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遙]

在他上任的頭一百天裡，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的經濟政策——提出超過5萬億的經濟刺激措施——打破了美國傳統的新自由主義原則，蔑視了正統經濟學家對通貨膨脹和債務的擔憂。而為了捍衛這些雄心勃勃的政策，拜登一再使用的關鍵論點是：要與中國競爭。

許多評論家將此描述為一種政治溝通策略，但這真的就是全部嗎？不斷提及“與中國競爭”是否可能與拜登轉變期其經濟思維有關？

[逍遙]

美國經濟決定者最近正經歷著一個很特別的時期。疫情及其在國內所帶來的危機，促使政府經濟學家做出與長期以來的經濟政策相矛盾的決定，並顛覆了既定的經濟思路。

自上任以來，盡管正統經濟學家幾十年來一直勸說要限制通貨膨脹和預算赤字，但新任美國總統頒布了直接聯邦收入支持和失業保險，總額占去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0%，另有相等於GDP的18%的基礎設施計劃提交給國會。

這使通常甚有影響力的美國新自由主義者陷入了困境。這一次，美國政府的總體經濟范式似乎並不顧他們的核心原則。盡管拜登是否能在國會推行他的計劃還有待觀察，但美國領導層之中已明顯出現了一種新的經濟思維。

拜登不僅摒棄了昔日的預算審慎，提出了兩個2萬億的長期刺激法案，即“美國就業”和“美國家庭”計劃。他還無視新自由主義的低監管和低稅收信條，恢復了對《反托拉斯法》（反壟斷法）和全球企業稅的興趣。至少50年來，美國總統首次公開推動工會的作用和“勞工優先”改革。此外，與特朗普一樣的是，拜登不再積極支持經濟全球化，而是強調“美國就業”（American Jobs）和“美國制造”（Made in America）。

[逍遙]

拜登的經濟團隊的組成也反映了這種新的經濟思維，該團隊聚集了明確拒絕滴漏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的非正統經濟學家。拜登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中的經濟學家，如勞斯（Cecilia Rouse）或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長期以來一直是擴大社會福利計劃來改善整體經濟的支持者，並公開倡導通常被正統新自由主義者所反對的政策：如財富稅、就業保障和強制性帶薪病假。

誠然，美國正統經濟學家允許他們的規則可能有例外。在（像新冠疫情一樣的）大危機時期，新自由主義者接受采用了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強有力的刺激計劃。然而，拜登的刺激計劃的總額和時間框架遠遠超出了教科書的建議。

其實，其實，拜登的政策比近代歷史上的任何嘗試都更進一步：就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而言，已被批准的支出達到了2009年奧巴馬刺激計劃的兩倍，而且根據比較的方法，拜登的最新計劃也可能使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著名的1933年“羅斯福新政”（New Deal）相形見絀。經濟史學家圖澤（Adam Tooze）甚至認為“拜登的刺激政策是新時代的曙光”，而紐約市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梅森（J.W. Mason）稱其為“與新自由主義的徹底決裂”。

顯然，美國新政府經濟策略的變化很激進，甚至對拜登本人來說也是如此。作為參議員，拜登在40年前熱情地投票支持列根（Ronald Reagan）時代的減稅政策，並擁護自由貿易和謹慎財政責任，而作為副總統，他在2009年金融危機後主持了奧巴馬的親企業救助計劃。那麼，為什麼他的經濟思維會突然發生那麼大的變化，而這變化與近數十年最為人注目的經濟成長故事主角中國有什麼關系嗎？

[逍遙]

亞洲帶領的全球經濟變化

拜登在一場前所未有的衛生和經濟危機中上台。新冠疫情突顯了美國結構性不平等，使失業、種族關系、家庭債務和醫療保障不足等長期醞釀的社會問題成為緊迫的挑戰。數以百萬計的服務行業和辦公室工作消失了。許多行業的投資，包括建造業和能源生產，都崩潰了。2020年，美國人一覺醒來，發現他們的房租、抵押貸款、學生和醫療保健債務都無法償還。

與此同時，民主黨正經歷著由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領導的歷史性左轉，為拜登的政策選擇打開了更大的空間。此外，民主黨出乎意料地贏得參議院微弱多數，也助長了他的改革野心。

這些都是解釋政府改變經濟戰略的重要國內原因。然而，盡管拜登的非正統經濟對策無疑是由國內危機引發的，但世界經濟更廣泛的變化——中國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為其思想的根本轉變提供了動力。

正如美國著名左翼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James K. Galbraith）在4月初的一篇評論文章中指出的那樣，像他這樣的老一輩美國經濟學家被教導把美國視為一個“封閉”的經濟體（closed economy）。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美國學術界的經濟學家會認為美國邊境以外發生的事情無關緊要。

