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信奉“戴高乐主义”的马克龙而言,一条更独立的欧盟外交之路一直是其“战略自主”构想的一环。马克龙坚信欧盟必须在国防、数字主权、科技创新等方面加强合作,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使欧盟能作为一股更独立于美国的力量行动并争取自身利益。循同一种思路,马克龙自然不会在中国问题上亦步亦趋跟随美国。他在2月4日于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答问环节就表示,团结起来对付中国是最容易产生冲突的局面,在他看来这样只会起到反作用。
在马克龙看来,中国在气候变暖等课题上是伙伴(partner),商业竞争上是对手(competitor),在印太和人权问题上则是系统性敌手(systematic rival)。而在最后一个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大做文章的层面,马克龙认为需要对中国施压的同时,也必须找到正确的方式与中国重新接触(re-engage),即像欧洲在中欧投资协议谈判期间,得到中国致力于国际劳工组织基本公约的承诺。我们可以预见,他今后会在分歧和争议事项上虽会与美国一道发声,但也会注重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策略,乃至发挥欧盟的独立外交角色,帮助中美调和矛盾。
另外,默克尔和马克龙也对美国仍然强势的民粹主义持警惕态度,两人都担心特朗普式的人物会再次掌管白宫,如果现时完全倒向拜登一边的话,则等于放弃了发展势头良好的中国,且未来可能又被美国领导人背叛。默克尔就曾在2019年形容德国在未来的地缘政治前景中十分“糟糕”,她似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柏林承担不起在中美之间站错边的代价,因此最好选择不站边。