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立]

你可能不知道的真相

地知天知 8/15

[guokybh]

不知道就不知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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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8]民国时期的工人工资[/size]

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

我们可通过中共早期的革命家张金保和包惠僧的回忆录，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可大致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 

当时武汉的普通纺织女工月薪30多块大洋，是一种什么生活水平？

这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我们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

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20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7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穷到只能靠吃大闸蟹度日了？

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月薪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 5块钱。”

与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成这样：

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应为两百斤；1包面粉，应为44斤。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

20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1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6、7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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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城市，也大抵如此。

30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

在重庆，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5角钱。

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

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size=17]再看金价：[/size]

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元，1927年65元；

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

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

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

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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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7]房租价格：[/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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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

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

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立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

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 

[size=17]又如在北京：[/size]

“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圆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21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从20年代中期，一直到30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和14.5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到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右。

与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元跌到40元。 

[冰冰桑]

三块大洋足够一个月开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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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包惠僧在回忆录中还写到：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包惠僧在回忆录中继续写到：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

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 利，如“每年有15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60岁退休，工资照发”。

[HongMei]

好像那时候的韭菜还有些权利和自由

[逸立]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20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8块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一个小工，年薪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 

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就是在导师和博士生之间也仍然普遍存在。 

[逸立]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20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元增至1.26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