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2000]

清清白白做人，平平淡淡生活。

周立波的清口，让很多外地人认识了“上海流氓”， “拿伊做托”，似乎这就是流氓，实际上，周立波的角色，最多是只上海人讲的“小赤佬”；小赤佬扮流氓，学个边边角角，气质还是差了很远。

旧上海，最有名的三大流氓，大家反正都比我清爽，就不多啰嗦了。还有一种上海流氓，叫“白相人”，估计现在的小年轻不大懂了。

想来上海闲话也蛮噱的，明明是拿性命博饭吃，闯荡江湖的流氓，却偏偏要用上“白相”两字，主要还是因为，“白相人”一般都是外表光鲜，口气很大，兜得转的角色。

有些靠祖上余荫的被称之为“小开”；骗吃骗喝的被称之为“阿诈里”；靠女人的，则被称为“拆白党”。当然白相人都不是好人，解放后，白相人还被视为“社会渣滓”。

还有 “阿飞”，正宗上海特产，尤其是49年以后的“阿飞”们，几乎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阿飞”的买相一定是，“小裤脚管花衬衫，头发梳得耸出来”，上身衬衫的颜色不是单一色，而是“花衬衫”。下身长裤，紧贴肉体，裤脚口特小，据说最小的只有三寸。脚上套的是一双尖头皮鞋，甚至是香槟色的。

当年的上海滩， “阿飞”一般都在在热门电影院外，他们会三五成群聚集在电影院的门口，相互交谈，也有手中拿着电影票，搭讪不相识的女青年看电影。在淮海路、南京路等热闹路段的西餐馆或咖啡厅，也可时见他们的身影。

后来人们喜欢在“阿飞”前面加上“流氓”二字——“流氓阿飞”，性质就大不同了。

讲到“阿飞”，老上海脑子里一定会想到“垃三”。

过去上海有一句顺口溜：上海有的三座山：“松江有佘山，长风公园铁臂山，南京路上搓垃三”。

“垃三”都是年轻女人，不好好读书，没受过什么良好的教育。有的家庭贫困，这些女青年有的还未成年，就早早的在社会上闯荡，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于社会上。男男女女勾勾搭搭，搞不清爽。

再按地区看看，上海流氓的特色。

虹镇老街，提到虹镇老街，很多稍上年纪的上海人，都会说起不少关于那里“民风彪悍”的传说，什么“红缨枪，拉场子”，“长宁帮”和虹镇老街火拼之类的。

当年上海一直流传着，“虹镇老街，上海第一！有种就来砸场子！”的豪言壮语。

说起虹镇老街，就跳出一个名字：于双戈。于双戈为啥“有名”，于双戈原为公交车售票员，因赌博负债起意抢劫。1987年11月16日上午，于持枪到位于大连西路、上外校门口旁的工行储蓄所打劫。在银行工作人员启动报警系统后，他犯慌忙中朝柜台里的女出纳员朱亚娣开枪，朱当场毙命。

此案惊动上海滩。为了及时擒获凶犯于双戈，全市出动2万多公安民警展开大搜捕。不仅如此，上海电视台当年还对于双戈案的审理过程，进行了电视转播，收视率95%，创下了一项纪录。

再说 “三湾一弄”的流氓，大都六十年代出生在“三湾一弄”里的潘家湾。和虹镇老街一样，这些棚户区被上海人称为“滚地龙”——房子相连，就如“滚地龙”一般。这样的外因，倒也促成了棚户区居民守望相助，毕竟，这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上海人有句老话：“不要和住在滚地龙里的人打架。”因为他们招呼一下，会一下子召集到几十条汉子。

还有就是定海桥的“流氓”，定海桥，是跟“三湾一弄”、“虹镇老街”旗鼓相当的苏北移民聚集地。

到了70年代，这里的纺织厂子弟们长大成人，当年又恰逢时世动荡，不少年轻人过早辍学后，便走入了社会。在这样的复杂社会生态里，所谓的“流氓”，是不可回避的一种存在，其中真正的“不法之徒”外，上海人口头上说的“流氓”，更多是一种特殊情况下、吃得开的“能人”。

80年代，改革开放，社会开始转型，“流氓”们自然也开始要“寻方向”了。

喇叭裤、皮夹克、奶油包头，类似的行头，通过电影电视走进上海人的视野里；“分挺不挺”，开始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指标。

“穷则思变”，定海桥的这些“能人”，也或多或少搭上了开出“穷街”的列车。他们中有经商头脑的，早早便开始在定海桥破墙开店，成为了此地的第一批个体户。

西新街的流氓窟，西新街，当年上海滩的“三大流氓窟”，丝毫不逊色于虹镇老街。

解放前，长宁路这一侧有不少棚户区，西新街，就是其中一个，这里也曾是上海滩著名的“苏北窟”。

这块棚户区，就在如今的凯旋路长宁路这里，就是现在凯欣豪园和联通上海总部的所在地，“多媒体大厦”。而位于现今凯旋路、武夷山路上的三泾庙，亦是当年流氓帮派所在地。

解放前，应该是1949年的一场大火，从长宁路一直烧到后浜（现安化路），整个棚户区无一幸免。

事实上，除了那些违法犯罪的“真流氓”，上海人至今还会用“流氓”二字，来戏谑、调侃“路道粗”，特别能混的人。即便是小姑娘冲侬发嗲来一句：“侬只流氓”，那也是骨头好轻几斤的事——注意是发嗲，不是一记耳光，“侬只流氓！”

那些江湖传闻，只存在于老上海人嘎讪胡时的不经意间，面对外来文化和人口的冲击，时不时，还有些英雄迟暮的落寞感，那时讲的所谓“规矩”，如今被法理取代，在生活有了大转变的如今，无论是北京的“老炮儿”还是上海的“流氓”，都必须重新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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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庆幸童年住在上海的法租界高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