的都是懂行的业内人士”，去年离职的前银行人尹华笑得意味深长，“从城商行、到股份行，到国有大行，一水儿的卷”。

今年上半年，四大国有银行从业人数减少了22355人（不包括劳务派遣）。其中，宇宙行工行人数从去年年底的44万减少到43万，中国农业银行从45.9万减少到45.4万，中国银行从30.9万减少到30.5万人，中国建设银行员工从34.96万减少到34.55万人；其他银行亦不例外。

员工缩水，既有银行的主动优化瘦身，也有银行人的主动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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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华 女 85后 某地方性商业银行前支行副行长
十年薪水未涨，被迫扫街发传单，裸辞创业亏掉几十万不后悔
尹华辞职那天，恰好赶上支行十周年行庆。
接过辞职信的支行行长并没有太惊讶，毕竟开业时的老员工都已陆续离职，尹华是第23个，也是最后一个。
场面上的挽留客套又敷衍，仅仅持续了几十秒，就匆匆告结，“现在银行不好进，你要认真考虑下”。
要不要离职，其实尹华已经考虑了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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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行长、金融精英”，这些职业标签，曾是她带给父母的荣耀, 也曾给了她优渥的生活。如今，30多岁要换个赛道从零开始，人生之艰，可想而知。

然而，递交辞职信那一刻，尹华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却远大于对未来的忐忑。

2011年，尹华在两千多人的竞聘大军中拔得头筹，顺利进入一家地方性商业银行，在新成立的一级支行担任客户经理。

通过半年的考核，尹华成为正式员工。此时，她的月薪已过万，当时所在城市的商品房，均价也就5000元/平方米，当地普通白领的月薪，也就四五千左右，尹华感觉未来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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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是银行工作最为吃香的时候，与尹华同期入职的同事兼闺蜜于琳，后来私下透露，艺术专业的她，并不符合银行的招聘要求，是做生意的父亲，通过银行领导暗箱操作，花费20W打点后，以“资源型客户经理”的定位，成功端上了银行的“金饭碗”。

银行内部，一般都把直系亲属中有银行从业者的（拥有一定的客户量）、亲属中有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最好分管财务工作）、亲属中有在银行所在辖区政府任职高官的这三类员工，默认为“资源型”员工。

听闻于琳的秘密，一方面，让尹华体会到了自己工作的含金量，另一方面，不平感也陡然而生。

尹华同事中，还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姐，家里和当地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关系很铁。

通过她的关系，这家上市公司在银行开设对公账户，常年趴着上亿元存款，大姐享受了不用上班的特殊待遇，收入、福利与其他客户经理不相上下。

这让信奉个人奋斗的尹华，多少有些不满。

管理文化的不认同，一度被升职给掩盖了，但是，当行业增长放缓甚至停滞，当升职和加薪都已无望，不满和失望就会彻底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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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除夕前一天，行长把员工陆续叫到办公室分发年终奖金，等待尹华的却是当头一棒。
“XXX公司的500万元不良贷款，按照总行的罚款明细，要从经办人的年终奖金里面扣，你的奖金罚没了。”行长的语气没有一丝温度。
忙碌一整年，却因第一笔不良贷款颗粒无收，尹华沮丧万分。
但那时的她并没有意识到，职场真正的滑铁卢即将来临。
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互联网金融凶猛入侵，银行业受到冲击，贷款业务开展得举步维艰，曾经客户络绎不绝，后来变得门可罗雀。
尹华无可奈何，“柜台高峰期每天叫号高达200号，后来每天最多只有60号”。
不良率高企的问题也开始暴露，“2015年我们支行报表上的不良率高达25%以上，但我心里知道，真实的不良率更加触目惊心，为了不影响整体考核，行里选择了暂不上报”。
不良贷款对银行利润影响很大，尹华所在的银行被迫调整了业务结构，开始以存款业务为主，同时向零售业务转型。
在那之后，尹华每天早上7点到11点，都要去菜市场发小传单揽储，每次都会遇到其他银行的员工。
一次发小传单时，被妈妈的闺蜜看见了。隔天，小区的三姑六婆就在议论，谁谁家女儿在菜场当推销员，银行落魄了。
酒桌上拉客户，也成了必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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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行里宴请区里掌握拆迁款的领导。

这位领导好酒，对于尹华等人的推脱很是不满，“你这个行长怎么当的，下面的员工个个喝酒畏畏缩缩，好好跟XX银行学学”。

被数落的行长立刻要求尹华和同事，将三两装的白酒一口干掉。

“当晚同事们都喝醉了，我还到医院打了点滴”。而一位女同事因拒绝陪酒，隔天在行里的大会上被批评缺乏大局观。

高压工作下，越来越多的同期员工陆续离职。

还在坚持的尹华，2017年被提拔为副行长，负责网点迁址工作。在超高压状态下，刚怀孕的尹华出现了流产先兆。住院保胎第三天，领导便打电话催促返岗，最终导致了胎儿停育，这让尹华和老公伤心不已。

让尹华更为寒心的是，备孕期间，领导就开始培养可以取代她的后备人员，“因为业务难做了，所以每个人的KPI考核都是高压状况，行里觉得我备孕会耽误工作，所以就想换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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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增长的薪水，难以上升的职务，随时被替代的不安，从“甲方”到“乙方”的落差，都让尹华陷入抑郁状态，常常在半夜三四点惊醒后，就再也无法入睡，

2020年初，尹华选择了裸辞。离职时，她的月薪只有1.5W，和2012年正式入职的月薪不相上下，此时，当地房价已经升至20000元/平方米。

离职后，尹华开了一间摄影工作室，虽受疫情影响，两年亏损了几十万，但她从没后悔过离职决定。

今年，闲下来的尹华，打算和老公要一个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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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 男 36岁 某地方性商业银行支行行长
工作11年，年薪从60万降到20万，如今去留两为难
从业11年，高杰总共跳槽四次。前三次一路涨薪，而第四次跳槽，年薪从60万直降到20万，但这是他的主动选择，“干不动了，保命要紧，之前的工作压力太大了”。
高杰的上一个东家是某上市股份制银行，他担任分行营销部总经理一职，离职前年薪达到60W+。令人羡慕的收入背后，是常人无法承受的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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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三年，他几乎都是每晚11点之后回家。妻子也是银行人，高杰收入可观，就说服她从银行辞职，做了全职太太。

最初，高杰的繁忙换来了升职和加薪。但最近两年，忙碌没减少，加薪却无望，被迫“丧偶式育儿”的妻子，抱怨越来越多。

去年12月，冷风凛凛，半夜1点钟，终于结束了应酬的高杰，拖着疲惫的身体挨个将客户送到家后，才发现漏接了妻子的十几个未接电话。

原来孩子突发高烧，而在茶座包厢里手机调成静音的他，此时正与客户相谈甚欢。

高杰内心满是愧疚，为了缓和夫妻关系，他随后安排了高档西餐厅的烛光晚餐。好巧不巧，第二天，一个重要的客户需要发放贷款，整个晚餐期间，高杰不断接打客户、下属、上司的电话，反复确认沟通第二天的放款事宜，这让妻子十分扫兴。

一次又一次的晚归和家庭责任的缺席中，夫妻感情出现裂痕，最终妻子选择了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