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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英、加、澳等西方大国仍然调整或思索对华政策之际，以法德为核心的欧盟，早在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时期就已走出一条独立的对华之路。欧盟意识到与中国加强国际事务和经贸合作是大势所趋，因此推进双边关系而非简单跟随美国站队，但同时也试图以对话为主的方式推动中国做出符合其价值观的改变。

这种路线在过去数年带给中欧双方利好不断，即使如今拜登（Joe Biden）带领美国重返多边主义体系，法德在表示欢迎的同时，也拒绝加入对方的统一对华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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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在欧盟实用主义为主的对华政策下，中欧持续相向而行，在过去几年一直是动荡国际环境的一股稳定力量，双边关系在经历了疫情波折后反而进一步提升。

从领导人表态来看，法德领导人近来不断在G7峰会、慕尼黑安全会议等场合，提醒各国不要“联美抗中”。从经贸层面，中欧双方忽略拜登的抱怨，在去年（2020年）11月完成了标志性的《中欧投资协议》谈判。最近出炉的数据还显示中欧贸易额在去年增长4.9%至6,495亿美元，这也是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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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击疫情方面，美国等国对中俄疫苗持极大不信任的背景下，法德等国也表示愿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中俄疫苗。至于文化交流，在英国当局上月突然吊销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牌照之后，法国主管媒体的“最高视听委员会”3月3日允许CGTN在全欧复播。

那么，欧盟作为美国跨大西洋的关键盟友、西方世界中的重要力量，为何选择了一条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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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首要因素但并非全部

许多人的直觉式反应便是，“笨蛋，问题是经济”。的确，对于主导欧盟政策的法德来说，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是制定政策的首要因素，尤以德国为甚。

中国从2016年起连续五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巨大的中国市场对于出口导向型的德国来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中国经济在疫情期间的迅速复苏，也缓冲了德国经济大跳水的幅度。根据德国统计局发布的数字，德国去年对中国出口仅略降0.1%至959亿欧元，而对美国出口降低12%至1,038亿欧元。另外，对于德国汽车制造业来说，中国既是过去也是未来，尤其是中国通过《中欧贸易协议》完全放开了新能源汽车业后，德国车企已摩拳擦掌准备投身新一波中国淘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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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法国来说，中国虽然只是第七大贸易伙伴（2020年贸易份额为4.2%），但两国在金融方面大有合作空间。例如中国在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就优先选择巴黎金融市场，2019年11月在巴黎发行40亿欧元的主权债券。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25日与马克龙通话时，也表示中方支持巴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这与法国著眼使巴黎取代伦敦成为欧洲第一大金融中心的构想不谋而合。

但经济因素并不是全部的故事。默克尔在长久执政期间对中国形成的更系统化、更长远的判断，马克龙对于欧盟“战略自主”之构想，以及法德对美国“特朗普主义者”重新掌权的警惕，都让两人决意选择一条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第三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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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的中国情结与马克龙的欧洲主权

对执掌德国16年的默克尔来说，她除了切身体会到中国腾飞对德国经济的拉动效应，与中国共同应对国际危机、携手合作共赢的经验也更多，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塑造了她对中国的态度。

在金融危机后，得益于中国经济仍高速增长，德国通过对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大幅出口增长，在欧洲率先实现复苏。在欧债危机上，中国大笔购进欧洲债券、加强企业赴欧投资、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注资，为欧洲度过债务难关贡献了一臂之力。《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援引与默克尔密切合作的外交官指“她没有忘却这些事”。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中德关系专家巴尔金（Noah Barkin）也认为，这两件事改变了默克尔的对华政策。

可以说，默克尔的丰富经验，使其更能体会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一面，并从“共赢”的角度去看待中欧关系，而不会像其他更注重自身政治利益的领导人般，一味鼓动和迎合国民对中国的低好感度，作为自身竞选筹码。默克尔在任期行将结束的前一年，利用德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的身份推动签署《中欧投资协议》，以及她近来关于“G7需要加强与中国合作”、“反对围绕中美其中一方结盟”的表态，都是留给德国政坛的宝贵礼物和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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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信奉“戴高乐主义”的马克龙而言，一条更独立的欧盟外交之路一直是其“战略自主”构想的一环。马克龙坚信欧盟必须在国防、数字主权、科技创新等方面加强合作，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使欧盟能作为一股更独立于美国的力量行动并争取自身利益。循同一种思路，马克龙自然不会在中国问题上亦步亦趋跟随美国。他在2月4日于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答问环节就表示，团结起来对付中国是最容易产生冲突的局面，在他看来这样只会起到反作用。

