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

101歲的杜潤生如今住在北京醫院的病房裡，幾乎沒有了聽力和視力，外人的探視和來訪已經基本上無法打擾老人寧靜的世界。站在病房裡，看著安詳的老人，讓人不禁想問："無聲的世界裡，老人是否會想起當年他帶領一批生龍活虎的年輕人揮灑熱情和智慧，把包產到戶推向全國，主持起草五個中央一號文件的九號院往事"。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年和他一起書寫歷史的年輕人沒有忘記。"有辦法使歧見趨一致，無山頭卻門生遍九州。"有關杜潤生的采訪，翁永曦從這幅杜潤生生日時他送的對聯開始說起，認為曾經的領導和老師在這兩個方面有過人之處。這位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最年輕的副部級幹部、曾經的改革四君子之首，告訴鳳凰財經，"當時對聯送過去掛在宴會廳裡，大家都說概括的好"。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杜潤生先後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被公認為中共黨內最資深的"三農（農村、農業、農民）"問題專家，農村改革最重要的決策者和親歷者，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5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關於農村改革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對於家庭承包責任制在中國農村的推廣和完善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那時曾經和杜潤生密切接觸，並被他推薦為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翁永曦說，杜老最輝煌的一頁就是農村改革，農村改革顯示了他卓越的智慧和領導藝術。"他想出'責任制'這個詞來，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用責任制這樣一個非常中性的名詞，把反對的贊成的不同意見逐步地趨向一致，居然就把當時整個農村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撬翻了，這是不得了大智慧，是杜老的過人之處。"

給劉鶴寫推薦信
杜潤生的另一個過人之處是沒有山頭卻門生眾多，他的思想、方法、人格魅力和工作指向，在當時吸引和聚合了許多有抱負的年輕人。

曾長期在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過的陳錫文、杜鷹、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強、張木生、溫鐵軍等自不必說，1982年，劉源到河南新鄉當副縣長、翁永曦到安徽鳳陽掛職，都面臨著農業、農村、農民諸多現實問題的困擾，也都得到過杜老熱情耐心的指點和幫助。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的劉鶴，當年到美國留學，也是杜老寫的推薦信。"在我看來很多人都算是杜老的門生，不知道他們認不認，反正我了解的歷史是這樣。"翁永曦如此表示。

他認為，"杜老門生"是個廣義的概念，不僅年輕人，就是單位裡很多五六十歲的老幹部，甚至一些當時已是省部級領導的老同志，也視杜潤生為師，視自己為他的學生。

"1981年2月，北京大學招待所召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成立大會，鄧力群﹑杜潤生到會致辭。說是'大會'，不過三﹑四十個回城知青，一群'藍螞蟻'白丁。"多年以後，中國稅務雜志社研究員王小強回憶當年圍繞在杜潤生周圍的年輕人成立著名的農發組的情景時如此表示。他感歎，論官階，除了陳一諮當過公社書記，連比科長還小的股長都沒有一個；論學歷，除了羅小朋考上研究生，最高不過大學本科在讀。當時，鄧力群任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杜潤生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黨中央核心智囊高官親自出馬，大張旗鼓，支持一個自發的民間組織，如此特殊，就是放到今天，也絕無僅有。

西皇城根南街九號院
西黃城根南街九號院現已圍牆高聳，門口警衛荷槍挺立，變成某國家領導人的住處。
從四面八方上山下鄉回京的年輕人，在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的指點下，探索著改變中國廣袤農村面貌的道路。當年他們工作的西皇城根南街九號院，也因為出台諸多影響巨大的改革措施而聞名於外。在那個神秘、簡樸的院子裡，年輕人們毫無顧忌地施展著他們的才能，甚至在不自覺中已經將自己的意見直達高層。

