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

言論自由還是一個遙遠的夢

[三叔]

《紅太陽是怎麼升起的》被海關沒收一案始末

（微信號：DangGuiWang01）
發表於 2019年12月31日

導讀
對公民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對政府和所有公共權力而言，法無明文則不可為。這是法治國家的基本特征。一切為意識形態所作的努力，也都應當服從法律至高無上的權威，除此而外沒有第二個標准。
◆ 來源：壹庫社
由於首都機場海關將之沒收，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高華博士凝聚10年心血的結晶——中共黨史學術著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書（簡稱《紅太陽》），被戴上了“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否定延安整風運動”的“帽子”，列為“誹謗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道德有害的印刷品”而遭中國各主要海關封殺；
由於首都海關機場將之沒收，在香港三聯書店購買了這本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黨史學術著作、並將其攜帶回京的北京律師朱元濤，背上了“走私違禁印刷品”的污名。

在一個倡行法治的國度裡，國家行政機關必須依法行政。確定國家行政機關對公民的處罰行為孰是孰非的最後一環，則在於司法審判。首都機場海關沒收《紅太陽》一書究竟是否合法？遠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客座教授的高華博士對此始終未予公開臧否。但對自己的著作應當如何評價，他深信自有公論。而作為首都機場海關行政執法行為的直接相對人，朱元濤律師則慨然走上了法庭，為自己的公民權利，也為《紅太陽》一書的命運，向法律呼喚公平和正義。
今年3月4日和7月1日，本報連續獨家報道了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朱元濤律師狀告首都機場海關違法沒收《紅太陽》一書行政訴訟案，以及朱元濤律師不服一審判決維持首都機場海關沒收決定、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的情況。這起迄今為止國內絕無僅有、揭示了社會科學學術著作的意識形態評價標准和法律評價標准對稱銜接的不確定性的行政訴訟，引起了輿論的廣泛反響，不同心思的人們也在關注著審判的進程，期望著不同的結局。
9月8日，從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傳來消息：朱元濤律師包括高華教授及其著作，得到了強有力的司法救濟。經過嚴謹審慎的法庭審理之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於當日公開宣判：
撤銷原審法院維持首都機場海關沒收《紅太陽》一書處罰決定的一審判決；
撤銷首都機場海關沒收《紅太陽》一書的《行政處罰決定書》。
這個立即發生法律效力的終審判決，打破了對《紅太陽》一書設立的禁區，洗刷了朱元濤律師背負的污名，也將寬慰高華教授和無數海內外中國學者的心。
法錘，敲出了一個余音繚繞的句號。
沒收處罰三部曲
回顧這起訴訟的全過程和它所涉及的案情，學術文明和執法文明整體進步背景下依然存在的觀念分歧和制度瑕疵，在訴訟之前雙方最初的交涉中即已一一呈現。
2002年8月4日晚12時余，赴香港公幹的北京正見永申律師事務所律師朱元濤乘坐飛機回到了北京。嗜書成癖、對中共黨史興趣尤濃的朱元濤，在港期間不忘抽暇逛書店淘書。花費150余元港幣購得的高華教授的專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成了他此行的一大收獲。此刻，他隨身攜帶的小行李箱的最上邊，就放著這本還未及通覽的書。
眼見得就要走出機場，朱元濤卻被一個40來歲的海關女關員叫住了——隨機抽查。儀器將他的小行李箱檢查了一遍，又讓打開。
朱元濤遵囑。一瞬間，《紅太陽》一書厚重的分量和赫然的標題直攝這位女關員的視線。她既不問任何問題，甚至也不翻一翻書，條件反射般地脫口而出：境外出版物，依法予以沒收。
朱元濤愕然片刻。“這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學術著作，在香港三聯書店買的，海關依據什麼規定沒收？”，他立即發問。
沒有回答。
“你要沒收也行，但你得給我個手續吧，不能說沒收就沒收”，朱元濤又說。
女關員不想給手續，但回過頭來表了個態：你有異議，明後天來找。
朱元濤：沒有手續憑證，我來找誰？
一陣小小糾葛，朱元濤拿到了“海關代保管、扣留憑單”。女關員在上面劃去了“扣留”字樣，填寫了書名、數量，又注明了“待審”二字。
“待審”本身仍然是一種“准強制措施”。盡管“待審”對女關員先前口頭宣告的“境外出版物，依法予以沒收”的合法性，已然是一個否定，也些微流露出了在固有習慣下運行的權力，偶爾遭遇哪怕來自一個公民個人的正當詰問時的猶豫。
在“待審”的幾個月緩沖期間，朱元濤反復與機場海關交涉，要求發還《紅太陽》一書。由此他才知道，機場海關的審查，基本上取決於一個海關官員的審讀意見。而在與這位官員的多次接觸交談中，朱元濤了解到，這位有權裁決知識分子學術著作的命運的官員，並未受過任何文史哲類的教育，更無任何學術背景。
去年10月9日，這位官員電約朱元濤至機場談話。借此機會，朱元濤當面遞交了一份書面意見。因為《紅太陽》一書是沒收還是發還，有待於海關審讀結論。他為此提請海關注意；這是一本嚴肅的學術著作，出版此書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對我黨我國也不存偏見。它的一大特色，是所有資料均源於國內的公開出版物，沒有引用任何海外資料和內部文件；而其主要內容——有關延安整風的這一段黨史詳情，素為人們關心但又知之甚少。作為一個對黨史有濃厚興趣的黨員，通過多方面閱讀了解和學習黨史並不為過。學術研究允許百家爭鳴，對此書的鑒別，應當從總體上把握，不應局限於個別詞句或段落。如有必要，不妨聽取相關權威單位和個人的意見。
朱元濤的這些意見，並未引起對方足夠的重視。海關人員只是勸導他，此書發還的可能性不大，不如接受沒收的事實，以免啟動更多行政執法程序。但朱元濤認為，海關如果執意沒收，就應按程序執法，出具行政處罰文書。這樣，一紙海關《行政處罰告知單》才發到了他的手裡。上面寫著，因其入境時隨身攜帶“禁止進境的書刊一本，未向海關申報，被查扣”，屬“走私行為”，依法“擬作沒收上述書刊的行政處罰”。朱元濤還被告知，機場海關的決定已和北京海關商量過。
10月10日，朱元濤向機場海關郵送了書面材料——《對〈行政處罰告知單〉的申辯》。說明自己攜書入境並不具備“走私”的構成要件，同時要求海關說明：旅客如何判明攜帶入境印刷品的性質，審查印刷品是否允許攜帶入境有什麼依據和標准，對印刷品入境，國家有關部門是否也像對貨物進出境那樣頒布系列《目錄》？最後，他再次要求機場海關終止行政處罰程序，發還《紅太陽》一書。
機場海關沒有回復朱元濤的申辯。12月17日，朱元濤得到通知再赴機場海關，被最終告知，《紅太陽》一書還是要沒收。朱元濤遂按程序作了筆錄，領取了《行政處罰決定書》。
訴訟方知書之“罪”
今年1月1日，朱元濤將首都機場海關告進了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請求法院撤銷被告的行政處罰決定，判令被告發還《紅太陽》一書。他在行政訴狀中陳述說，我國《海關對個人攜帶和郵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進出境管理規定》第四條規定——有下列內容之一的印刷品或音像制品，禁止入境：
一、攻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有關規定；誣蔑國家現行政策；誹謗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煽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顛覆破壞、制造民族分裂；鼓吹“兩個中國”或“台灣獨立”的。
二、具體描寫性行為或淫穢色情的。
三、宣揚封建迷信或凶殺、暴力的。
四、其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整治、經濟、文化、道德有害的。
他表示，以自己的學識和對海關相關法規的理解，《紅太陽》一書是一本嚴謹的學術著作，顯然不屬於有上述內容的國家禁止進境的印刷品。作者高華長期從事中共黨史、民國史、中國現代史研究，發表過大量論文和主編、參編的專著。黨史，尤其是發生在60多年前的延安整風運動，既是學術研究的對象，也是黨員學習閱讀的對象。黨員學習黨史，在以《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等為指導的前提下，對黨史人物、包括已故20多年的毛澤東有更多的了解並不為過。帶這本書入境，不應被視為“走私行為”。
2月24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了此案。法庭上，被告作為證據提交的一份《印刷品審查表》，方才使朱元濤得悉《紅太陽》一書的“罪名”有多嚴重。審查表上，對《紅太陽》一書的審查結論全文如下——“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從歷史上看肅‘AB團’，福田反革命事件，均是毛澤東‘書記獨裁’的後果。毛澤東在黨內派別斗爭，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攻擊毛是：一個自尊心極強，報復心也極強的人。毛澤東心胸狹隘，一身‘山大王’氣質。黨的路線是經驗——實用主義。毛澤東的思想有因襲的成份，也有獨創的方面。它是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和中國部分傳統的混合物。否定延安整風運動”。因此，“處理意見”是“建議沒收”。“領導簽字”則是“同意”。而被告提交法庭的另一份證據——海關總署監管司去年11月19日致北京海關的一個批復，則稱“經商有關部門，同意你關對該書作沒收處理的意見”。這份批復被同時抄送了海關廣東分署、天津、上海特派辦和各直屬海關，由此設立了對《紅太陽》一書的范圍廣泛的防線。