[逍遙]

然而，正如加爾布雷斯所指出的，今天“如果不掌握全球環境，特別是（但不限於）中國的作用，就不可能明智地處理美國的經濟問題。”為什麼呢？因為與40年前不同，美國式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不再是世界舞台上的唯一選擇。

亞洲制造業及其最成功的化身中國的崛起，深深地質疑了“華盛頓共識”——認為全球經濟變化框架已定，問題只在於全球的發展中國家能有多快地采用該共識的十條經濟處方。 

從日本和韓國到中國和越南，亞洲國家沒有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或世界銀行等機構直接應用美式的配方，而是采取了市場改革和國家主導的發展的混合模式。就中國而言，這種混合模式不僅帶來了令人驚訝的經濟增長，還使這個發展中國家成為“美國最強勁競爭對手”（most serious competitor，拜登語）。

誠然，中國的經濟策略並不是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原則的絕對拒絕——自改革開放以來，自由主義經濟學一直是中國經濟政策的支柱之一，而今天，微信和支付寶等個人流動支付技術的創新或華為的5G技術等先進信息技術證明了中國私營部門企業家的成就——但中國的經濟策略也不是對自由主義原則的無條件擁護。

[逍遙]

中國的決策者沒有迷信市場力量，而是積極利用國家的治理能力來改善生產實踐。他們沒有等私人投資來決定，而是花費國家大量的資源來獲得新的技術和工程技能。即使投資回報只能在幾十年內實現，他們還是建造了新的城市和世界最大的交通系統。盡管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的說法，但他們從未忽視過扶貧工作。

在這個過程中，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使8億多人擺脫了貧困，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經濟體，並且除了美國以外，是唯一一個可以認真宣稱接近超級大國地位的國家。

而且，因為亞洲國家的經濟策略並不局限於新自由主義原則，新自由主義並不可能提供知識工具來理解世界經濟的這一特大變化是為何發生的，以及美國應該如何應對。

[逍遙]

如何適應新時代的全球經濟

這種來自太平洋彼岸的對新自由主義世界觀的挑戰使美國經濟學家從新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處境。而從這個角度來看，使美國過去能夠在全球保持經濟和政治主導地位的優勢，如其強大的企業和強大的資本流動，開始暴露出令人擔憂的一面。

經濟學家們開始懷疑，通過推動放松管制和自由貿易，他們是否卻同時讓美國大型企業將利潤轉移到避稅天堂，將勞動力外包，將核心生產鏈轉移到國外，或與外國競爭者分享其技術？通過將對債務的擔心置於研發支出之上，他們是否讓美國在技術創新方面的優勢慢慢被削弱？通過擔心通貨膨脹而不是貧困，他們是否允許一個巨大的政治和經濟毒瘤生長？

今天，美國不再是一個強大的中檔消費品制造商，而亞洲的競爭對手在信息技術等更先進的領域迅速追趕。它的社會已經越來越依賴“零工經濟”（gig economy），也就是服務部門的一大部分，來為其人民提供工作和收入。去年，疫情進一步加劇了這些挑戰：對美國先進產品行業，譬如飛機或油田服務，已經下滑，並經濟衰退進一步增加了對往往不穩定的服務部門工作的依賴。

[逍遙]

2020年的美國一覺醒來發現，正如加爾布雷斯所指出的，它“現在基本上是一個擁有全球金融部門、臃腫的軍隊和對服務部門嚴重依賴的尋租國（rentier state）”。

難道不是這個激進的挑戰——一種需要發展新經濟思維的挑戰——解釋了拜登為何如此執著於“與中國競爭”？在特朗普咄咄逼人的保護主義下，經過四年的緊張中美關系，人們可能期望拜登會采取更溫和的語氣。但這就忽略了一個事實，即特朗普的中國策略，無論它多麼的誤導，都是對國際經濟秩序真正發生變化的反應。與奧巴馬不同，拜登不能再依賴與過去的“接觸”（engagement）策略：這種政策在華盛頓幾乎失去了所有支持，而美國決策者們不僅決定了美國的接觸策略在政治上是無效的，他們還意識到中國模式在經濟上是非常有效的。

拜登將“中國牌”用於推進國內政策的情況，不僅僅是一種政治溝通方式，更深層次的是一種經濟實用主義的表現。美國新政府已經意識到，如果想在全球經濟中保持主導地位，它將不得不放棄以前經濟理論的教條主義，並就像中國在過去40年裡所做的那樣，嘗試新的經濟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