"上接天，下接地"，翁永曦將之總結為九號院得人心的根本。這裡信息無礙，機要室也可以進去查閱文件，絲毫沒有神秘感。在去除了等級的農研室，年輕人往往突然發現，自己被重用了。1982年的某一天，翁永曦被杜潤生叫去談話。他忽然被告知，自己已被中央任命為農研室的副主任了，就這樣當年只有34歲的翁永曦成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轟動一時的最年輕的副部級幹部。翁永曦認為，在鼓勵和起用年輕人方面，杜潤生主持的九號院在當時的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中是首屈一指的，沒有哪個部門能夠做到像杜老那樣大膽、放手。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反復強調，當時他只是那個團隊的一般工作人員，和杜老接觸的機會不是很多，但是說起當年的工作他仍是如數家珍。他當年印象最深刻的是杜潤生對農村調查的重視程度，幾乎所有的人，不論是當年的精英骨幹，還是普通工作人員，只要你下鄉了，調查研究中你認為有問題，都可以隨時找杜老去談。

他說，八十年代在九號院形成的這種從上到下對調查研究的重視，乃至於造成當時中央組織部，包括當時的中央領導胡耀邦都會把各地准備提拔的第三梯隊的年輕幹部，成批的送到中央農研室，分插到各個組，跟這一幫年輕人一起搞調查研究。"這些年輕幹部後來很多當了領導幹部，當年是跟我們一起調查研究，沒有大小之分。"

當年杜潤生創造性地在九號院采取了小組制的安排，組是一個局級單位，但是年輕人可以當組長、副組長，局級的老同志可以當組員，各地的這些准備提拔到省級崗位上幹部也被安排到組裡邊跟大家一塊搞調查研究，而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間所有人發表意見都是沒有任何級別概念的。翁永曦告訴鳳凰財經，對這些桀驁不馴的、自命不凡，充滿激情、胸懷天下的年輕人，杜老不靠封官許願、物質激勵，而是給他們為農民辦事、改變現實的機會和平台，引導他們投身改革洪流，在變革世界的同時也改造了自己，這個不簡單。

這種機制下，某年春節過後，剛回農研室上班的幹部就被叫去聽一場匯報，到會議室一看，是劉源、萬季飛等人，都是從中央到基層任職的高幹子弟，在聯絡室的蔣中一看來，"他們無所顧忌，敢講真話，不像地方幹部，報喜不報憂。"。

後來，最高層領導在一次會議中提及這段特約研究員的經歷，"每年一號文件起草前，都要把我們幾個(劉源、陸學藝、翁永曦)請過去，先讓我們講，農村政策研究室處級以上幹部參加。"正是早年這樣的經歷，翁永曦寫出了杜老"無山頭卻門生遍九州"的聯句。

溫鐵軍則告訴鳳凰財經，當年杜潤生不讓大家叫他杜主任，從他那兒開始到下邊的部長，哪怕在省裡面當省長書記的，到杜老這兒來原來的架子全都沒有了，都跟大家打成一片，就得是老張老李。即使是現在，長期在杜潤生身邊工作過的中國村社發展促進會名譽會長余展接受采訪時，仍然不時地稱呼杜老為"老杜"或者"老頭"。"所以這個地方相對來講算是一個最沒有關系的地方"。因為沒有世俗的關系、界限，大家都在盡其所能發揮自己的特長。溫鐵軍認為，九號院是整個中央國家機關當中最有活力和生氣的地方。也有人說九號院是當時中國農村研究和決策參考的"黃埔軍校"。

當年的年輕人，現在許多都已成為中國農村政策乃至整個國家政策決策的重要人物，如陳錫文、林毅夫、周其仁、杜鷹等等，溫鐵軍初涉三農就與這些人在一起。杜潤生90歲壽辰的會上，周其仁在發言中說："大概幾年前，像我們這些當年有幸在杜老指導下從事過農村研究的人，好像得過一個稱號，據說原話是這樣的，這批人無非是杜潤生的徒子徒孫。這不是一個很雅的稱號，但是，我今天在這個場合講，這是很了不得的對我們的一個恭維。我是想不到今生今世會有哪個稱號像這個稱號，能讓我們引以為自豪。"

"讓小家伙投石問路"
"當時很多年輕人對現實有很多不滿，但是問題在於如何去改變，把這些年輕人引導到改變世界、改變現實的道路上去，杜老這一點做得很了不起。"翁永曦說。

