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選集》下卷第337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用農民的說法，肯定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判斷。
三年困難時期中國對外援助有多少?
大饑荒的1961年，中國援外支出接近償還外債的支出。 1962年以後援外更超過了償債。
中國對朝鮮的援助一直未斷。1958年至1963年,這個中國最困難的時段, 中國以無息貸款方式為朝鮮承擔了紡織廠、軸承廠、糖廠、熱工儀表廠、繼電器廠、電子管廠、無線電零件廠等29個成套項目。1960年10月5日,周恩來接見朝鮮副首相李周淵,說最近蘇聯把專家撤走了,這給我們帶來了新的困難, 但中國仍然同意供應朝鮮10萬錠的棉紡設備,也同意供應其他項目。周恩來建議朝鮮先上既快又短的項目,並同意分4年貸款4.2億盧布。 至於償還期限,能還就還,不能還也可以延期,推遲10年甚至20年也未嘗不可,等後代還也可以。 1962年,為滿足朝方急需,中國將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鄲第三、第五紡織廠的設備全套拆往朝鮮。
1956年,中國開始向蒙古提供經濟技術援助,中蒙兩國簽訂經濟和技術援助協定,中國無償援助蒙古1.5億元人民幣。 1958年和1960年又向蒙古提供兩筆長期低息貸款,由於蒙古缺乏技術力量,援助項目都采取“交鑰匙”方式, 即中國包攬一切, 全部建成後把鑰匙交給蒙方就行了。到1964年,共建了2座火力發電廠、毛紡織廠、玻璃廠、造紙廠、磚瓦廠、蔬菜農場、養雞場、醫院、療養院、6座橋梁等21個項目,中國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紡織廠設備,不惜動用緊缺的外匯到英國訂購。
1960年,中國正處於最困難時期,但還是答應非洲一些國家的要求,援助幾內亞1萬噸大米,援助剛果5000噸至1萬噸小麥和大米。
當時中國援助最多的國家是越南和阿爾巴尼亞，施援目的是推動“世界革命”和“支援反修”，最終造成的可歎結果有目共睹。
就說現今50歲以上的中國人最熟悉不過的阿爾巴尼亞。
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鎖、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 從1954年起，中國向阿提供經濟、軍事援助折合人民幣100多億元，阿總人口才200萬，平均給每人達4000多元(當時中國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有的地方農民幹一天才8分錢)。 至1978年6月底，中國幫助阿興建了鋼鐵、化肥、制鹼、制酸、玻璃、銅加工、造紙、塑料、軍工等新的工業部門，增建了電力、煤炭、石油、機械、輕工紡織、建材等工業企業和通信、廣播、電視等設施，共計承擔了142個項目，其中建成的92個，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設的23個。 為建設這些項目，中國先後派出近6000名專家，並為阿爾巴尼亞培養了幾千名技術骨幹。 中國援阿的化肥廠年產20萬噸，平均1公頃地400公斤，遠遠超過我國農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數量;軍援項目之繁、數量之大，也遠超出阿實際需要。 而這一切，阿方似乎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這盞絕無僅有的“歐洲社會主義的明燈”，認為自己是為了中國才失去了蘇聯的援助。