朱元濤莫名驚詫：一本幾十萬字的黨史學術著作，作者耗費10年心血，僅憑一個海關審查人員七顛八倒、語不成章的寥寥幾行斷語，就被全盤否定了。但又拿不出任何史實，來佐證對所有這些指控。這絕不是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的態度。足以否定此書的史實，對於證明此書的嚴重問題，證明此書應當禁止進境，進而證明原告“走私”，本來是絕對必需的。由此可見，在審查學術研究著作方面，海關是否具有權威性，海關審查人員是否具有與其職能相適應的學術理論素養，也是值得存疑的。
至於海關總署某一部門的批復，朱元濤認為，由於它是系統內的上級機關，它的具體行政行為同樣具有可訴性，不能作為認定《紅太陽》一書是禁書的依據。
被告沒有正面回答朱元濤指出的問題，卻別有深意地以攻為守：既然此書有學術界公認的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為什麼不在內地出版，卻要在香港出版？
被告接著說，對這本書可能有不同角度的看法，但法律賦予海關執法權力，海關是依法行使職權，對它作出審查結論，這也要從政治角度以及中國國情等各方面綜合考慮。我們認為，這本是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它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否定延安整風運動，應當禁止入境。
朱元濤反詰：內地作者在香港出書就可能是在政治上有問題，這恰恰是一種政治上極其有害的假設和推斷。退而言之，被告審查此書足足用了三、四個月時間，可見如何判斷此書性質，被告一開始也心裡沒底，胸中無數。而我擁有此書才僅僅幾天，只讀了一半不到，入境時怎麼可能作出否定或肯定的判斷？據此將我定為“走私”，這能說是公平公正嗎？須知，主觀上的故意是構成走私行為的前提。我既無主觀故意，也沒有“藏匿、偽裝、瞞報、偽報”，何來“走私”？
借法庭這個莊嚴之地，朱元濤向被告和海關總署鄭重進言，希望海關對印刷品和音像制品進出境的監管，能和對其他貨物進出境的管理一樣，隨時公布相關目錄，並組成各方專家組成的審查委員會，以進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也使公民得以避免一不小心就陷入“走私”誤區。
他請求法院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並且支持他的訴訟請求。
被告方面固守雷池。他們反復重申，根據相關海關法律法規和規章，進出境人員攜帶的隨身物品應向海關申報，接受海關監管，機場海關對此也有公示布告。《紅太陽》一書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否定延安整風運動，政治上有害，屬禁止進境的書籍。原告攜其入境而不申報，就是有走私主觀故意。海關對其所作行政處罰，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法律准確，符合法定程序，希望法院依法予以維持，駁回原告訴訟請求。
6月19日，一審判決揭曉。法院確認，根據相關法律法規，進出境旅客對其攜帶的行李物品，有向海關如實申報並接受海關查驗的義務。海關有權對入境旅客攜帶的的印刷品作通關查驗，，亦有權對通關旅客攜帶的印刷品是否屬於禁止進境物品進行審定。被告首都機場海關在扣留朱元濤攜帶的《紅太陽》一書後，依程序請示海關總署，在得到批復後，對該書所作的行政處罰決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應予維持。據此，一審判決維持了被告關於沒收《紅太陽》一書的行政處罰決定。
執法無據終被撤銷
朱元濤不服一審判決，向北京市高級法院提起上訴。他認為，原審判決沒有審查被訴行政行為實體適用法律正確與否，有悖行政訴訟要旨。原審判決以機場海關請示海關總署並得到批復之由，得出處罰決定“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的結論，不僅違背了“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司法原則，而且忘卻了海關總署監管司批復仍屬行政行為范疇，依法具有可訴性，不能作為法院判案的依據。
他提出，法院應對被訴行政行為進行多方面實體審查。首先要看被處罰人是否有走私的主觀故意。其次要看進出境物品包括印刷品全部申報的現實性和合理性如何。我國從2001年起每年進境人次已超2億。海關相關規定中對“印刷品”的定義是：“系指用機械或照相方法使用鋅版、模型或底片，在紙張或常用的其他材料上翻印的內容相同的復制品，以及攝影底片、紙型、繪畫、剪貼、手稿、手抄本、復印件等”。按照這一定已進行申報，既不現實也無必要，所以才有了《禁止進出境物品表》和《限制進出境物品表》；再次，要看將《紅太陽》一書定性為“禁止入境的書籍”有無法律依據。首都機場海關對此書封閉式、非專業的定性毫無科學性可言，而且與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根本抵觸。
朱元濤說，首都機場海關對《紅太陽》一書的定性意見，不僅與海內外學術界的積極評價形成強烈反差，也與此書在國內實際上比較寬松的閱讀條件格格不入，例如北大、南大等高等院校和眾多文化單位，此書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借閱。更值得深思的，是否定者並不為這種政治上的否定提供任何具體的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這種做法是不是對人文社會科學院研究的過敏反應和輕蔑態度，是不是與“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准則背道而馳，是不是有失“公開、公平、公正”，是不是對政治文明建設和學術文明建設的傷害？我國憲法規定了公民享有的基本權利，其中包括獲取信息權或者說知情權，當然也包括從閱讀中獲取與政黨及其領袖有關的歷史知識的權利。他希望二審法院從憲法的高度審查判斷此案，如確有必要，請法院委托權威學術機構對該書性質作出判斷，以切實維護公民基本權利。
8月7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開庭。這次庭審查明的一個重要事實是，就印刷品進出境問題，海關總署從未根據《海關法》和其他有關法律法規並會同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確定及公布禁止進出境物品的名單。僅有的只是一個其內部網站上的禁止進境印刷品目錄。首都機場海關決定沒收《紅太陽》一書時，此書也並未列入該目錄。
9月8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了二審判決。法院認為，海關依法享有對進出關境的貨物、物品等實施監管的職權，其中包括對進出境貨物和物品的檢驗及查處的權能。同時，海關在履行上述職權、特別是在查處具體事項中，應當事實清楚，定性准確，正確適用法律，程序合法正當。依照我國《海關法》第八十二條規定，走私行為的前提是逃避有關進出境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管理規定。就本案而言，上訴人朱元濤攜帶的《紅太陽》一書是否屬於法律、法規規定的禁止或者限制進出境管理的范圍，是確定其是否構成走私的前提。參照海關總署1991年發布的我國《海關對個人攜帶和郵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進出境管理規定》第四條的規定，“有下列內容之一的印刷品或者音像制品，禁止進境：1、攻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有關規定；誣蔑國家現行政策；誹謗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煽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顛覆破壞、制造民族分裂；鼓吹‘兩個中國’或‘台灣獨立’的。2、具體描寫性行為或淫穢色情的。3、宣揚迷信或凶殺、暴力的。4、其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經濟、文化、道德有害的。”該規章第七條同時規定，“個人攜帶和郵寄禁止進出境的印刷品、音像制品，海關予以沒收。”上述規定是海關認定個人攜帶的印刷品是否屬於禁止進境和是否應予沒收處罰的依據。但首都機場海關所作的（2002）首關查字0201024《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上訴人朱元濤攜帶《紅太陽》一書屬於禁止進境的書籍，並未具體引用該書系我國《海關對個人攜帶和郵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進出境管理規定》的哪種情況。根據我國《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的規定，行政處罰決定書應當載明違反法律、法規或者規章的事實和證據。因此，首都機場海關所作的《行政處罰決定書》缺乏對禁止進境事實認定的依據，其做法違背了行政執法“行為有據”的基本原則，屬於《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2目規定應予判決撤銷的情形。據此，被上訴人首都機場海關提出維持其所作的《行政處罰決定書》的訴訟請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審法院判決維持首都機場海關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案件事實不清，應予糾正。
據此，二審判決撤銷了原審判決和首都機場海關的《行政處罰決定書》。
拿著這份終審判決書，勝訴了的朱元濤律師心氣平和。他說，他深深地感謝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最終的判決給他的感受是；對公民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對政府和所有公共權力而言，法無明文則不可為。這是法治國家的基本特征。一切為意識形態所作的努力，也都應當服從法律至高無上的權威，除此而外沒有第二個標准。現在，他要去取回《紅太陽》這本書了。

