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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阵父子兵：一个香港抗争家庭的抵抗与流亡之路

近日， 记者孙诚对阿莫斯和艾伦父子进行了近一小时的访谈，听他们讲述了一家人的抗争和流亡过程以及他们在反送中运动中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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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上旬，一个活跃于反送中运动中的香港五口之家流亡至墨西哥。在这个家庭中，父亲阿莫斯（Amos）和长子艾伦（Alan）曾参加过香港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的两次坚守，其中长子更是第一线抗争人员。近日，本台记者孙诚对阿莫斯和艾伦父子进行了近一小时的访谈，听他们讲述了一家人的抗争和流亡过程以及他们在反送中运动中的亲身经历。在访谈中，两人多次泣不成声，并告诉了记者他们对于未来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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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不公义：这一家人为什么要参加抗争

阿莫斯今年47岁，在流亡前和他的家人居住在香港九龙西地区，他本人从事着展览布置工作。他的妻子艾米（Amy）是一名家庭主妇，两人育有三名子女。在反送中运动爆发后，他们一家人便开始走上街头，投入了抗争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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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斯告诉记者，他们一家五口首次上街游行，是在反送中运动爆发的首日，也就是2019年6月9日：“那时有上百万人出去游行，反对送中条例，全香港才750万人。这么多人出来游行，政府还要强行推这个条例，所以我们很多人出去反对它。”


2019年11月12日，中大二号桥之战的情形。（来自“端传媒”）
2019年11月12日，中大二号桥之战的情形。（来自“端传媒”）
此后，他们一家人参加了多次大规模游行。但随着抗争与冲突逐渐激烈化，情况发生了变化。阿莫斯说：“后来愈演愈烈的时候，我太太担心小朋友的安全，就让我出去看着我大儿子，和他一起，去支持他……因为一家人都是比较支持这个运动，所以我太太也不反对他去，大家一家人都支持他去。所以每一次有街头运动我都会去陪他。”

阿莫斯的长子艾伦是一名中学生，今年16岁，在2019年时则只有14岁，是一名勇武派抗争者。在谈到为什么要站出来时，艾伦说：“见到不公义的事就想站出来，最主要是因为见到‘721’元朗事件。因为我不想没有自由、不想没有可以发言的权利。”

对于自己站出来的原因，阿莫斯也给出了相似的答案：“因为不公义。如果这个条例被通过的话，就会人人自危。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犯了什么事，都可以直接送到中国受审。你说，这东西可不可怕？”

阿莫斯还说：“直到现在，引起这件事的人陈同佳还受着政府的保护，住得好、吃得好、睡得好。但是，受到伤害的这么多香港人，逃亡的逃亡、死的死。所以，这个条例真是‘仆街’的。”（按：“仆街”为粤语口语词，有强烈否定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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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民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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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说：“当场是没有记者的，所以是没有任何报道出现的。当时我和二三十人被防暴警察逼进了一条巷子里。那条巷只有一个出口，在出口的位置有一个道路工程正在进行。”

而就在这时，包括艾伦在内的这批抗争者已经陷入了警方的夹击。艾伦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出口的位置，已经有一批防暴警在等我们了，我们后面那里也有一批防暴警。他们就滥射催泪弹、橡胶子弹，总之所有子弹都射向了我们。”

最终，这批抗争者拼命冲出小巷出口突围，有不少人被警方扑倒逮捕。艾伦当时虽然没有被捕，但这惨烈的一幕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在同年11月30日的一次街头抗争中，艾伦却在中环一带被捕。其后，他被关押在北角警署，之后又被送往东区法院提审。而在被押解的路上，艾伦经历了难以忘记的恐怖一幕。

艾伦表示，当时，几名警察将他带上了前往法院的车，并用手铐紧紧铐住他的手腕。当他表示手铐太紧时，警察就将他的手铐铐得更严了。其后，这些警察对当时年仅14岁的他进行了可怕的威胁。艾伦说：“上了警车之后，开了一段距离，他们就开始说恐吓我的话，说‘你已经看到新闻报道有很多浮尸案，有人被从大厦上面扔下去。如果你再说，是不是想做下一个人？如果你想做的话，我们杀死你，把你扔进海做一件浮尸，被人报道出来。’”
最终，艾伦被定以“刑事毁坏”的罪名，被罚款5000元，并被判处一年“守行为”（binding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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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1日，香港抗争最惨烈的一段日子开始了。这一天，大批抗争者聚集在香港中文大学，并在二号桥与警方对峙。11月12日夜，双方在二号桥展开了持续数小时的激烈攻防。期间，警方发射了数千发催泪弹、橡胶弹及海绵弹，示威者则依托路障投掷燃烧弹还击。艾伦在11月12日这天进入中大，参加了当晚的二号桥之战。回忆当时的情况时，他说：“我是一个义务急救员（按：即First Aid，在香港抗争急救队中被称为“A队”，由最具前线经验的人担任，负责组成人链保护示威者及第一时间救走伤者）。进入中大之前，我在外面兜了12小时才进去，因为太多警察封了路，让我没法进去救人。进去了之后，是一个很恶劣的情况，周围都是催泪弹，子弹横飞。”