60年代初，中國把蘇聯援助阿爾巴尼亞的項目全部包下來，援助規模不斷擴大，幾乎有求必應。 1960年底，正值中國最嚴重的災荒時期，卻還是緊急援助了阿爾巴尼亞5萬噸糧食。 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急需的東西，甚至包括2100萬美元的自由外匯。 1969年，中國副總理李先念訪阿，阿總理謝胡陪同參觀某地，往返途中談了6個多小時，全是要求援助。 李先念問，你拿我們那麼多東西，打算什麼時候還? 謝胡竟說根本沒有考慮過還的問題。據70年代初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的耿飆將軍回憶，阿第一書記霍查曾毫不掩飾地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 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 ”阿總理謝胡也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 ”阿爾巴尼亞提出要有自己的“鞍鋼”，要有像樣的機械工業，要中國援助開發海上油田，下一個五年計劃要完全用中國的設備和材料。 要援建電視台，計劃在全國實現電燈照明後，做到每個農業社都有電視。
由於中國對阿爾巴尼亞是傾其所有，“有求必允”，阿方也就心安理得。 中國幫阿建設紡織廠，而阿自己沒有棉花，要中國用外匯替它買;織成布做成衣服，沒地方賣，便銷往中國，倒過來竟然賺的還是中國的錢。 中國援建了化肥廠，但阿方不要中國的機器設備，指定要意大利的，中國動用外匯買來意大利的給安裝，壞了之後，阿方又提出要中國再從意大利買機器來更換。 阿馬路邊的電線杆，都是用中國援助的優質鋼管做的，而眾所周知，中國自己國內用的卻是木杆和水泥杆，優質鋼管電線杆幾乎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中國援助的水泥、鋼筋，阿方用來到處建烈士紀念碑——2.8萬多平方公裡的國土上建了1萬多座。 中國援助的化肥，到處亂堆，任憑日曬雨淋。 這些情況，耿飆了解之後，還不敢隨便向中央匯報，擔心被扣上“反對國際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繼續推行“三降一滅”的大帽子。
1970年以後，中阿關系降溫。 但阿爾巴尼亞仍要求中國援助32億元人民幣， 中國決定提供19.5億元人民幣的長期低息貸款。 之後，阿方又要求中國接受其生產的香煙、煙葉和成衣等，中國不得不同意接受這些並不急需的東西。 抽煙的中老年朋友，大都領略過阿爾巴尼亞香煙那股臭腳丫子味兒。
1974年10月 ，謝胡寫信給周恩來 ，提出在阿第六個五年計劃(1976至1980)期間，要求中國提供50億元人民幣的貸款。 中國認為過去對阿的援助已不少，這次要求的數量過大，中國力不從心，很難滿足，決定少給援助。阿方堅決要求增加貸款，還提出延期償還1976至1980年的貸款。 7月30日，中阿雙方簽訂貸款協定，中國貸款給阿爾巴尼亞10億元人民幣。 阿爾巴尼亞還再三要求中國提供糧油，而此時的中國經濟非常困難，確實拿不出更多的東西。 阿爾巴尼亞很不滿意，表示決不會在外來經濟壓力下低頭，並拒絕給中國提供需要的原油、瀝青。 在1976年11月阿勞動黨七大以後 ，開始翻臉不認人 ，公開攻擊中國。 中國被迫於1978年7月終止對阿援助。
對於這條只講國際主義、不講實際利益的“左傾”外交方針,當時不少中央領導同志都是有意見的。1962年春天，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實在忍不住，多次發表內部講話批評。 同年2月，王稼祥與劉寧一、伍修權一起給中央寫信，為“渡過困難，或者減少困難，至少不去增加目前已形成的困難，來加速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提出處理中蘇、中美等國際關系的意見，請求糾正外交政策的“左傾”偏差。 王稼祥主張為有利於國民經濟的調整和恢復工作，爭取時間渡過困難;在對外關系方面，應該采取緩和的而非緊張的政策，在國際斗爭中不要四面樹敵，注意策略，要警惕有人陰謀將局部戰爭的戰火引向我國， 要避免把帝修反的對抗鋒芒全部集中到我身上。 同時提出，在困難形勢下中國對外援助應當考慮自己的具體條件，應“實事求是，量力而行”。
王稼祥還主張對外緩和， 並建議發表聲明,表明我國奉行和平路線。結果，中聯部的意見被概括為“三和一少”,即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國際反動派要和、 對反帝民族運動的援助要少，王稼祥成了“修正主義外交路線”的總代表，遭到批判打擊。 協助周恩來主持中央對外聯絡工作的康生感到中聯部的意見， 對他一直熱衷和極力推行著的一套，即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外國反動派要斗，對各國革命斗爭支援要多的“三斗一多”方針正相對抗，便成為批王的急先鋒和幹將。 文革開始以後，康生更把所謂“三和一少”的帽子拔高到“三降一滅”的程度，即投降以美國為代表的帝國主義、 以蘇聯為代表的修正主義、 以印度為代表的各國反動派， 撲滅人民革命運動。 在這種極“左”思潮的推動下，中國對外政策被引向了更“左”的歧途。