[盆栽]

我從台灣回大陸被收過一次書 20幾本~~~不過海關很溫和告訴我：放心 我們只是沒收 不限制不監視你

MD我是不是要感恩戴德這些關口人員

[三叔]

cdn.jsdelivr.net/gh/gf.../yanan.pdf

我為什麼研究延安整風？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來龍去脈》一書後記

南京大學教授、歷史學家：高華

這本書從醞釀到寫作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八十年代初，我產生了寫這本書的念頭，但促使我對延安整風這一事件萌發興趣則是在更久遠的年代。

我第一次接觸到“延安整風”這個詞是在文革爆發前夕的一九六六年春。記得有一位前輩學者曾說過，舊中國黑暗的現實，使中國的青少年比歐美國家的青少年，在政治上更趨於早熟。我想說的是不僅在舊中國情況如此，在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情況亦是這樣。新中國層出不窮的政治斗爭及其對社會的廣泛影響，使我不幸地過早地關注起自己不應該去關心的事情。

我讀書啟蒙的年代是六十年代初的南京，那是一個政治意識畸形發展的年代。

從一九六三年初開始，我對母親訂閱的《參考消息》發生了興趣，經常躲著她偷偷閱讀。我也從那時起，養成了每天讀江蘇省黨報《新華日報》的習慣。可是我對那時的社會狀況並不清楚—應該說，除了雷鋒、革命先烈、越南、紅軍長征的故事，那時我的頭腦中並沒有任何其他東西，但是到了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後，情況發生了變化，我愈來愈注意《參考消息》和報紙上刊載的有關中蘇兩黨論戰的報道。

一九六四年春夏之間，我從《人民日報》上看到蘇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在蘇共二月全會上作的“反華報告”，第一次看到對毛澤東、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批評——這對於我是一個極大的震動(這份報告給我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以後我長期保留這份《人民日報》)。我開始思考蘇斯洛夫報告中所論及的一些詞匯：毛澤東是“左傾冒險主義”、“半托洛茨基主義”、
“唯意志論”等等（七十年代，我從內部讀物才知道，蘇斯洛夫是一個頑固的教條主義者。近年出版的俄羅斯資料透露，一九六四年蘇共黨內的革新勢力利用與中共的論戰，削弱了斯大林主義者在蘇聯的陣地，一度遏止了保守勢力復辟的勢頭，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保守的蘇斯洛夫才在蘇共中央二月全會上作了這個報告）。

對於這些話，當時我似懂非懂。

我聯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幾年前那些饑餓的日子，我隨母親去南京郊外的勞改農場去探望因“右派”問題而被下放勞動的父親，一九六三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語學校錄取，卻因政審不通過而被拒之門外— 我對當時的政策居然產生了一些疑惑。不久甚至連小學也講起“階級路線”，我因出身問題越來越感到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我迎來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在學校的號召下，我通讀了《毛選》1至4卷，我多次閱讀了收入《毛選》中的《關於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毛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反對黨八股》，於是我知道了“整風運動”這個詞。

緊接著文革爆發，我從每天讀的《新華日報》上發現，一九六六年五月初北京召開的歡迎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的群眾大會上不見了彭真的名字，接下來我就讀小學的一些幹部子弟(我的小學鄰近南京軍區後勤部家屬大院和《新華日報》社家屬區)，手拎紅白相間的的體操棒在操場上毆打一位“成份不好”的三十多歲的余姓美術教師，校長兼支部書記則裝著什麼也沒看見。

南京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的紅色恐怖給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沖擊，有一天，我無意中父母的談話，父親說，這一次可能躲不過去了，再不跑，可能會被活活打死。父親終於離家出逃，躲在山東農村老家那些純樸的鄉親中避難，不久，我家附近到處貼滿了父親單位捉拿他的“通緝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風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幾何時，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揮揪斗“死老虎”的當權派自己很快也被拉下了馬，“周揚四條漢子”、“彭羅陸楊”、“劉鄧陶"像走馬燈似地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真是“一頂頂皇冠落地”！從那時起，我就無師自通地學會了報紙上的“排名學”。

一九六七年初，在南京大學的操場上，我親眼看見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被批斗，就在半年前，我的小學的校長還是滿口“江政委”喚個不停。不久我又去了省委辦公大樓，那裡正舉辦所謂“修正主義老爺腐朽生活”的展覽，那寬大的帶衛生間和休息室的書記辦公室，那嵌在舞廳天花板壁槽內的柔和燈光，以及用從緬甸進口的柚木制成的地板，無一不使我頭腦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參加這場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我從各種書籍中所獲得的精神營養也使我不會去欣賞那些在革命名義下所幹的種種凌虐人的暴行。在文革前，我家有一個區文化館圖書室的借書證，因此我讀過不少中外文學，歷史讀物。至今我還記得，在恐怖的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如何從母親的手中奪下她正准備燒掉的那套楊絳翻譯的勒薩日著的《吉爾·布拉斯》等十幾本書籍。在焚書烈火中被搶救下來的《吉爾·布拉斯》、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普希金詩選、《唐詩三百首》等給了我多少溫暖，讓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遠外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飄忽的。