年輕時的王岐山陪同杜潤生下鄉調查
王小強(右一)陪同杜潤生到農村調查
曾經陪同杜潤生調研的王小強回憶第一次見到他時就被"招安"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時，他因為寫過一篇《農業社會主義批判》已經小有名氣，並且聽說杜欣賞他的文章，而且准備調他去農委。沒想到見面時杜潤生沒有贊揚他，而且一席話說得他一時語塞，不知如何接腔。"你批判得淋漓至盡﹐但你想過沒有﹐假如你是毛主席﹐怎樣把中國農村搞好﹖"杜潤生如此問王小強。

"第一次面見久仰的杜潤生﹐我一句話也沒說出來。從那以後﹐有思想解放的知識分子朋友說我被'招安'了﹐甚至懷疑我動機不純﹐'想當官'。"多年以後他回憶這一幕時表示，"真正做到執政為民﹐並不容易，站在岸上指手畫腳﹐這裡毛病﹐那裡失誤﹐不等於能把中國農村搞好。要想搞好﹐就得設身處地﹐站在決策者的角度﹐去思考、去調查研究，不僅道路﹑性質﹐而且戰略﹑政策﹐甚至關鍵性的操作步驟。"王小強表示，至今偶爾邂逅不甘沉淪的年輕人，對現實不滿的時候，每每會回憶起杜潤生當年"招安"他的情形。

在翁永曦看來，杜潤生把年輕人對現實的不滿引導到尋求改變現實的方向上去，即使在今天，仍然很有現實意義。"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完了，各種意見都有，也不見得都贊同，對中央決定有抨擊的，有指手劃腳的，我聽了都有道理，但你像杜老問王小強那樣，假如你是最高層領導人，怎樣治理中國？也許很多人都會被嗆住。"翁永曦認為越到高層，作決策的回旋余地就越小，方方面面權衡之後，給出的選擇極其有限。

溫鐵軍還表示，當時杜潤生有意識地在各種各樣的政策討論中讓年輕人表達意見。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討論化肥專營的問題，在主張專營的商業系統的領導說完之後，他特意要求下去調查的年輕人發表意見，"我們說出來的意見就和商業系統的不一樣了。"

張木生還曾經回憶起隨杜潤生到中南海匯報糧食問題的情景，當時一位青年人很沖動地說：你們中央想什麼呢？我們提的數據是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與反復測算出來的，不是拍腦袋！ "走出中南海，我以為杜老會批評我們張狂。沒想到，他老人家嘿嘿地樂：'我就是要讓你們這些小家伙為我們這些老家伙投石問路。'"

女兒眼中的工作狂
杜潤生與其女兒杜霞(右一)等人合影
杜潤生與其女兒杜霞(右一)等人合影
相比弟子們的回憶，杜潤生的女兒杜霞告訴鳳凰財經，在她印象中，父親基本上沒有過工作和生活的區別，從小的印象就是，爸爸回到家一直在工作。印象中永遠是爸爸桌子上的東西不能動，爸爸工作的時候不能吵，爸爸的電話不能聽，爸爸來了客人不能打擾。 爸爸和客人談事請，也往往是低聲的、非常機密，她都不好意思在旁邊。

從女兒的角度看來，父親只有和那幫當年一起被打成右派的老朋友們游泳的時候才算真正的放松休息。後來因為年齡漸大、身體不好，父親游泳的愛好只得停止。

杜霞告訴鳳凰財經。他決定不再游泳的時候特別傷心，好在他又有了新的運動打網球，當時他們那幫一塊游泳的老頭都改成一塊打網球了。

96歲之後，杜潤生身體狀況變得不好，只能長期住院，不過仍然會常想起這幫多年的右派朋友。杜霞回憶“有一年父親過生日，我把他從醫院‘偷’出去見了下這幫老朋友，老頭非常高興，一眼沒看見他拿起紅酒就喝。”而那時，他的身體狀況已經不能喝酒了，有了這麼個小插曲，她再也不敢私自張羅讓父親給老朋友聚會了。

