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存在农村地区的两个恶性循环。首先,贫穷导致光棍。在越是贫困的地区,女性更愿意离开村庄,导致原本性别比就很高的农村,女性更少。而一旦女性去了更富裕的地区,就再也看不上原先村里的男性了,因为他们实在太穷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贫穷,女性更加迫切地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变拮据的生活状态,因此进一步抬高了婚嫁的费用。其次,光棍导致更加贫穷。在缺乏家庭动力与人生目标的情况下,有的光棍会沉迷于吸烟、喝酒、赌博、毒品等,逐渐荒废农田,变得更加消极和贫穷。遗憾的是,在一些学者与媒体的解读与农民的理解中,光棍之所以找不到老婆是因为他们自身“文化水平低”,“思想封建”以及“没有缘分”等,这是本末倒置的说法,也是典型的“责备受害者” (Ryan1971)。
第二种恶性循环是结不起婚-光棍-必须付更多的钱才能结婚。费孝通曾在《江村经济》中曾提到,当农村工业不景气的时候,晚婚和“小媳妇”制度便产生了。而当童养媳被法律禁止,男性又无力借贷并偿还婚礼钱的时候,无限的晚婚就会造成一大批单身汉。而一旦单身汉过了适婚年龄,当他们想娶老婆的时候就要补偿更高的代价。并且,很多单身汉面临的不仅是年纪大的问题,很多情况下也面临教育水平低、无固定职业、身体缺陷、不良嗜好、家乡偏远等问题,这时他们唯有出更多的钱才有可能娶到媳妇,以补偿女方受到的“损失”。这对贫穷的农村单身汉来说成为无解的题目。
我们应该注意到,婚姻开销上升并非只局限在农村,也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在整个国家去集体化和经济全面市场化的背景下产生的现象。刘燕舞通过分析河南、湖南与贵州豫湘黔三个村落时发现,经济因素对光棍形成的作用是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凸显的,另一位学者徐安琪通过分析上海与哈尔滨两地五十年间择偶标准的变迁也得出了1980年代以后经济取向越来越重要的相似结论。
集体经济时代致力于消除城乡差别、体脑差别与工农差别,无论是农村的工分制度下,还是城市的国企体制中,个人收入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因此对婚姻的物质要求并不高,而对个人成分政治因素有时更为看重。而在去集体化之后,在市场经济个人利益驱动与物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个人的贫富差距拉开,对婚姻的物质要求才不断攀升,甚至有“婚姻商品化”的趋势,这才是老乡口中“娶老婆等于买老婆”背后深层次的含义。阎云翔在调查黑龙江下岬村时发现,1980 年代中期开始,当地彩礼逐渐由实物变成现金(当地称“干折”),对彩礼的要求变得更加“高档现代”,“单子上甚至包括像沙发这种刚刚在乡下流行开来的城市家具。有些要求,比如4套高档床上用品,完全超过了新婚夫妇的实际需要”。
另一方面,在城市进入较快发展而农村收入水平无法跟上的情况下,随着人口迁移与通婚圈的扩大,发达地区的婚姻开销即便是稳步增加,对落后地区来说也是突飞猛增,农村的婚费再涨也难以赶上城市,只要中间存在差价,女性就有进一步流失的可能,这是一种“双重涨价”。更何况如今在城市,工薪阶层因为没有房没有车而结不起婚的情况也很普遍,更毋宁说农村。刘燕舞在调查农村各地后总结:“南方农村越来越偏向于要求男方在结婚时到城镇或县城甚至市区买商品房,而北方农村则强烈倾向于男方在结婚时必须在村子里建好新房子。至于彩礼的节节攀升,南北均同。”
从1980年代开始,农村向县城看齐,县城向城镇看齐,在城市里买房、模仿城市的彩礼标准这一婚姻高消费现象在农村越来越具有合法性。在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分化、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婚姻开销的几何级上升与婚姻资源严重失衡的双重挤压才是农村光棍群体突增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