一九六七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長江路南北貨商店牆上看到一張“特大喜訊”的大字報，上面赫然寫著葉劍英元帥最近的一次講話，他說，我們偉大領袖身體非常健康，醫生說，毛主席可以活到一百五十歲。看到這張大字報，我頭腦轟地一響，雖然有所懷疑，但當時的直覺是，這一下，我這一輩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澤東的時代了。我馬上去找我的好友賀軍——他目前住在美國的波士頓，告訴他這個消息，我們一致認為，毛主席不可能活到一百五十歲，因為這違反科學常識。

從這時起，我在心裡悄悄地對毛澤東有了疑問。我知道在中國,一切都憑他一個人說了算，其他人，即使劉少奇，雖然《歷史決議》對他評價極高，雖然在文革前到處都能看到毛、劉並列的領袖標准像，雖然劉少奇夫婦訪問東南亞是何等的熱烈和風光，但是如果毛澤東不喜歡，劉少奇馬上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邊發生的一些事,離我家不遠的一個小巷的破矮平房裡,住著與我同校但不同班的一對姐弟和他們的父母，他們的父親是“歷史反革命分子”，他們的媽媽是一個普通的勞動婦女，在街道煤球廠砸煤基（蜂窩煤）。因為不能忍受歧視和侮辱，這位母親竟失去控制，將毛主席的畫像撕碎並呼喊“反動口號”，結果在一九七Ｏ年南京的七Ｏ年南京的“一打三反”運動中被槍斃。召開公判大會那一天，我的中學將所有學生拉到路邊，觀看行刑車隊通過，美其名曰“接受教育”，這姐弟兩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親眼目睹他們的母親被五花大綁押赴刑場。車隊通過後，學校革委會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組討論，於是所有同學都表態擁護“鎮壓反革命”——所有這一切都讓我對毛產生了看法。我知道這些看法絕不能和任何人講，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講，只能深埋在心中。

高華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在那令人窒息的歲月裡，沒有希望，沒有綠色，除了從小在一起長大的賀軍，差不多也沒有任何可以與之交心的朋友（即使我們之間的談話也小心翼翼，絕不敢議論毛澤東），但是，我的心中仍存有一線微弱的光。我的家附近有南京某中學留守處，這個中學已被勒令搬至農村，所有被封存的圖書都堆放在留守處的大倉庫裡，由一姜姓老先生看管（老人是山東人,年青時被國民黨拉去當兵,被解放軍俘虜後成為“解放”戰士）。至今我仍感激這位老先生，是他允許我每周進一次倉庫借一旅行袋的書，下周依時交換。正是在那裡，我翻檢到一九五八年的《文藝報》的《再批判》專輯，因而我第一次讀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在那幾年，我從這個倉庫借去大量的中外文學和歷史書籍，至今還記得，孟德斯鳩的《一個波斯人的信札》、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葉集》、葉聖陶的《倪煥之》、老舍的《駱駝祥子》，就是在那個時候讀的。一九七一年後南京圖書館局部恢復開放，我又在每個休息日去那裡讀《魯迅全集》，將包括魯迅譯著在內的舊版《魯迅全集》全部通讀了一遍。正是這些作品支撐起我的人文主義的信念。

七十年代中期，國內的政治局勢更加險惡，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因憤恨江青的專橫，在一九七五年從其位於南京市衛巷家中的閣樓上跳下自殺身亡。我的家也每天受到居民小組老太太的監視，只要家裡來一外人，她就站在門口探頭探腦，東張西望。一九七六年夏天的一個晚上，我與好友賀軍坐在長江路人行道的路邊，我背誦了魯迅的話：“地下火在運行，岩漿在奔突……”（一九九五年八月底，我與賀軍在紐約第五大道的街心花園坐了半天，我們共同回憶起往昔歲月，我們都談到一九七六年夏在長江路邊的那次談話）。

在文革期間，我讀了許多毛的內部講話和有關“兩條路線斗爭”的資料，這些資料真真假假，其中不少充斥著大量的歪曲和謊言，然而它們還是激起了我強烈的興趣。結合文革中所發生、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來愈有一種想探究中共革命歷史的願望，在這個過程中，我注意到了延安整風運動——這雖然是距那時以前幾十年的往事，但我還是隱約感到，眼下一切似乎都與它有聯系。在大字報和各種文革材料中，我難道不是經常讀到毛和其他“中央首長”的講話嗎：什麼“×××最壞，在寧都會議上，他想槍斃我”,“劉少奇在抗戰期間勾結王明反對毛主席的獨立自主方針”,什麼“×××在延安審幹中查是自首分子，因此對他控制使用”，還有“王明化名馬馬維奇在蘇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裡，我雖然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卻不知填了多少表格，從小學、中學到工作單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社會關系”欄內填寫老一套的內容。看看周圍的人，大家也一樣要填表。我工作單位的人事幹事是從老解放區來的，她說，這是黨的審幹的傳統，是從延安整風開始執行和推廣的。——延安整風運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帶著這些疑問，1978年秋，我以歷史系作為自己的第一選擇，考入了南京大學歷史系。

一九七九年後的中國大學教育開始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我經歷了那幾年由思想解放運動而帶來的震撼並引發了更多的思考。

在課堂上，我再次聽老師講延安整風運動，我也陸續看到一些談論“搶救”運動的材料，然而所有這些都在維持一個基本解釋：延安整風運動是一場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運動。一九七九年我還讀到周揚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周揚將延安整風與五四運動、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運動相提並論，謂之“思想解放運動”。

在大學讀書的那幾年，我知道，雖然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已被批評，但毛的極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滲透到當代人思想意識的深處，成為某種習慣性思維，表現在中國現代史、中共黨史研究領域，就是官學甚行，為聖人避諱，或研究為某種權威著述作注腳，幾乎成為一種流行的風尚。當然我十分理解前輩學者的矛盾和苦衷,他們或被過去的極左搞怕了,或是因為年輕時受到的《聯共黨史》、《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的思想訓練太深，以至根本無法跳出官學的窠臼。

高華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然而，我難以忘懷過去歲月留下的精神記憶，劉知幾雲：治史要具史才、史學、史識,其最重要之處就是秉筆直書，“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我難以忘記一九七九年在課堂上聽老師講授司馬遷《報任安書》時內心所引起的激動，我也時時憶及范文瀾先生對史學後進的教誨：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所有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條的束縛，努力發揮出自己的主體意識，讓思想真正自由起來。從那時起，我萌生一個願望，將來要寫一本真實反映延安整風的史書，為此我開始搜集資料。

由於延安整風在主流話語中是一個特殊的符號，有關史料的開放一直非常有限，這給研究者帶來極大的困難。但在八十年代以後，中國也陸續披露了某些與延安整風運動相關的歷史資料，除了少量檔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憶資料，這給研究者既帶來了便利，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這就是如何分析、辨別、解釋這些材料。應該說，我在中國大陸長期的生活體驗以及我對有關史料的廣泛涉獵,加強了我讀資料的敏感性,我逐漸能夠判斷在那些話語後面所隱蔽的東西。

經過對多年搜集、積累資料的反復研究和體會，我頭腦中的延安整風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我開始發現散亂在各種零碎資料之間的有機聯系。一九九一年八月中旬我開始動筆，到一九九二年下半年，我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從一九九二年下半年始，我的寫作速度慢了下來，一則日常教學工作十分繁重，牽扯了我不少精力；二則我需要更廣泛地搜集、閱讀各種資料。