杜霞的描述中，雖然忙於工作的父親和女兒很少有大多數父女之間的天倫之樂，但是父母之間關系一直很好。父親有過兩段婚姻，但在六十多歲離婚後，仍然常去看望母親，而且會關起門來說很長時間悄悄話。

相比之下，近年來杜老身體不好，作為女兒的她反而接觸的更多了。父親甚至能常常表現出在親人面前才有的小性子，老小孩似地撒嬌，甚至提出拔掉醫療器械管子等 "無理"要求。

杜霞說，雖然老人已經幾乎沒有聽力和視力，但還是會根據不同的來探視的人有不同的反應，對熟悉的弟子表現出親熱。

兩三個小時的采訪中，杜霞反復強調父親沒有什麼有趣的事，就是工作。倒是早年和杜潤生接觸頗多的翁永曦曾回憶起在老師家吃飯的情景。1980年下夏天某個周末的上午，杜老約他去家裡談事，中午老爺子說："在我這裡吃飯吧。"翁永曦回憶，當時他還納悶兒，誰做飯啊。沒想到老爺子拎一口小鍋，拿蕎麥面拌水一通攪，然後傾斜著往煮開的水裡用筷子一點一點撥，告訴他說；"這叫撥魚兒，我們山西的農家飯。過去在太行山打仗，後來文革挨斗，我自己弄飯吃，就吃這個，簡單。"

還有一次，他隨杜老去太原出差，晚上散會後逛小吃街，聞著各種家鄉小吃的香味，老爺子不挪步了，"咱們吃一碗吧。"翁永曦攔著說不衛生，老爺子卻樂了："沒事，天黑，看不見。"

不裝錯口袋、不上錯床
九號院的農村政策研究室解散之後，曾經的徒子徒孫們散落各處， 2002年，杜潤生90歲生日，在曾經起草過一號文件的京西賓館，他們再次相聚。杜潤生說："農村改革靠的是一個團隊，我只是這個團隊的一個符號。可喜的是，這個團隊出了不少人才，但沒有出一個腐敗分子。"

十多年後，再次提起這句話，曾在他身邊工作多年，主持編制多本杜潤生著作的余展則提起多年前發生在杜老和門生之間的一次有趣的對話。當年一位杜潤生的門生，如今已是相當級別的領導（應采訪對象要求隱去姓名），調到省裡面去工作前來跟老頭告別，面對杜老嚴格要求自己的叮囑時曾表示，至少會把握住兩條，第一不裝錯口袋，第二不上錯床。杜老聽完哈哈大笑說，"對，這兩條好好把握。"而在杜老看來很多人就是因為沒有做到這兩條而出了問題。

余展說杜老一直對錢沒有任何概念，甚至因此發生了一件軼事。已經90多歲的杜潤生，打車去單位，到了位於北京西四附近磚塔胡同的辦公室之後，渾身上下只找到十塊錢，出租車司機死活不願意，最後還是門衛解圍，司機看在老頭這麼大歲數才罷休。余展告訴鳳凰財經，當天因為司機生病，沒有按時接他上班，他就自己出門打車，沒想到身上沒錢。

不僅是自己對金錢完全沒有概念，杜潤生當年最輝煌時期主政的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也是完全沒有利益的部門。一直深入研究三農問題的溫鐵軍表示，當年的九號院在農村改革領域的貢獻，除了杜老起作用和他領導下的老中青幹部努力之外，很大程度上在於當年中央可以設立超部門的政策協調機構，這是一個完全沒有利益的部門。比如說金融、流通、工業，物資，技術、科學等和農業有關的部門都有自己的利益，唯獨這個部門沒有利益，雖然它小，但是可以協調七個涉農部級單位，而這些在今天仍然具現實意義。溫鐵軍指出，現在的一些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代表自己利益的部門就只能制定出有利於自己的政策。

溫鐵軍告訴鳳凰財經，作為工作證上印著"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國家機構的工作人員，上街甚至沒有錢吃自己想吃的東西，還曾經想過給人做家教掙點外快。他開玩笑說："工作人員窮成這樣，制定出來的政策當然會有利於窮人"。