1979年2月 ，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 ，王稼祥才得到平反。 而此時，這位頭腦清醒、敢講真話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已經作古5年。
正確的意見被斥為“三和一少”，於是我國繼續義無反顧地充當許多小兄弟的冤大頭。 有一回阿爾巴尼亞來要援助，我國領導人很大氣：我們中國地方大，人口多，每個人省一小口，就把你們包下來了。
每個人只省一小口! 這條道理說起來輕松，細一想卻異常沉重。 比如1959年和1960年兩年淨出口合計680萬噸糧食，按當時全國6.7億人平均一下，不過人均20斤糧食，每人每天省5.5錢就出來了，確實是一小口而已，有什麼了不起? 可是,你想過沒有，680萬噸糧食，該是多少人的口糧?1960年 《中共中央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定量標准的指示》規定，農村口糧最低可壓到每人每年300斤原糧以下 ， 豐收地區最高不得超過每人每年400斤。 我們就按最高標准算,680萬噸相當於3400萬人一年的口糧。 用得恰當的話，這680萬噸糧食足足可使3400萬人免予饑餓，讓他們飽飽地吃一年!迄今為止(估計也就止了)，沒有發現我國的國家級媒體———黨報黨刊、中央廣播電台和中央電視台，以及各類文件資料等，有“蘇聯逼債”4個字。 60年代、70年代中蘇交惡期間， 官方論戰頗多，在中共中央致蘇共的公開信和政府聲明中， 從來沒有提到過有 “逼債”一事。 以至兩國發生流血沖突，兵戎相見，也沒有翻出什麼“逼債”的老賬。 中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也沒有只言片語提及“蘇聯逼債”。
70年代 ，《人民日報 》曾屢次譴責蘇聯如何 “無情逼債”，不過那是對別的國家，是對“發展中國家”。 如1976年3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記者文章，直斥《蘇聯討債逼債何其狠毒》，但這篇2000字的文章，反復批判了蘇聯向埃及“逼債”的罪惡，卻並無一字提及蘇聯曾對中國“逼債”，連一字半語的影射都沒有。 再如，1973年10月30日的 《人民日報 》刊登署名為 “新華社記者述評 ”的文章《是援助，還是控制和掠奪? 》的文章，猛烈批判“蘇修通過貸款、貿易和要受援國還債的規定，越來越多地攫取亞非拉國家的重要資源”;譴責“蘇修不管受援國出現的困難，經常以債主的身分進行逼債，強調必須‘按時償還’。這使一些國家債台高築，舊債未清又借新債”。值得注意的是，整篇文章近4000字，卻無一字提及蘇聯對中國的“逼債”。 在中蘇對立最嚴重的時期，作為官方喉舌的《人民日報》對“蘇聯向中國逼債”一事如此緘默，顯然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根本不存在這樣的事情。
三年困難時期“蘇聯逼債”之說，曾在我國流傳很長時間，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史家都認為、如果有官方解釋的話也會這麼認為，是當時為開展“反修”斗爭並激發對“現代修正主義頭子”的仇恨，有關“蘇修逼債”的說法和一些渲染性描繪，以基層幹部宣講和民間傳說方式在國內傳播。
1978年12月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中央在一系列決議和文件中，如實地說明了造成當年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是“左”的錯誤，30多年來國內眾多理論文章也做了同樣的分析。 近些年卻有些人仍在重復“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造成饑荒的傳言，這如果不是對歷史缺乏了解，便是繼續為“左”的錯誤做掩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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