一九九五年夏—一九九六年秋，我有機會去設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作訪問學者，我在美國的研究題目與延安整風無關，但我仍利用在華盛頓的機會，在國會圖書館工作了一個月。但是很遺憾，國會圖書館中文部雖然收藏十分豐富，但是幾乎找不到有關延安整風的材料。

一九九六年十月我返國後，又重新開始寫作，到了一九九八年夏，全書已經完成。我又用半年時間對書稿作了三次修改補充，於一九九八年底，全書殺青。一九九九年初交稿後，在編輯校對階段，我接觸到若幹新材料，對書中的個別內容再次做了充實，於一九九九年春夏之交，全書最後定稿。

研究准則：

我寫這本書在思想上一直以求真求實為依歸，在寫作過程中，始終遵循據事言理的治學方法。我以為，重要的是，首先應將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敘述清楚，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數十年意識形態的解釋學早將當年那場事件搞得雲環霧繞，面目不清。為此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對各種重要和非重要的資料進行點滴歸攏，爬梳鑒別，再對之反復研究體會，使之融匯貫通。這方面的工作用去我最多的時間和精力。

我不反對對延安整風這一重大現象進行嚴謹的理論分析，且認為，這個工作極為重要，但是我又擔心過度解釋而妨礙讀者自己的判斷。陳寅恪先生言,“大處著眼,小處著手”,“滴水觀滄海”，因此在本書中，我從實證研究的角度，以分析性論述的方式展開，這也與我個人比較重視歷史的個案研究有關。

幾點遺憾：

在寫作此書的七年裡，我一直懷有深深的遺憾，這就是，我無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資料。

眾所周知，有關延安整風期間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中社部、中組部的檔案文獻,除少量披露外，絕大部分迄今仍未公開。一九九二年,我看到一位負責人在中央檔案館的講話,他說，鑒於蘇東巨變的深刻的歷史教訓，應該加強對檔案工作重要性的認識。他指出,中共檔案資料的保管，關系到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我可以理解這位負責人的觀點，但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卻為不能閱讀利用這些珍貴史料而感到無窮的遺憾。

由於這是一本站在民間立場的個人寫作，十多年來我從自己不多的工資裡擠出錢購買了大量的書籍資料，我從沒有以此選題申請國家、省級或大學的任何社科研究項目的資助，我知道，即使申請也不會成功。所以我的另一個遺憾是，我無法對一些當年參加過延安整風運動的人士進行口述采訪，如果我做了這樣的工作，一定會對本書的內容有所充實。

最後，我的遺憾是我應該去莫斯科搜尋有關資料。1990 年代後，莫斯科開禁歷史檔案，涉及四十年代蘇共與中共交往的文獻記錄也已開放。中國歷史學會的沈志華博士近年來為搜集這些史料作了大量工作，他並已將其中某些材料轉送北京研究者（沈博士告訴我，蘇共與中共在延安整風期間交往的史料很少），因沈博士去美國，一時聯系不上，這也使我深感遺憾。

幾點說明：

伏案幾載，每天神游於當年的歷史景像之中，自然會對延安整風運動及其相關的史事與人物產生種種體會，這方面的體會與感受的絕大部分已化為書中的敘述，但是還有幾點需在此予以說明：

一、予生亦晚也，未能躬逢中共草創革命的年代。細讀歷史，站在二十世紀全局觀二十年代後中共革命之風起雲湧，心中自對中共革命抱持一種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將其看成是 20 世紀中國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運動的產物，認為在歷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價值和意義。

二、從中共革命奪權、推翻國民黨統治的角度觀之，延安整風運動對於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某些概念、范式以後又對中國的發展和進步產生若幹消極作用，極左思想、權謀政治匯溪成流，終至釀成建國後思想領域一系列過左的政治運動直至文革慘禍，真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所幸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國家已逐步走出過去那種懷疑一切，無情斗爭的極左道路，但舊習慣思維的清理仍需長期努力。吾期盼舊時極左的“以我劃線”、權謀政治永不再來，國家從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軌道，如此，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三、本書涵蓋面頗寬，涉及中國現代史上許多著名人物，對於本書所論及的所有人物，我只將其看成歷史人物,不存任何既定的好惡偏見，主觀上力求客觀公允,“不虛美，不隱惡”。當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作者的價值關懷，陳衡哲先生曾說過,“若僅縷述某人某國於某年征服某地……那有什麼意思”，說的也是研究者的價值關懷問題，只是這種價值關懷不應妨害到敘述的中立和客觀。如果說本書敘述中有什麼價值傾向的話，那就是我至今還深以為然的五四以後的新價值：民主、自由、獨立、社會正義和人道主義。

在寫作此書的幾年裡，我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寶貴的支持和鼓勵，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我謹向他們表示真摯的感謝。

上海師范大學的許紀霖教授多年來一直關心我研究的進展，他還熱情地為本書的出版提出許多好的建議。在與許教授的交往中，他的深厚的學養和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卓越見解總是使我深獲教益。

我衷心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的金觀濤教授和劉青峰教授。他們對本書的出版提供了熱情的幫助，在本書定稿過程中，他們提出一些富有啟迪性的建議和意見，對於本書臻於學術規范化的要求，有重要的作用。

我也向我的同事，南京大學歷史系顏世安教授和我的好友，現旅居美國的賀軍先生表達我的感激，他們的友誼和支持，對於我一直是一個激勵。

我曾與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孔斐力教授(Philip Kuhn)和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問題研究院“華盛頓—南京辦公室"主任甘安哲博士(Anthony Kane)有過多次關於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共黨史問題的愉快的討論，他們的支持和鼓勵對於我的寫作是一種推動。

在寫作此書的幾年裡,我始終得到我過去的學生甘思德(Scott Kennedy)和唐山(Jeff Zuckerberg)的關心和幫助，我的研究生郭洵澈對我幫助尤大，他不僅幫我用電腦輸入文字，還與我分享了討論的樂趣，在此我向他們表示深切的感謝。

高華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我也向本書所引用文字的作者、編者表示我的謝意,我雖然在引述文字時都做有詳細的注釋,但沒有他們提供的資料基礎，我要完成這本書也是不可能的。

我要向本書的編輯鄭會欣博士表達我深深的謝意，鄭博士自己有大量的研究任務，但是他還是撥冗為本書做了許多瑣細的工作,他的慷慨相助對本書的出版有重要的幫助。

一九九八年夏秋之際，我有機會前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作訪問研究，在“大學服務中心”得到熊景明女士的熱情接待和幫助，在這個收藏豐富的史料中心，我為本書補充了若幹新的資料，在此向熊景明女士和“大學服務中心”表示謝意。

南京大學歷史系資料室的老師們多年來在圖書資料方面給了我許多幫助，對他們的友好、善意和敬業精神，我深表感激。

最後，我要深深地感謝我的妻子劉韶洪和兒子高欣，我的妻子在每天工作之余，承擔了大量的家務，使我可以專心致志進行研究，她還為書稿作了一部分的電腦輸入工作。為了寫作這本書，許多年我不能和妻子、孩子一同出外游玩，也不能與孩子經常討論他的功課，沒有他們的支持、幫助和理解，我要完成此書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九九九年六月 於南京大學

cdn.jsdelivr.net/gh/gf.../yanan.pdf

cdn.jsdelivr.net/gh/gf.../yanan.pdf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消息稱：2011年去世的中國著名歷史學者高華教授《紅太陽是如何升起的？》一書的英文版，2月14日獲得了國際中國研究領域學術著作的最高獎項之一“列文森獎”。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書，是已故中國著名歷史學家、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的代表作。該書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此後重印數十次，但20年來在中國大陸至今仍被視為禁書，無法出版。該書英文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年出版）於2月14日榮獲美國列文森獎2020年度特別榮譽獎。