多次參加杜潤生外事活動的劉志仁則回憶說，在杜潤生參加的外事活動中，外國朋友出於禮節和尊敬送給他的禮物，他總是要求隨行人員登記造冊，決不歸為己有。記得杜老訪日的時候帶回幾大箱子禮品，要求全部交公，一些難以長期保存的食品就送到食堂，請工人師傅品嘗。由於嚴格按照國家規定處理涉外禮品，除貴重物品上繳國庫外，當時農研室一些沒有出國機會或不參加外事活動的人，還可以按照國家規定廉價分到禮品。

化繁為簡大智慧
在翁永曦看來，杜潤生門生眾多之外，另一個過人之處是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農村經濟改革中表現出來的卓越智慧，他把這種智慧概括為"有辦法使歧見趨一致"。

杜潤生與其門生陳錫文
杜潤生與其門生陳錫文(左一)
12月的北京，已是真正意義上的冬天。西皇城根南街九號院附近的空曠清淨，更添加了冬日肅殺的氣氛，讓人有種遠離城市喧囂的錯覺。這個掛著禮王府牌子的大院子，臨街的兩個門都是大門緊閉，東面較大的門還有武警站崗，另一個較小的紅漆大門雖然看不到武警站崗，但是只要有陌生人走近，緊閉的門後就會走出武警，說此地不對外開放，請您盡快離開。

不了解那段歷史的人，或許很難想象，這個如今看上去頗為神秘的院落，曾經在三十多年前那場如火如荼的改革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改革者杜潤生，主持起草了著名的"75號文"和五個"一號文件"。把奠定三十多年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隨後一系列有利於農村發展和農業生產力解放的政策正式寫入中央文件，並得到高層認可。其間，杜潤生用他的智慧，把看似不可調和的各方意見歸於統一。

有關包產到戶，當時包括高層領導在內，意見並不統一，有人贊同，有人觀望，也有人堅決反對。翁永曦告訴鳳凰財經："杜老能夠以責任制這種表述，把各方面不同的意見歸結形成一個底線共識，這就了不起。""你別把事情搞復雜了，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大本事大學問，但最大的本事和學問是化繁為簡。"在翁永曦看來，杜潤生最了不起的、最輝煌的一頁就是農村改革，農村改革裡面最智慧的一筆是把所有的爭論在責任制這個表述上歸於統一。

"責任制是個中性的提法，做什麼事情都要講責任。這應該沒多大爭議。農村這塊土地，集體耕作是集體承擔責任，現在把它劃成片，分到戶，你管這塊他管這塊是農戶承擔責任，責任制沒有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之分。"翁永曦如此表示。"包產到戶"從不被接受，到有前提條件接受，再到最終被各方廣泛認可，成為改革開放過程中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

1979年3月，剛成立不久的國家農委召開了七省三縣農村工作座談會，這是杜潤生主持的一次專門討論責任制的會議，參加會議的七省農口領導對包產到戶有支持的，也有反對和觀望的。在杜潤生自述中，提到這段歷史，他表示：會議在上級的幹預下，產生的文件不得不妥協，一方面繼續宣傳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另一方面又說，"包產到戶"不是統一經營，接近單幹，但不同於單幹。特別提到，對於群眾搞包產到戶，"如果一時說不服，也不要勉強去糾正，更不能搞批判斗爭"。而且第一次提出"在一些特殊地區應當允許包產到戶"。這句話等於批准既成事實，可以說是開了個暗口。

而正是這種杜潤生所謂的"妥協"，讓當時在杜潤生領導下工作的段應碧等贊歎不已。他回憶，正是杜潤生想出在"孤門獨戶""邊遠地區"等特殊地區做文章，才給"包產到戶"開了個小小的口子，實質上宣布了包產到戶不是不可逾越的紅線。段應碧在這篇文章中表示："當初包產到戶就是在這句話的鼓舞下逐步蔓延開的。"

