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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考察早期细菌，病毒的生存方式，在农耕文明出现以前（相当于自养式光合作用的细菌以前），人类基本上没有手工艺和复杂的社会分工（而复杂的社会分工的古文明形态常常出现在农耕文明的两河流域，黄河长江流域，印度河恒河，尼罗河流域）。而其他地区基本上是部落为单位的游牧寄养式（不断迁徙逐水草而居的寄生异养），除了“征战”而没有文明形态，部落之间常常因为资源与利益战争，暴力，掠夺和抢劫不断。这种情况在亚洲，和中亚北方最普遍，长期生产力十分低下，没有什么文明型态。而欧洲大陆也是从罗马帝国以后的封建制度的农耕文明开始。

但是，农耕文明也受到可耕地面积和产量的约束，周期性出现人口增长，大饥荒的天灾人祸，战争人口大灭绝和减少的改朝换代。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这样周而复始。

这种情况与病毒，细菌的寄生和异养生存有关，例如：异养寄生的腐生细菌作为生态系中重要的分解者（寄生，食物链底层），一旦腐生宿主被“分解”消耗殆尽，细菌的“自相残杀”

或者“自杀”模式也就“启动”，暴力，抢劫，战争爆发。没有像动物一样的自主性迁徙，寻找新食物的能力。病毒，细菌只能够依靠水流，或者空气的自然流动而寻找下一个宿主。

所以，多细胞有组织分化的高等生物“形成”，动物，植物的生物圈食物分解链形成。非常相当于人类出现高度分工合作的“工业化”以后，人类才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和“寿命稳定”的最基本生存问题。

也就是说，寄生和异养病毒，细菌无论破坏力，寄生能力，分解能力，排斥异己的能力多么“强大”，他们的生命周期，繁殖能力都是无法“保障”和“确定”的。所以，只有高级组织分化的生命的动植物，才有确定性的，可预期的“寿命”而言！他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开花，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而细菌与病毒政治的生命形态无论多么“繁荣”，渗透繁殖能力多么强，乃像糠秕被风吹散。他们怀的是糠秕，生的是碎秸。他们酵母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酵母菌产生的酒精）。当酒精浓度达到一定值，就自取灭亡。

同理，人类文明如果想保持“可持续性”，永续发展和世世代代延续，必须要解决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分工问题。而不能够就像酵母菌一样，自我膨胀，自我发酵。

而不是像病毒，细菌一样的简单依赖于腐生宿主的“单一群体化”的攻击性，腐蚀性的“政教合一”组织形式。而必须多细胞有组织分化，各个器官相互配合，分工合作，形成以适应不同“环境”，不同“食物”来源的“复杂生物”。

为什么中东中亚，非洲穆斯林，部落文化必须政教合一的战争，暴力，掠夺和抢劫模式？因为他们没有在细胞维度以上“高度分化”的“工业化”的社会组织能力，生产能力，创造能力，以及能动性。个体基本上是“被”严格意义的“束缚”在“家庭”或者“宗教部落”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