該書利用大量原始材料，研究了延安整風運動和毛澤東如何利用這一運動，完全改造了中共黨內文化，確立個人權威，並奠定了中國當代官方意識形態和歷史解讀的歷程。該書被視為理解中國共產黨以及當代中國政治繞不過去的經典著作。

列文森獎由美國亞洲研究協會為紀念著名的美國漢學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而設立，作為全球中國研究領域學術著作的最高獎項之一，列文森獎每年嘉獎兩部“對中國歷史、文化、社會和經濟之研究做出最大貢獻”的英文新著，在一些年份加設特別榮譽獎。

堋逗焯�阳矢`躚�升汽R摹返某醢媸奔洳⒉環�恒姡规茷懕保�但評獎委員會“強烈認為《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及其作者高華先生應獲特別認可”，並指出：“高華耗費20年的心力所寫成的這部著作，深刻影響了人們對中國共產革命的理解。他對學術研究的奉獻熱忱、與作為一位學者所秉持的社會和歷史責任感，對中國及中國之外的學者是一種巨大的激勵。”

列文森獎今年首次授予一部已出版20年的中文舊著的英譯本，去世九年的高華教授則是首位獲獎的中國本土學者。




下面的書一時下不了，要有 BOX 賬號。
僅供參考


20世紀後半葉歷史解密(1950----2000).doc
www.box.net/shared/3giu8zhg7c

楊繼繩　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饑荒紀實.doc

香港天地圖書 2008年6月
www.box.net/shared/442f5xcls5

胡平：人的馴化、躲避與反叛.doc （香港亞洲出版社）
www.box.net/shared/ke3iqmg2dz

中國革命再闡釋01.doc
www.box.net/shared/zdcji5q6jz

中國革命再闡釋02.doc
www.box.net/shared/ym13ju4nfz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doc
www.box.net/shared/yqitejj60g

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doc
www.box.net/shared/sfybdf97m4

趙無眠：真假毛澤東.doc
www.box.net/shared/9z038gtjis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doc

www.box.net/shared/8msgrmnqbe

真假周恩來.doc
www.box.net/shared/kovou846zp

魏紫丹：《還原一九五七》.doc
www.box.net/shared/lido100m7v

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足本）.doc
www.box.net/shared/idjq9gcc0s

唐德剛：民國前十年.doc
www.box.net/shared/tbnyatd194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doc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
www.box.net/shared/t14h2tcc5o

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doc
《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www.box.net/shared/gil1pqjkco

雷震遠：《內在的敵人》.doc

www.box.net/shared/exru2lc6cc

陳奎德：哈耶克.doc
www.box.net/shared/cm6601idzr

《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doc 兩個專家對中國20世紀歷史與現實進行了分析。
www.box.net/shared/fu7qiq14i2

何方：黨史筆記01.doc
www.box.net/shared/t8culrlst1
何方：黨史筆記02.doc
www.box.net/shared/l8iictj6pg

何方：黨史筆記03.doc
www.box.net/shared/y5bzp13db6
何方：黨史筆記04.doc
www.box.net/shared/r7v49590zv
何方：黨史筆記05.doc
www.box.net/shared/v8o7u412rm

丁抒:謀－－「反右」前後（修訂本）.doc （香港版）
鏈接：
www.box.net/shared/skvqjh8ruc

www.box.net/shared/3ftigzz7ha
www.box.net/shared/8f2dyso64x
www.box.net/shared/xy74f283lp

瘋狂歲月——“文革”酷刑實錄.pdf
www.box.net/shared/sz386kk5qo

地久致武撰：血與火的教訓——文革重大武斗慘案紀實.pdf
www.box.net/shared/74a1a6bukh

文革受難者.pdf （王友琴著）
www.box.net/shared/9hx44lvok6

[三叔]

高華臨終被要求少用藥不得用進口藥


撰寫：嘉崎
2016-12-25 18:31:49
最後更新日期：2016-12-25 18:31

關於高華的去世，有一個問題是無法回避的，那就是他在治病過程中用藥情況與南京大學之間產生的沖突，學校只允許其使用國產藥，而且盡量少用。高華去世後，學者張鳴在微博上聲稱，南京大學黨委更要求審查他准備在追悼會上致的悼詞。本文摘自《南方都市報》，作者劉根勤，原題為《學者與體制之間的迷惘》。

2011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118周年誕辰。當天並無任何異常，只是微博上有些人在紀念。但翌日清晨，收到好友、《南方周末》讀書版編輯劉小磊短信：高華老師昨晚去世。

高華先生是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一生的志業研究中共黨史，他焚膏繼晷嘔心瀝血的名山之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為海內外學術界所廣泛關注。

高華教授病逝的消息傳開後，以新浪微博為陣地，掀起了一陣“紀念高華先生”的熱潮。華語世界舉凡較具獨立性的知名學者，包括余英時、楊奎松、沈志華等學者紛紛表達哀思。其中章詒和先生所致的悼詞最為悲愴。

我印象當中，多年以來，很少有學者的去世能像高華教授這樣，幾乎成為一起“公共事件”。即使2008年王元化先生去世，也沒有這麼大的反響。原因大體有二：第一，王先生雖有波折，但中年以後威望尊隆，為學界領袖，而高華教授作為晚輩，遭逢坎坷甚至過於前輩，具有強烈的悲情色彩；第二，是因為微博對話題的推動作用。

眾多回憶性文章和網帖，大多緬懷高華教授的學術造詣。也有回避不開的話題，那就是高華教授“治病”過程中，為使用“國產”還是“進口”針以及用藥量與學校產生沖突，學校當然只允許使用國產，盡量少用。而更引發爭議的是，高華教授去世後，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張鳴教授在微博上聲稱，南京大學黨委要求審查他准備在追悼會上致的悼詞。

這就構成了一個“元問題”般的話題：學者與體制之間有沒有可能共贏？尤其是當學者是具有自由精神獨立品質的人文學者時，有沒有可能與一個在所謂新形勢下愈發堅固強勢且自以為是的體制實現“和平共處”？從高華教授去世這一事件上，我們得出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而驅使我作這篇文章的更大原因，並非我對體制有多了解，而在於，我是他的學生，1997-2000年間，我在南大歷史系讀研究生。我的導師史全生教授，以前也是他的老師。我們過從甚密，我跟他學習不止一門課，更能每月有一次以上去他家請教。研究生畢業時，他對我的工作頗多關注。他說過一句：根勤，就沖《南方周末》在廣州，你也應該過去。

他說這話時的溫暖而渾厚的中音，我念茲在茲。幾天前在網上看到他在香港作毛澤東與“文革”專題講座的視頻，我仿佛又回到南大校園，課堂上、梧桐樹下還有上海路他的筒子樓家中，他的慷慨陳詞，他的艱難治學，他夫人劉曉紅女士的溫婉笑容，他兒子高興的調皮……

那時，他還是副教授，但我們同學無論男女，都極其欽服他的形象、氣質與學識。10多年來，我一直說，教授就應該是他這個樣子。但我真正了解的，是他在體制內的抑郁。這種抑郁，幾乎構成了他魅力的重要部分。這也是尼采所說的，讀書人要有適度的貧困。而高老師一輩子所擺脫不了的，是“窮”和“貧”。