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比如提出的包產到戶是"雙層經營"，農產品流通的雙過渡，肩挑手扛自行車馱不算長途販運，請幫手、帶徒弟不算剝削，私人企業具有"可塑性"等，都是杜潤生高超智慧的結晶。正是這些看似平常的說法，保證了文件的順利通過，對當時統一認識、推進改革起著極其重大的作用。段應碧回憶說，"我們幾個在他的直接領導下，負責文件操刀的同志，每次都是贊歎不已，我們怎麼就沒有想到呢。"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更是舉出一個極為生動的事例來說明這一點，他曾經對杜老提出的雙層經營這個說法不以為然。在起草1983年1號文件的時候，他在電梯裡順口向杜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說這個雙層經營，我不是很贊成，農民這層是經營，村裡這層好像不是經營。結果杜老當時跟我說了一句話，到現在21年了，依然在耳邊回響。"杜老說，"小青年啊，不知道厲害，不說雙層經營這句話，是要掉腦袋的。"陳錫文感歎："農村經濟體制能夠比較順利的推進，而且在一種似乎沒有發生很大的社會震蕩的情況下就把農村的財產關系朝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的方向捋順了。但是，假如當初要是有人提出，包幹到戶的結果會長出一大塊個人財產的話，那農村改革就搞不下去了。所以，我覺得杜老當初提出雙層經營，確實有著非常深刻、非常強烈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考慮，這才得以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將農村改革順利推進。"

因為有這種政治智慧，杜潤生在政治領域中的"對立面"也大大減少。翁永曦表示，任何一個變革都會侵犯到已有的利益格局，杜老居然能夠使不同格局的代言人，逐步地都贊同或默許他的改革主張，"有辦法使歧見趨一致"是大智慧。

當年的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劉堪把他的這種智慧用"縱橫折衡"來總結，"就是要照顧到上下左右，看不同情況、不同認識，取長補短，盡量兼顧，以利於政策的出台。" 他說。

20多次提組織農民協會
已經101歲的杜潤生一生關注農村農民問題，在余展看來，晚年他長期住院但仍在關心農民的問題。

病榻上仍舊關心糧食問題
病榻上的杜潤生，聽杜鷹(右一)和周其仁(左一)談農業問題，聽說糧食連續6年豐收，豎起大拇指稱贊。
2010年，老家山西的一個單位想讓杜老題幾個字，考慮到當時他已經98歲，而且身體不好，他們商量就題"關注農民"四個字。"但是沒有想到他寫完後還不撒手，琢磨琢磨又加了一句，'先組織農民協會'，然後才把名簽上。"在場的余展如此告訴記者。當時98歲的杜潤生已經不能吃東西，長期依靠鼻飼，還念念不忘組織農民，足見這件事在他心目當中確實占有相當的分量。

此前更廣為人知的一次則是，2002年在門生們以農村改革座談會的名義為杜老祝賀90歲生日時，他說還有兩件事放不下，一是轉移農民，再有一件就是組織農民。

余展長期負責整理杜潤生講稿和出版相關文集的工作，對他的講話和思想頗多了解，他告訴鳳凰財經，杜潤生念念不忘這個事，在他的公開的講話中，有關成立農民協會就提到20多次，一直到2010年98歲的時候。"他之所以念念不忘這件事，是因為農民沒有一個組織，提升不了自己的地位，而杜潤生覺得要提升農民的政治地位。"余展表示。公開資料顯示，有關農民協會的事情，八十年代中期杜老就找過小平同志，當時小平同志問他，農村還有什麼事啊？他就提出來，要組織起農民。

在這個問題上翁永曦有著和余展幾乎一樣的理解。他說："農民要維護自己的權益，要有發出自己聲音的組織。我們有工會，有共青團，連戴紅領巾的小孩子都有個少先隊，八億農民沒有自己的組織很荒謬。所以成立農民協會應該不存在爭議。"

就是在那次生日聚會上，杜老語重心長地對門生們講："現在有兩個方面還沒有破題，一個是如何用市場機制激勵人，一個是如何用民主政治團結人。你們要努力。"

（文/吳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