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

中美天津会谈结束后，外界都在关注两国接下来如何开展接触。由于白宫已经设定了同中国举行元首会晤的时间表，所以美方接下来预计还会派出官员同北京开展某种形式的接触。但是，在对抗和竞争大于合作的大背景下，拜登（Joe Biden）政府对华接触真能如期所愿、向美国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吗？

7月31日晚，在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主办的第七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创始所长、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以及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主席桑顿（John Thornton）等美方专家就当前中美关系发展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

芮效俭（J. Stapleton Roy）称，许多人希望拜登上台后会采取一个不那么针对性的对华政策，结果让他们失望了，新美国政府对华的政策似乎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强硬路线，包括保留关税和延续在新疆问题上“种族屠杀”的定位。拜登的高级官员明确说中国对华的接触政策已经失败，竞争应该成为双边关系主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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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当前非常危险的局面？芮效俭提到了中美关系水平降至半个世纪以来最低点的两个关键背景因素。

一是美国在过去50年大部分时间非常自信，认为中国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不会威胁到美国核心利益，两国的分歧可以通过外交接触来解决。但是，现状并非如此。其中的首先要必须认识到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和中国都处于根本转型之中，这种转型会影响各自在世界上的地位。美国寻求调整国际局势，但它已经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不仅仅是由于它的实力下降，而且还因为有其他国家崛起成为大国，中国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他认为，一个新的多极世界正在形成。但过去五年，美国极不愿意放弃冷战结束以来的主导地位，拒绝通过调整构建一个新的均衡态势。

二是过去五年美国国内社会极化和政治极化严重，已经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大国信誉，而中国则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积累了大国具备的财富和军事的实力，改变了中国民众的心态。这是郑必坚提出中国崛起概念时没有考虑到的。现在的中国人民要求采取和中国实力相匹配的更为强硬的政策，中国周边国家以及美国发现中国和平崛起、不欺凌邻邦的保证也不再那么可信了。

所以，芮效俭认为，任何一方或双方误判都有可能让世界滑向“前所未有”的危机。之所以是“前所未有”，是因为中美都是核大国，彼此对抗与冲突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双方修复双边关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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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芮效俭同样提到，幸运的是，虽然拜登政府和上一届特朗普政府存在一些“表象化”的相似性，但实际上存在根本不同。

拜登总统是自老布什（George H.W.Bush）总统以来在国安和外交领域的经验非常丰富的总统，任命了有能力有经验的官员担任国务卿和国安顾问。这些官员不看稿就可以和中国官员长时间对话，就任何一个国际话题侃侃而谈。这一点是特朗普政府缺失的。拜登政府行事审慎，解决内部分歧的同时，还能采取长期的政策。比如，拜登政府重申了美国的一中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

芮效俭分析认为，拜登政府也在寻求一个和北京举行例行磋商的模式。最近美国副国务卿舍曼（Wendy Sherman)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副外长谢峰的对话，双方对彼此都有一系列的指控，但从舍曼此行的公开报道中，也能发现一些建设性的元素。

从中方说法来看，舍曼提到，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拜登就职后也已多次和北京联系，表达了同中方进行开放、坦诚交流与对话的意愿，并宣称两国可以和平共存，而且还提到美国也无意遏制中国，也不阻遏中国发展，希望中国进一步发展下去；双方还可以开展良性竞争，在气候变化、毒品控制等地区和全球热点议题上开展合作，加强危机管控能力，避免爆发冲突。而美方说法基本上和中方一致。而特朗普政府是不可能有这种鼓舞人心的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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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实也不容乐观。芮效俭提到了美国国会的制约。他提到，拜登力推国内计划需要得到国会支持，而国会对中国的态度是敌对的。改变这种态度比较困难，但不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对华强硬政策不符合美国东亚盟友利益。这些盟友不希望看到地区两极化，换句话说，就是不支持美国对华强硬政策。长期而言，这会对美国带来影响。

芮效俭认为，接下来第一步就是要让中美双方都软化和管控针对彼此的言辞。政府的职责不仅仅局限于制定明智的外交政策，而且还要通过语言推动公众对外交政策的支持。双方现在并没有这样做。彼此在公开场合的语言表达反而破坏了双方应该采取的明智外交政策。

桑顿（John Thornton）同意芮效俭所说，支持中美双方修正对双边各种问题的表述，也就是软化一些言辞，从而着力于解决更为紧迫的全球问题。

不过，桑顿对中美转折点、冷战或者脱钩的说法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些说法都有情绪性的，煽动性的，没有任何帮助，而且是错误的。他提供了一个长期观察中美关系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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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顿提到，最近他在关注2050年，届时世界人口将会达到100亿，比现在的78亿人口增加22亿。而在增加的22亿人口当中有一半多将会来自9个国家，分别是印度、尼日利亚、刚果、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美国、乌干达以及印度尼西亚。2050年，一小部分的国家将会占到全球65%到70%的GDP。在这样的世界中，很少国家能够单一地去主导全球的GDP。而富国更应该承担起责任，让这个世界更安全和繁荣。

但是，桑顿提到，受到国际旧时思维方式的束缚，大国也有可能害怕失去原有的地位。但无论什么原因，世界上最有实力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都负有极大的责任来领导这个世界，当然是跟其他国家一起来领导这个世界。

他特别提到了中美现在一个强大、独特的优势，即拜登和习近平之间的私人关系。

桑顿认为，两位领导人可以利用彼此相处过的优势，举行一对一建设性的会晤。两国目前还在沿用“周恩来和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刘鹤和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的模式，但眼下唯一可行的模式就是两国元首指定备受信任、资历丰富的个人和特使，让他们进入一个房间，建立互信，互相合作，直至解决问题。之前中美气候特使解振华和克里（John Kerry）进行过这样的对话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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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部前副部长朱光耀在这场讨论会中指出，拜登已经执政六个月，中方并没有看到变化，没有在关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矫正。拜登政府的作风还是特朗普政府的延伸，只是换了一个衣服而已。比如，美国拒绝使用新疆的棉花，是完全错误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朱光耀说：“即使像芮效俭大使讲的‘前所未有’的风险，但是我相信这个就是前所未有的风险最根本性的原因，因为美国根本没有仔细地去思考一下关税的问题或者诸如国际恐怖主义的一些问题”。

在这个问题之上，朱光耀建议双方应该利用公众的力量以及公私部门之间的方式进行沟通，双方需要有两个渠道来进行合作。包括有很多外国人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他们可以非常自由地进出新疆等一些地方，所以双方应该跨越困难，化解一些矛盾。对于跨越经济之外的一些问题，彼此需要更加全面性地开展直率、坦诚的对话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