可能是他自己說過或者是身邊朋友說起，他的父親是“地下黨”。這本是一個神秘的詞，但現在已經證明了，這是一個“邊緣”的勢力。這些，他在近年的《革命年代》後記中也屢有述及。1978年他進入南京大學歷史系讀書，4年後畢業讀研究生，導師姜雲教授在系裡是“非主流”。他當年作為青年學生跟張憲文教授編纂《中華民國史綱》。書後有一張照片，他和幾位同學合營，那裡面他斯文瘦弱，表情憂郁，與旁人迥然不同。他的穿著也頗獨特，上穿白色短袖，下面是黑色西式短褲，踩一雙涼鞋。我拿他的穿著與他開玩笑，說很有時代特色。

研究生畢業後他留校任教，後來讀了在職博士。多年後，我聽好朋友、也是高老師知交的單世聯教授說，他在歷史系連讀書加教書待了33年，沒拿到系裡一分錢。我深表相信。在一定程度上，去世前後學校對他的態度，情理之中意料之內。

我去讀研究生時，他剛從美國霍普金斯大學訪學回來。當時就聽說，他有機會留在那邊教書，但領導強令他回來。我一直沒有深究，領導怎麼就能強令他回來？多年以後，他在媒體上署名，經常是南京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聯署”，但最終沒有調入上海。有人簡單提及，說即使沒有調入，他也沒有怨恨。也有朋友說，“上面”說了，這樣的人怎麼能進上海呢？但我不解的是，天下之大，盡可去得，為什麼非得羈留在滬寧兩地？

他是1999年評上教授的，這事是歷史系學生最關心的。那時我在北京拜訪錢理群教授，也被問及他是不是博導。我說他評教授就在今年，博導要稍晚。錢老師很納悶，我說這很正常。後來聽說楊振寧先生在校長面前說，高華這樣的人不是教授，誰是教授？我便問他有無此事，他說有，但自己當年評上教授卻是沒有懸念的，與楊先生的話無關。

他原來與系裡兩位副教授一起擠筒子樓的悲慘生活，到2000年搬到了龍江小區宣告終結。但卻一直“貧”。我始終不理解。他夫人是公務員。兒子高興後來讀的學校不是很好，但我想就業應該不是問題。而他這10年聲名鵲起，在海外學界、在國內的輿論界尤其是南方報系備受推崇，卻到最終因為治療問題還要乞助於學校。

他當時給我們上課，曾經以他特有的溫和而激烈的方式，指出中國其實就是一個“單位社會”，大部分人都是“組織型人格”，南京大學是江蘇教育最大的體制堡壘。他也說，無論南京哪一家國有大型企業，去分析它的組織架構與運作機制，都可以做一篇博士論文。他是如此的深刻而有力，但遺憾的是，他一直“受制”於這頑固的體制。每到壓抑時，他一般都會到廣州、香港和國外去散心。因為這邊是“內地”學者和媒體人的“氣眼”。

高華老師以純粹的學者、悲涼的氣質結束了他的一生。我總會聯想起前輩史家陳旭麓先生的葬禮上，茅海建、熊月之等高足哭聲一片，因為先生一生壓抑。高老師的成就自然不凡，而他所處的時代，盡管有種種不堪之處，但在選擇與流動空間上，無論如何比旭麓先生那時要好得多。每念及此，我總是不得其解。

這樣令人悲哀的事情，一定還會延續。這才是更悲哀的事情。

我為高華老師驕傲，也為他悲哀和迷惘！

[三叔]

野百合花

王實味

（1942年3月17日）


按：這篇文章寫於1942年3月17日，作者時年36歲。1942年5-7月，在延安整風大批判的政治空氣下，王實味遭到激烈批判，成為眾矢之的。而這篇文章又是首當其沖遭批判對象。1942年10月王實味被清除出黨，幾乎與此同時被打入“五人反黨集團”。1943年4月王實味在“搶救運動”中被康生下令逮捕。1946年延安重新審查王實味，結論是“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離延安，7月將王實味就地處死。王實味被砍刀殘殺後扔進一眼枯井中。


前 記


　　在河邊獨步時，一位同志腳上的舊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過這種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愛的生平第一個朋友。

　　想起她，心臓照例震動一下。照例我覺到血液循環得更有力。

　　李芬同志是北大1926年級文預科學生，同年入黨，1928年春犧牲於她底故鄉——湖南寶慶。她底死不是由於被捕，而是被她底親舅父縛送給當地駐軍的。這說明舊中國底代表者是如何殘忍。同時，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襯衣褲都穿在身上，用針線上下密密縫在一起，因為當時寶慶青年女共產黨員被捕槍決後，常由軍隊縱使流氓去奸屍！這又說明著舊中國是怎樣一個血腥、丑惡、肮臓、黑暗的社會！從聽到她底噩耗時起，我底血管便一直燃燒著最猛烈的熱愛與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聖潔的女殉道者底影子，穿著三套密密縫在一起的襯衣褲，由自己的親舅父縛送去從容就義！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臓震動，血液循環得更加有力！（在這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升平氣象中，提到這樣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諧，但當前的現實——閉上眼睛想一想罷，每一分鍾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與這氣象也不太和諧！）

　　為了民族的利益，我們並不願意再算階級仇恨的舊帳。我們是真正大公無私的。我們甚至盡一切力量拖曳著舊中國底代表者同我們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過程中，舊中國底肮臓污穢也就沾染了我們自己，散布細菌，傳染疾病。

　　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從李芬同志底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戰斗的力量。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決心寫一些雜文。野百合花就是它們底總標題。這有兩方面的含義：第一，這種花是延安山野間最美麗的野花，用以獻給那聖潔的影子；其次，據說這花與一般百合花同樣有著鱗狀球莖，吃起來雖略帶苦澀，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樣香甜可口，但卻有更大的藥用價值——未知確否。

一九四二年二月廿六日



一 我們生活裡缺少什麼？

　　延安青年近來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勁，而且似乎肚子裡裝得有不舒服。

　　為什麼呢？我們生活裡缺少什麼呢？有人會回答說：我們營養不良，我們缺少維他命，所以……另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許多青年找不到愛人，所以……還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生活太單調，太枯燥，缺少娛樂，所以……

　　這些回答都不是沒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些，要有異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這些都是天經地義。但誰也不能不承認：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犧牲精神來從事革命，並不是來追求食色的滿足和生活的快樂。說他們不起勁，甚至肚子裡裝著不舒服，就是為了這些問題不能圓滿解決，我不敢輕於同意。

　　那麼，我們生活裡到底缺些什麼呢？下面一段談話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從友人處歸來。昏黑裡，前面有兩個青年女同志在低聲而興奮地談著話。我們相距丈多遠，我放輕腳步凝神諦聽著：

　　“……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的同志，身體好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哼！到處烏鴉一般黑，我們底XX同志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好象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平常見人裝得笑嘻嘻，其實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長架子來訓人。”

　　“大頭子是這樣，小頭子也是這樣。我們底科長，XXX，對上是必恭必敬的，對我們，卻是神氣活現，好幾次同志病了，他連看都不伸頭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鷹抓了他一只小雞，你看他多麼關心這件大事呀！以後每次看見老鷹飛來，他都嚎嚎地叫，扔土塊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這位女同志口齒尖利，一方面惘然如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來叫人難過。其實，害病，倒並不希望那類人來看你。他只能給你添難受。他底聲音、表情、態度，都不使你感受他對你有什麼關懷，愛護。”