在马克龙看来，中国在气候变暖等课题上是伙伴（partner），商业竞争上是对手（competitor），在印太和人权问题上则是系统性敌手（systematic rival）。而在最后一个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大做文章的层面，马克龙认为需要对中国施压的同时，也必须找到正确的方式与中国重新接触（re-engage），即像欧洲在中欧投资协议谈判期间，得到中国致力于国际劳工组织基本公约的承诺。我们可以预见，他今后会在分歧和争议事项上虽会与美国一道发声，但也会注重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策略，乃至发挥欧盟的独立外交角色，帮助中美调和矛盾。

另外，默克尔和马克龙也对美国仍然强势的民粹主义持警惕态度，两人都担心特朗普式的人物会再次掌管白宫，如果现时完全倒向拜登一边的话，则等于放弃了发展势头良好的中国，且未来可能又被美国领导人背叛。默克尔就曾在2019年形容德国在未来的地缘政治前景中十分“糟糕”，她似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柏林承担不起在中美之间站错边的代价，因此最好选择不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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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路线能延续下去吗？

不过，法德领导层目前为整个欧盟拟定好对华政策仍然存在诸多挑战，如今的路线未成为两国国内的跨党派共识，也尚未被各成员国全盘接受。例如，德国将在9月举行议会选举，而默克尔所属的基民盟（CDU）与长期执政伙伴社民党（SDU）近来分歧愈显，如果两国无法再次达成联合政府，基民盟可能不得不转向民调中排行第二的绿党，而绿党是德国政坛中对华最强硬的力量，这有可能使默克尔的对华路线难以为继。

而从整个欧洲范围来看，在曾被前苏联或南斯拉夫统治的中东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也开始对日渐强大的中国倍感忧虑，担心前苏联阴影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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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的中国与中东欧“17+1”峰会上，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这六个国家都仅派部长出席以示不满。尽管中方在峰会上承诺未来五年将从中东欧国家进口逾1700亿美元的商品，农产品进口翻倍，但峰会过后仅一周多，爱沙尼亚情报局发表报告指需要警惕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避免出现“中国主导下被噤声的世界”。立陶宛更是近来表示，将在年底前于台湾设立办事处，引起中国坚决反对。

这些前共产主义阵营的小国，原本的外交重点放在抵御俄罗斯上，但随着中国影响力渐广，且中国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等国的亲善关系，以及对台港较强力的措施，都引起其曾被前苏联压迫的恐惧回忆。再加之中欧关系深化过程中，大国相对受益较多，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格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就抱怨“几乎没有”从“17+1”合作机制当中获益，因此各种情绪累积爆发后，便化成了对中国的非理性抗拒。

除了以上六个小国希望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另外的中欧四国（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本就因发展不均衡、欧盟难民政策和法制改革等议题与法德离心，其内部也对中国态度迥异，欧盟领导层无疑担心中国议题会成为欧盟内部的另一分裂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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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欧盟对华政策不仅面临历史和政治因素的挑战，正在产业升级的中国也势必会对欧盟现有的技术优势带来挑战，相关贸易摩擦并不会随《中欧投资协议》而解决。例如美欧在3月6日表示暂停双方因波音和空客补贴案爆发的“关税战”时，就强调会一齐处理“例如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带来的贸易扭曲行为和挑战”。欧盟委员会2月18日发表的新贸易政策中，也强调会加强防御不公平的贸易政策。

整体而言，若法德领导人希望在未来换届后，继任者不会过分偏离如今的对华路线，且欧盟内部不会因对华政策产生过大的分歧，就可能需要更积极地在内部游说，并趁在位之时进一步深化中欧合作。而对中国而言，也需要与法德一道，尽可能累积能支撑欧盟目前对华政策延续的政治土壤，且通过扩大经贸、协助抗疫、加强对话等化解中东欧国家的抗拒情绪，谨慎处理与欧盟的贸易摩擦而不使之外溢至政治领域。这样，中欧关系才能在风风雨雨中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