这次冲突，以警方未能攻破二号桥并撤退告终。而大批抗争者则坚守中大直到11月15日，最终主动集体撤离。

阿莫斯说：“在中大的时候，我参与的时间比较少，临结束我才去陪我儿子，因为我要工作。”

然而，接踵而来的理大冲突，却立刻又令父子二人在前线相聚了。

阿莫斯回忆说，和儿子从中大回到家后，儿子在家洗了个澡，就在第二天即11月16日又去了理大。11月17日，阿莫斯在下班后也进入了理大。

在11月16日这天，艾伦与大批抗争者聚集在香港理工大学，加紧修筑工事。第二天，就在阿莫斯进入理大后不久，大批警察就团团包围了理大。
在11月17日这天，艾伦处在理大正门的防线上，阿莫斯则处在稍后的位置。艾伦向记者描述了当天冲突的序幕：“大概（上午）10点钟，就有一帮蓝丝‘爱国人士’来到理大漆咸道香港历史博物馆对面的位置，拆我们的路障。我们有人打开麦克风，呼吁这些人停止拆路障，也有人到地面驱赶他们走。过了一段时间，警察就来了，发射催泪弹驱赶我们离开，也让那些蓝丝离开。那一刻，理大之战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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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时分，警方出动装甲车、水炮车，并发射催泪弹、震撼弹，从各个方向攻向了坚守理大校园的上千名抗争者，抗争者则以汽油弹不断还击。在激烈的对抗中，大量抗争者负伤，作为义务急救员的艾伦救助了很多伤者。

18日凌晨时分，理大正门燃起大火，警方甚至一度突破抗争者在正门的防线并攻入校园，随后退出。在18日白天，抗争者多次尝试突围，却都以失败告终。

阿莫斯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时学校里有很多孩子。警察攻入学校，我们两父子在一起隐蔽。他们退出之后，我们又反攻出去。我们反攻很多次都失败了，然后就见到有七个十一二岁的小朋友非常非常害怕。我们就带着他们，一起到处跑，听到哪里有路走我们就冲到哪里……我们到处冲，都冲不出去。”

在讲述这段回忆时，阿莫斯多次停顿下来，失声痛哭。

18日夜晚，一条逃生通道一度出现。部分抗争者来到理大Z区的天桥，通过游绳下降到路面，被骑电单车前来接应的市民接走。阿莫斯和艾伦父子二人和七名孩子，便是通过这种方法逃生的。

阿莫斯说，他们坐上电单车后，又被送上了前来接应的市民驾驶的私家车，“私家车下了桥之后，被‘狗’截停了（按：‘狗’是反送中抗争期间部分抗争者对香港警察的蔑称），包括我和我的儿子，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还有司机全都被捕了。这次经历，一生难忘，每次讲的时候都忍不住，因为当时那些年轻人真的很害怕。”

一行人的被捕时间，是晚上10时20分许。在讲到这里时，阿莫斯再次痛哭。

父子二人被捕之后，被羁押了38个小时。而警方直到第二天下午5时，才首次向他们提供食物。阿莫斯说：“但那些饭都是冷冰冰的。吃了这顿饭之后，等了很久才去录口供。录完口供之后，我们被保释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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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会继续抗争：流亡与对未来的期望

阿莫斯说，在被保释出来之后，他和家人就已开始做流亡的准备，但一直未能作出决定。在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态时，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会再回来捉我们。他们捉了太多人了，可以找证据，有了足够证据之后就能给我们定罪。所以，当时我们已经准备流亡了。但是，那时候因为经费不足、还有很多因素要考虑，所以就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希望他们找不到证据。所以就一直拖延没有走成，一拖就是一年多。”

最终，“国安法”在去年7月的实施，令一家人坚定了流亡的决心：“到了国安条例实施之后，很多之前我们认识的、参加运动的人都被捕了。想逃亡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资金，只有两三万港币，买机票都不够，所以很发愁，想走也走不了。后来联络了一些人，他们肯资助我们买机票和相关费用，我们才有机会跑出来。”

而在谈到有许多香港年轻抗争者因经济原因流亡无门时，这个47岁的男人又一次流下了眼泪：“其实很多香港年轻人连吃饭的钱都没有，走也走不了。”

最终，在热心人士的资助下，阿莫斯一家人于上周登上飞机告别香港，经过泰国、荷兰两次转机，在三十多个小时的飞行后成功抵达墨西哥城，入境对港人免签的墨西哥。

当记者询问阿莫斯，他会否在海外继续坚持抗争时，他说：“我是一定要继续的。”

艾伦则表示，到达海外后，他将继续学业。以后如有机会的话，他会选择在美国参军。

“我的未来，读书，然后参军、当兵，希望我能快点等到从军的那天，希望香港能快点重光，让我回到香港继续生活。”这个16岁的大男孩一边流着泪，一边坚毅地对记者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