　　“我兩年來換了三四個工作機關，那些首長以及科長、主任之類，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

　　“是呀，一點也不錯！他對別人沒有一點愛，別人自然也一點不愛他。要是做群眾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們還繼續低聲興奮地談著。因為要分路，我就聽到這裡為止，這段談話也許有偏頗，有誇張，其中的“形象”也許沒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們決不能否認它有鏡子底作用。

　　我們生活裡到底缺少什麼呢？鏡子裡看罷。


二 碰《碰壁》

　　在本報《青年之頁》第十二期上，讀到一位同志底標題為《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

　　先抄兩段原文：

　　“新從大後方來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騷滿腹，到處發泄的情形，深以為不然的說：‘這算得什麼！我們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人多少氣，……’”

　　“他的話是對的。延安雖也有著令人生氣的‘顏色’，和一些不能盡如人意的事物；可是在一個碰壁多少次，嘗夠人生冷暖的人看來，卻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麼的。至於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學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同了。家庭和學校哺乳他們成人，愛和熱向他們細語著人生，教他們描摹單純和美麗的憧憬；現實的丑惡和冷淡於他們是陌生的，無怪乎他們一遇到小小的風浪就要叫嚷，感到從來未有過的不安。”

　　我不知道作者這位“中年朋友”是怎樣的一個人，但我認為他底這種知足者長樂的人生哲學，不但不是“對的”，而是有害的。青年是可貴的，在於他們純潔、敏感、熱情、勇敢，他們充滿著生命底新銳的力。別人沒有感覺的黑暗，他們先感覺；別人沒有看到的肮臓，他們先看到；別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他們大膽地說。因此，他們意見多一些，但不見得就是“牢騷”；他們的話或許說得不夠四平八穩，但也不見得就是“叫嚷”。我們應該從這些所謂“牢騷”“叫嚷”“不安”的現象裡，去探求那產生這些現象的問題底本質，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見得總是“盲目的叫嚷”。）消除這些現象底根源。說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導青年不發“牢騷”，說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麼”，這絲毫不能解決問題。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須更好一點。

　　當然，青年常表現不冷靜，不沉著。這似乎是《碰壁》作者的主題。但青年如果真個個都是“少年老成”起來，那世界該有多麼寂寞呀！其實，延安青年已經夠老成了，前文所引那兩位女同志底“牢騷”，便是在昏暗中用低沉的聲音發出的。我們不但不應該討厭這種“牢騷”，而且應該把它當作鏡子照一照自己。

　　說延安“學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學校哺乳他們成人，愛和熱向他們細語著人生……”我認為這多少有些主觀主義。延安青年雖然絕大多數是“學生出身”，“入世未深”，沒有“嘗夠人生冷暖”，但他們也絕大多數是從各種不同的痛苦斗爭道路走到延安來的，過去的生活不見得有那樣多的“愛和熱”；相反他們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陣營裡來追求“愛和熱”的。依《碰壁》作者底看法，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嬌生慣養，或許因為沒有糖果吃就發起“牢騷”來。至於“丑惡和冷淡”，對於他們也並不是“陌生”；正因為認識了“丑惡和冷淡”，他們才到延安來求“美麗和溫暖”，他們才看到延安的“丑惡和冷淡”而“忍不住”要發“牢騷”，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這“丑惡和冷淡”減至最小限度。

　　一九三八年冬天，我們黨曾大規模檢查工作，當時黨中央號召同志們要“議論紛紛”，“意見不管正確不正確都盡管提”，我希望這樣的大檢查再來一次，聽聽一般下層青年底“牢騷”。這對我們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處。


　　三 “必然性”“天塌不下來”與“小事情”

　　“我們底陣營存在於黑暗的舊社會，因此其中也有黑暗，這是有必然性的。”對呀，這是“馬克思主義”。然而，這只是半截馬克思主義，還有更重要的後半截，卻被“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大師”們忘記了。這後半截應該是：在認識這必然性以後，我們就須要以戰斗的布爾塞維克能動性，去防止黑暗底產生，削減黑暗底滋長，最大限度地發揮意識對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們陣營裡一切黑暗消滅淨盡，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減至最小限度，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師”們不惟不曾強調這一點，而且很少提到這一點。他們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覺去了。

　　其實，不僅睡覺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下，“大師”們對自己也就很寬容了。他們在睡夢中對自己溫情地說：同志，你也是從舊社會裡出來的呀，你靈魂中有一點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別臉紅罷。

　　於是，我們在那兒間接助長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

　　在“必然性”底“理論”之後，有一種“民族形式”的“理論”叫做“天塌不下來。”是的，天是不會塌下來的。可是，我們的工作和事業，是否因為“天塌不下來”就不受損失呢？這一層，“大師”們底腦子絕少想到甚至從未想到。如果讓這“必然性”“必然”地發展下去，則天——革命事業的天——是“必然”要塌下來的。別那麼安心罷。

　　與此相關的還有一種叫做“小事情”的“理論”。你批評他，他說你不應該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師”甚至說，“媽底個x，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現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會出什麼叛黨叛國的大事情，但每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卻有的在那兒幫助光明，有的在那兒幫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們心裡或是喚起溫暖，或是引起寂寞。


　　四 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

　　聽說，曾有某同志用與這同樣的題目，在他本機關底牆報上寫文章，結果被該機關“首長”批評打擊，致陷於半狂狀態。我希望這是傳聞失實。但連稚弱的小鬼都確鑿曾有瘋狂的，則大人之瘋狂，恐怕也不是不會有的事。雖然我也自覺神經不像有些人那麼“健康”，但自信還有足夠的生命力，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陷於瘋狂，所以，敢繼某同志之後，也來談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

　　共產主義不是平均主義（而且我們今天也不是在進行共產主義革命），這不須要我來做八股，因為，我敢保證，沒有半個伙夫（我不敢寫“炊事員”，因為我覺得這有些諷刺畫意味；但與他們談話時，我底理性和良心卻叫我永遠以最溫和的語調稱呼他們“炊事員同志”——多麼可憐的一點溫暖呵！）會妄想與“首長”過同樣的生活。談到等級制度，問題就稍微麻煩一點。

　　一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存在著。另一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這就須要大家用腦子想一想。

　　說等級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約有以下幾種道理：（一）根據“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負責任更大的人應該多享受一點；（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實行薪給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蘇聯也有等級制。

　　這些理由，我認為都有商量余地。關於（一），我們今天還在艱難困苦的革命過程中，大家都是拖著困憊的軀體支撐著煎熬，許許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寶貴的健康，因此無論誰，似乎都還談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負責任更大的人，倒更應該表現與下層同甘苦（這倒是真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層對他有衷心的愛，這才能產生真正的鐵一般的團結。當然，對於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優待的重要負責者，予以特殊的優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負輕重要責任者，也可略予優待。關於（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給制，也不應有太大的等差；對非黨人員可稍優待，黨員還是應該保持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以感動更多的黨外人士與我們合作。關於（三），恕我冒昧，我請這種“言必稱希臘”的“大師”閉嘴。

　　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它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所謂“幹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一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飽！），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講“愛”，講“溫暖”，也許是“小資產階級感情作用”吧？聽候批判。


三月十七日



[注] 本文署名實味，“前記”寫於1942年2月26日，余文寫於3月17日，載於《解放日報》1942年3月13、23日。

[smschat]

都有電子文檔的，幹嘛要帶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