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

9月14日，一则关于中美军方幕后通电的消息，引发美国舆论的普遍关注。尤其特别的是，这种通电的发起方是美军最高将领，目的是在美国2020年大选乱局期间知会中国军方高层，美国不会对中国开战。拜登（Joe Biden）15日未否认这则消息。美国右翼则批评美军将领这种行为是“叛国”行为。

这个故事或爆料本身在美国国内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它所体现出的中美两军幕后沟通与协调才是值得关注的。这从另一个侧面看出，美国对华发动舆论战、科技战和贸易战的同时，美国军方最不希望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2020年大选冲刺阶段，笔者曾在公众号“中美2049”发表文章《接下来20天 特朗普最危险》提到，不排除时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通过短暂的对华军事操作转移视线，向国内支持者树立强势领导人形象，包括在台海和南海地区可能和中国发生冲突。而根据美国媒体的爆料，2020年美国大选冲刺阶段，美国军方的确存在过这种担忧。

两名《华盛顿邮报》记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科斯塔（Robert Costa）在即将出版的新书《危局》（Peril）爆料， 2020年10月30日，也就是美国大选前4天，以及2021年1月8日，即国会山暴乱发生2天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Milley）曾两度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将军，向他保证，美国是稳定的，不会对中国发动袭击，如果发动袭击，也会提醒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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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美国选举年中美关系紧绷的状态下，美国军方还是选择绕开总统，和中方沟通，确保两国不会因为特朗普的可能失控而发生军事冲突。特朗普14日否认这类爆料，称自己从未想过要攻击中国。但实际上他没有必要出面否认，毕竟美军将领采取的只是一种预防性举措，只是对当时形势的一种研判，旨在规避风险。而且，米利第二次通话是在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沟通后打给中方的，后者询问他是否有办法防止特朗普发动核战争。

这种预防机制体现了中美两军关系的特殊性。这种特殊一方面是美国军方、政党及总统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则和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有关。

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总统是政府首脑、国家元首及三军统帅。但美国国会也有法律明确将执政党同美国武装力量分割开来。虽然总统是三军统帅，但军方领导层也要按照宪法赋予的、国会法律所规定的决策机制和程序行事。佩洛西和米利通话，两人一拍即可，也是为了确保程序上能够阻止特朗普可能的破坏性行为。

虽然美国建国以来尚未出现武装力量和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冲突，但美军领导层在特殊时期也会警惕总统可能的违宪或违法行为。比如，1974年8月时任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面临弹劾期间，时任国防部长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就曾明确向军方下达指令，在接受尼克松指令前一定要先知会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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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则是党指挥枪，坚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所以决策权和执行力之间没有任何模糊空间。这一点和美国不同。特朗普执政后期引发的宪政危机，包括国内对他可能通过军事袭击转移选民注意力、吸引选票的担忧，都和美国宪政体制下的一些模糊空间有关。这迫使美国军方不得不私下和中国军方沟通，做出澄清和保证。

比如，米利和中国军方的第一次秘密通话就是为了向中方做出保证。米利得到情报认为，中方可能认为美军正在南海准备发动袭击，当时两军在南海都在举行军演，且打中国牌的特朗普对华态度强硬。米利于向李作成保证，美国政府仍然稳定，一切都会安好无事。美国无意攻击中国，也没有任何对华作战行动。如果美国要进攻，也会提前告知中方。

大选后拜登就职前10多天的第二次秘密通话更能凸显美军的审慎姿态。根据爆料，当时还打电话给美军印太司令部上将戴维森（Philip S. Davidson），建议他推迟当时即将举行的军事演习。这些做法也是为了消除北京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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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秘密通话可能会让美国国内极端派和个别盟邦感到不适，但它恰好有助于中美两国降低冲突风险，凸显美军和中国不开战的底线和共识。而且，在美国结束中东两场战争之后，美国军方也不希望开辟新的战场，非常愿意和中国军方对话。只不过碍于两国政治氛围，美国军方又不得不限制和中方的对话。

但是，两国政治氛围越紧张，两军就越有必要开展接触。尤其是两国历史和文化差异大，两军想要消除误解、防止误判，沟通模式就应该别具一格，不受体制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约束。

现在，拜登政府强调对中美关系进行负责任管控，实际上不光是指外交接触，而是更多指两军之间的沟通。如果拜登继续延续强硬的对华政策，美国军方和北京开展公开和幕后接触的压力就越大。预计接下来，美军仍会寻求开展和中国的军事接触与对话。这也是白宫寻求中美元首会晤的一个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